[ZT]温州陷入严重经济危机

祖宗

温州整座城市被债务笼罩 当地官员惶惑经济形势

危机来了吗？

对于不少在高利贷崩盘、楼市腰斩、担保链危机中煎熬了两三年的温州人来说，危机已经不再是出版物上的名词，而是生活中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两年以来，由于担保贷款链上的其它企业接连出问题，精益电气作为互保的关联企业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资金持续紧张，陈已心力交瘁。在温州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绑着十几乃至几十家企业。

整座城市都被债务的愁云笼罩着。

自2011年9月，“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大白天下后，两年间跑路潮已平息，但危机在持续发酵。债务链条已从民间高利贷蔓延到了银行。2012年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担保链已经把温州拖向了另一个危机。至今，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企业卷入了互保链危机。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资质相对良好的企业。

这个流火的夏天，在有些人的感受中比最冷的冬天还冷。

夜幕降临，温州主城区能看到很多灯光疏落、入住率不足的小区，温州人巨大的财富就沉淀在这些没有生机的建筑物上。过去两年，房价普遍下跌了30%，部分腰斩，而下降的趋势至今没有扭转。

制造业元气大伤。只要到温州乐清黄华港看看那些成片废弃的船厂，到永强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的皮革厂、制鞋厂、钢管厂，你就明白，欣欣向荣只是这里的往事。

商业凋零。最繁华的主干道温州车站大道，曾经抢手的商铺现在供过于求，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强最繁华的罗东大街上，每10家店铺大约有3家关门或者转让，附近的几条小街上，关门的酒行、餐馆也随处可见。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连温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团也裁员20%，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夏日曾经熙熙人流、大排档满街的景象已不再。

2013年7月，1400对夫妇在温州民政局登记离婚，史上最高；温州法院的经济案件堆积如山，仅仅7月份就有2000多套登记拍卖的银行抵押房产。温州民间的信任度，也跌到了历史性的低谷。

如果说把温州正在发生的一切称之为经济危机，缺乏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性，那么至少它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2008年、2009年的东莞，也敲过这样的警钟。1/3的卖场关门，工厂订单锐减，人口从高峰的1400万锐减到1000万以下。由于国外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从2008年起大量企业迁出东莞，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一个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一个是世界工厂，温州和东莞都代表了经典的中国发展模式。它们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区域，也是最敏感的部位。它们相继遇到问题，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靠廉价劳动力、破坏环境和低端制造支撑的中国高速发展模式触到了天花板，转型升级已经开始。

如今，温州、东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现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所遭遇的惨烈阵痛，其与金融改革、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更让温州这个城市以及众多企业主的命运充满悲情。那些盛极一时的眼镜、打火机、造鞋品牌在一个个倒下，或陷入无法自拔，这些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遇的。

在温州，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板们向本刊记者痛陈经营惨状、指责银行冷血、抱怨政府无力，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运或许已经无法挽回。无论政府、企业主自己还是扭曲的金融生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错误。

改革开放30年后，东莞、温州所代表的“低端锁定”模式注定将退出主流舞台，而他们就是这场“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要面临的问题。高利贷、房地产泡沫和实业不振，在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神木、鄂尔多斯(7.09, 0.09, 1.29%)的高利贷已经崩盘，三四线城市没人住的“鬼城”频现。

本刊关注温州当下所经历的这场严重危机，探讨其来龙去脉，恰恰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制造业升级大趋势下，如何让一个制造业城市和那些紧紧附着其上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而不是任由资金从实业向高利贷、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流动，从而酿成更多的灾难。

“有时候想，温州如果这次真的败了，那就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黄发静说。温州的问题，从温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大环境去寻找。

恐惧

“什么时候是个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忆起这两年的经历，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心有余悸。“温州这些玩钱的人，10个里面能有1个跑出来就不错了。”在温州有一种说法，“老高(放高利贷的)80%破产”。在温州高利贷重灾区龙湾永强，一些富裕的村庄把全村的钱都交给二三个人去放高利贷，现在这些财富化为乌有，几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分(年利率72%)时，方培林已高度戒备，“6分利是崩盘的前兆。”3年前温州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贵阳、成都等地做讲座时，发现这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们一再强调防范风险，也许就是一天，也许就是一个小时，(对高利贷者)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军覆没。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在圈内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担保协会会长。在此之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已有6个被捕，他们都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今年可能还要死掉六七家，现在有业务的公司很少。”协会的一位秘书长说。

在温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炒房团”也几乎全军覆没。房价如果没有涨，对炒房团而言就是亏，因为很多人是借钱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经炒房赚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杠杆，死得就越快。”一位温州的开发商说。

债务不堪重负之后，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是首选。但一旦集中抛售出现，价格又会下跌。2011年秋季，温州房价开始暴跌。最具标志性的绿城广场，从9.5万元/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元。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等项目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除了这些明星楼盘外，普通的楼盘价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刚需的支撑下，温州的楼市似乎是稳住了。“很多人认为是触底了，但是现在感觉又要往下走。”上述开发商说，所有的人都想尽快回笼资金，以量换价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房子的供应还在增加。据一位接近温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温州法院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房产已经有1.8万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万平米，这已经是温州2到3年的新房供应量。这些注定要低价处置的房产，对温州的房价会产生可怕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底不知道，这个是最心慌的。”

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意味着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会下降。每次房价下跌对那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都是一场劫难。

然而，心里最没有底的还是像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这样被担保贷款链条困住的人。

精益集团曾是温州的十大电气企业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1年以来，精益的3家互保企业相继跑路或倒闭，它先是为互保企业代偿了3200万贷款，然后又被两家银行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原本承诺的1990万元贷款。

精益电气还面临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贷款是1.7亿，明年就是2亿，后年就2.5亿。这里面一个是利息，还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业，如果慢慢都出问题，那就越来越大了。”每一家担保企业的背后都有层层的担保圈。他甚至呼吁政府要尽快拿出一个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链上的资可抵债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分开，让资可抵债的这些企业先走出来。“如果现在能分开，我背1.7亿的债就是1.7亿，债务是确定的，那就还有希望。”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互保式担保贷款在江浙一带大行其道，企业在放大杠杆的同时，也将好企业和坏企业捆在了一起。复杂的互保链呈环状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会有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据说乐清的15个互保链浮不是独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温州市政府在处理担保链的问题上没有思路，行动不坚决。8月5日，在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开的协调会上，陈冬青和某银行行长发生了激烈争执，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结果。两年中，这样的协调会已经开了无数次。

“这么多精力浪费这上面，太不理智了。”陈冬青说，很多企业家在一起聊天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担保链重灾区乐清，就像一锅温度越来越高的水，里面挤满了青蛙。也有不少人趁着混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累累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回想起为互保企业代偿的3200万，陈冬青有悔意，“所谓的诚信就是犯傻，所谓的有担当就是要屈死。”

如果没有代偿，银行也许不会对精益抽贷。但银行也有抽贷的理由，替互保企业代偿之后，精益电气的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一些银行甚至劝精益的互保企业退出对它的担保，这样精益如果就此倒下，银行的风险可控制在最小范围。“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为什么讲诚信的人要更惨？”为了给企业腾挪资金，公司向股东一共借了1600多万，包括陈冬青自己的700多万。除此之外，精益还借了民间资金，这两年的利息高达上千万。他很不甘心的是，精益没有搞房地产投机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陈冬青一心想把企业从互保泥潭中拔出来，但也有不少人希望企业赶紧破产。

破产在温州曾是个很忌讳的词，尽管2012年以来它是很多人的希望所在。乐清一位阮姓企业家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这种说法在乐清很流行。他希望尽快破产，因为5亿怎么也还不起，破产之后还能重新开始。但他也有顾虑，在温州已破产的公司案例中，有不少人被判刑，因为企业的债务中常常有十分复杂的民间借贷关系，债权人超过25人通常会按非法集资处理。今年3、4月份曾经有100多家企业去抢破产的名额，当时正好有几个人被判了刑，于是许多人又开始找关系退出破产程序。

“不破产吧，债务这么大；破产吧，监狱滋味不好受；做企业吧，社会责任大，但是挑起来又太重。”很多人就在破产的门槛上跳上去又下来。在发稿之前，这位阮姓企业家的手机已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政府官员的心里也没有底。温州市经信委的一位处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太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拿到手的调查问卷也不太敢信，“因为企业也不相信我们”。对于温州的经济形势，他也很惶惑。“开始(民间)预测2012年中温州触底，接着说年底，再接着说2013年中，但现在还没见好转。”

导火线

“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国家的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银行贷来的钱，我没把它用在实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

随着一大批中坚企业在担保链上出险，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很多人认为2013年下半年温州的情况会更糟。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温州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道分水岭。政府4万亿相关刺激政策出台之后，表面上看温州的危机过去了，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

200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营销成了风景线。过去都是企业找银行贷款，这次，是银行找上门、求着企业贷款。当时奉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现实中变成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需要贷款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贷款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为了扩大放贷规模，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方式开始盛行。

过剩的资金像鸦片一样被企业吸食着。

乐清的阮姓企业家对本刊说，2009年之前，他公司的利润已经还不上银行1亿贷款的利息。但是政府扶持实业的政策下来后，他不但又贷款1亿元，还把两年的利息都贷了出来。“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他贷来的钱并没有用在企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实业不赚钱但可以成为做投机生意的融资平台，“2009年整个乐清的实业就是一个大的融资平台。”在三四线房地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江苏小县城的房子根本卖不动。现在回想起来，阮认为2009年，企业破产是个更好的选择。

银行的输血，只是拖延了温州危机爆发的时间。大量的钱进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比较高的领域甚至是高利贷领域。“可以说4万亿，产生的泛滥的钱，是温州危机的诱因。”黄发静说。

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GDP和贷款余额的比为1:1.9，远远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国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银行，记者采访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满腔怒火，“骗”字是他们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纠结的关系，而且由来已久。

“银行的利息是7厘，我们拿到手的成本没有低于一分。”上述阮姓企业家说。他的这个说法，记者在其它企业也得到印证。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我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他说，每逢这时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板到温州，借钱给温州人。“一般1000万3天的利息就是4.5万，2000万、3000万呢？”他说，企业小还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越大、贷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贷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业要在银行贷款2000万，常常需要1000万的存款放在银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实际上也是变相帮银行拉存款。

而银行与高利贷勾结，在温州也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企业借高利贷，是银行推荐的。”永强一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说，银行知道谁需要钱。贷款到期、新贷款下来之前，企业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有的时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银行那边给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他们都是骗你先还钱，本来承诺要再贷的，还了就不贷了。”

另一方面，优秀企业的发展并不会过度依赖银行。据统计，温州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5%到10%，这根本不够付银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经营不好，越需要钱，对银行的依赖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房地产调控层层加码，限购政策出台。银行开始收紧贷款，温州的债务问题出现苗头，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23号文件，成为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这个文件中有一个条款，通俗地讲就是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这直接导致企业厂房价值缩水，在银行的抵押贷款额度也减少。所有企业的资产都缩水了，危机瞬间爆发。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号文件，当时政府规定，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续贷。“很多企业多少有点违章的，而且就算没有违章，你这个章盖来盖去也要时间。”黄发静说，银行本来承诺一个星期放款，很多企业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结果一个星期没有下来，半个月也没有下来，拖上两三个月就麻木了。“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每个人都想成为食利者

是谁让民间借贷变成崩盘的高利贷？房地产。是谁抽走了实业的血？房地产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资本，但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有多大。也没有人说得清民间资本的损失到底有多少。

那么温州的这些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呢？

“一部分变成了库存，一部分变成了房产，还有一部分被挥霍掉了。”上述温州市经信委官员说。其中房产的比重最大。

2009年，温州房价开始飞涨。整个温州都沉浸在一种亢奋情绪中。

温州人对房地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偏爱。1990年代末，他们就开始在北京上海买房子，2001年之后温州太太炒房团闻名全国。上百人的企业1年赚的钱，还不如太太炒一套房子赚钱多。据温州商会统计，全国的每一个县，都有温州的开发商，温州本地就有5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从项目分布上看，温州的开发商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正是房地产过剩最严重的地方。在银行贷款极度宽松的情况下，实业企业大规模涉足房地产开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投机开始了。

房地产高杠杆率的特点，又使得短期过桥资金非常重要，民间借贷的需求飙升。

“温州高利贷肆虐，与大家进入房地产的热情成正比。”温州三角洲房地产策划公司总经理陈好说，民间高利贷2006年已大规模展开了，一开始是3分，到了2008年慢慢变成了4分、5分，2010年8分、1毛的价格都出现了。开发商之所以敢借高利贷，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房地产是暴利。

2009年，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项目，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00%的回报，这对利润不到10%的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09年底，这家公司联合250个中小企业主，以37亿的价格拍得了黄金地段置信广场项目。250多个股东大多来自眼镜、服装、人造革等行业。而这250多个股东的背后还有上千人的集资。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主联合体除置信广场外还同时拿了八九个项目，买地的费用高达80亿。这80亿大都是从实体经济转移来的钱。2010年，许多人都相信置信广场的价格要超过10万/平米。但是在2012年开盘时，置信广场的均价只有4万多，勉强高过楼面地价。

除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温州的大公司奥康、报喜鸟(6.14, 0.07, 1.15%)、人民电器等也都涉足地产。几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背后都可以看到实体企业。那时候，买到房子就赚了，钱借出去就赚了。“1000万借出去，一个月3分息就有30万，一年就有360万，你还做什么事情。”黄发静说，好像从来没人想过这么高的利息到底要从哪里能赚回来。整个温州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连老太太都知道把钱交给放高利贷的去赚钱，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盛行。最铺张和高调的人群之一就是放高利贷者，豪宅、豪车是他们的标配，去澳门赌博成为新时尚。本来他们以为花费的只是赚的利息，高利贷崩盘、本金拿不回时，他们才发现只是在挥霍自己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