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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痛扁五毛奴 于 2013-9-18 07:32 编辑
马英九的国民党以王金平“关说”为由，撤销其党籍，等于取消其不分区立委和立法院长职位，在政坛掀起轩然大波。
什么是“关说”，用中国国内人能懂的表达，就是“说情”。这个词比较传神，因为关键是个“情”字，就是人情世故，托朋友为哪件事说说话，通融一下。
台湾比任何社会都重“人情世故”，可谓有一种“说情文化”。因为台湾本岛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却有二千多万（是两个捷克），随便几个人聚会，就可能攀上关系：不是同学、老乡，就是远亲近邻等等。我在海外台湾人社团演讲时，对这点的感觉更强烈，因为这跟中国人之间有很大不同。我在美国已25年，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我没见到一个小学、中学或大学同学（只见过一个校友），也没见过一个我出生地的老乡。可台湾人却完全不同，很少有谁碰不到几个同学、老乡，或父辈同窗、亲戚等等！
台湾这种亲近的人际关系，就导致“说情文化”有历史、有市场；而且人们也不认为这有多大不好或不法，毕竟只是“说情”，对方领不领情（关说是否有效），那是另一回事。在台湾，大大小小的官员，哪个没有过某种程度的关说？普通人之间都经常发生的事情，更何况有点权势的人。
但即使有“说情文化”，即使官员们不同程度上都可能有过“说情”，马英九作为总统和执政党主席，要制约、清除这种“文化”，完全走“法治”之路，在理论上是没有错的。但问题是，如果马英九真有这样的认知和决心，他首先应该反省国民党的“关说”历史，更检讨他本人干预司法的“最大关说”行为。
在两蒋统治时期的台湾，连国民党要员都公开承认，“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不仅毫无法治，而且大案都是“国民党总裁”本人决定。像知名的“雷震案”（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蒋介石在司法审理之前就指示“雷之刑期不得低于十年”；即使普通案件，蒋介石也留下“枪毙可也”的批示。
但那个动不动就到蒋介石的大溪墓地痛哭失声、怀念“导师”的马英九，对这种以党代法的“顶级关说”的国民党历史，有过一丝一毫的反省吗？
马英九本人提出杜绝关说，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讽刺，因为他本人就跟蒋介石一样，大案都是“关说”到直接指示司法，甚至到明火执仗的程度。最典型一例是陈水扁案。任人皆知，该案初审被判无罪。马英九随即以总统身份，宴请司法院院长、副院长、法务部长、最高检察长等法界高层人士，指示司法“应符合人民的期待”。
这种毫无掩饰的践踏司法独立的“关说”之后，判陈水扁无罪的法官直接被废黜，换上了当年为马英九特别费案全力辩护、并最后判马无罪的法官。由此台湾演出“马英九粉丝”审判“马英九政敌”的司法丑剧，最后把陈水扁重判。
司法判案要“符合期待”这种法盲语言出自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之口，不仅丢死哈佛的脸，更让我严重质疑马英九学位中的水分。作为“职业学生”，马英九给国民党总部打小报告花的力气，肯定超过了写法学论文，因为他可绝不止一次说法盲的话——像“让陈水扁死得很难看”这类街道小痞子的语言，哪能和哈佛博士沾上边儿？说是一国总统说的，美国人会问，哪个总统？卡扎菲还是查韦斯？他们不都死了吗。不，是台湾的。噢，蒋介石还活着呵，他可真长寿，我们还以为台湾民主了呢。
这次“开铡王金平”，马英九故伎重演，事先以总统身份开记者会，强调必须处理王金平时，有5次提及符合人民的期待。又是“期待”！且不说蒋介石再次死里复活，而且哪来的“人民”？在此之前，整个台湾没有对王金平事件做民调。而马斩王一周后的民调，多达80%以上的“台湾人民”不赞成马英九的近期表现。
所以这个斩王事件，根本不是什么要杜绝“关说文化”，而是“马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权力斗争，铲除异己。王金平这件事要和马英九比的话，用个简单、恰当、准确的比喻就是：“强奸犯”来惩罚“调情者”（王金平的行为连“性骚扰”都达不到）。
之所以说王金平的行为是“调情”，因为他的“说情”起码从几个角度来说情有可原：一是他的台湾人背景。日本媒体在报道马英九“铡王”事件时特别强调，马是二战后到台湾的外省人，而王金平是二战前其父辈就在台湾生活的本地人后裔。这个台湾本地人背景，就使王金平更受这种“人情世故”文化的熏陶、影响；
二是王金平的性格和做派，更是“人情世故类型”的。他重情义、讲圆通、信奉与人为善、“口不出恶言”等。这既可以说是圆滑，也可以说是有人情味，或者说是一种乡愿。
三是立法院长的位置也导致他“圆通”。因国会是党派决战之地，作为院长，就要八面灵光，平衡各派，才能使议案通过。这个位置的人，尤其不能是泛蓝女将洪秀柱那种“红卫兵”，不能是“凶神恶煞、口出恶言”的好战泼妇。那种人当立法院长，台湾的国会就得上演“武行戏”——“棍子与拳头齐飞，骂声与杀声一色”。
其实就连老蒋时代，虽然国民党专制统治，但蒋介石还是启用文人气质很浓、圆通能力很强的张道藩做“立法院长”，以此来“安顿、安抚”各方，通过议案。蒋碧薇那本描述跟张道藩浪漫情史的《我与道藩》中曾写道，张道藩说过，做立法院长太累了，要八方应对，那些立委们是很棘手的。而蒋介石呢，即使后来知道有妻室的张道藩跟徐悲鸿前妻蒋碧微的婚外情，但还是让他继续做立法院长（一做九年），就是因为这个需要圆通的高位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四是王金平为柯建铭“说情”更是情有可原。王金平来自执政的多数党，作为立法院长，他需要跟“在野党”沟通，才能使议案过关。他跟在野党的“国会党鞭”不能弄得剑拔弩张，也需要通融关系。即使在民进党的陈水扁当总统时，王金平（当时也是立法院长）也能与之沟通合作，而非恶语相向。
柯建铭托王金平为其案子“说说话”，王于公于私（他的性格）都不大可能拒绝。而且柯的“背信案”实在不是大案，一审被判六个月（可易科罚金），二审被判无罪。在台湾，所谓易科罚金，就是可用钱抵刑期。柯建铭的案子允许易科罚金，最后检方上诉即使改判有罪，柯也不会坐牢，只是缴付一点钱而已，所以说不是什么大案。
而且此案已被判“无罪”，柯建铭只是希望检察官不要选择性办案（办绿不办蓝，或碰到绿营的就用尽司法手段打击）而故意上诉，折腾他。因为这种先例很多，据统计马英九上台后，多达14名绿营政务官被滥诉，其中12名最后被判无罪，2名的无罪正在最后定谳过程之中。像陈水扁政府时的国科委副主委、从美国回台湾帮助火箭发射成功的太空专家谢清志，就被蓝营检察官恶意控告，官司缠身多年（最后被判无罪）。那个检察官（后来是起诉陈水扁的检察官）就扬言，“检察官办案不一定要当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让他们得到教训。”这就是国民党天下的司法。
所以柯建铭的担心，不是没理由的。而王金平就此给法务部长和高检检察长打电话，强调立法院曾通过议案，要求检察官不要故意上诉，折腾当事人，而应依法办案。高检长把这个意见传递给具体办柯案的检察官，强调依法办理，如不需上诉，就不要为上诉而上诉。
所以，这个所谓的“关说案”，有很大的模糊空间，王金平可以说，他是为了国会议事顺利，而给了最大在野党总召这个“人情”（事实上也可能如此）。而这个“关说”如果成立的话，也是在柯案已被判无罪后发生的，只是请求不要“为上诉而上诉”。具体承办柯案的女检察官也说，她只是按法行事，没有上级要求、更无谁强迫她“不上诉”。所以这个“关说案”并不典型，甚至都不能成立。
我当然一点都不认同王金平的做法。之所以举出他“关说”的这些情理缘由，是想说，这件事儿如果在美国算个事情可以理解，而在总统马英九明火执仗地多次直接指示司法、“关说”满天飞的台湾，王金平这件事，居然成为轰动全岛、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甚至导致台湾宪政危机的大事！这里不是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太反常、太荒诞。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此事件一切都始发于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那里。
案发时，王金平去马来西亚参加女儿婚礼。王金平已从政32年，有广泛人脉，如果女儿婚礼在台湾举行，那送彩礼的恐怕得应接不暇，要挖花边新闻的娱乐媒体也会烦死人。所以王金平金蝉脱壳，把女儿婚礼安排到外国，而且是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岛，交通不便，且日期保密。
可他刚离开台湾，人还在飞机上，特侦组（随后马英九）就召开记者会，揭露、痛斥他涉“关说”，要他立即回国解释。马英九甚至说，王金平涉关说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马英九可真好意思、真有脸！
马英九和特侦组的要求简直不合情理到极点，王金平去参加女儿婚礼，他们是知道的，他人在飞机上，怎么“马上回国”？取消女儿婚礼？或者父亲缺席？这让做女儿的，还有女婿、亲家那边，以及那些参加婚礼的至亲至朋们，怎么办？情何以堪？让王金平这个做父亲的“脸面”往哪里放？
这个涉嫌关说案，根本不是什么必须马上处理的大案，需要这么紧急、绝情地处理吗？不能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情面，让他主持完女儿婚礼，回到台湾后再说吗？
像几天前南韩国会一个议员被捕，因他涉入反叛集团，阴谋炸毁发电厂等，由于事关国家安全，又非常紧急，法院才下令逮捕。即使这样，还要事先通过国会讨论，然后投票表决，多数同意了，才允许警方进入国会抓人。但王金平这个毫不紧急、更跟国家安全无关的案件，就被如此“惊天动地”地处理，马英九的举动是不是离谱到发疯了？
女儿婚嫁，在哪个国家，对做父母的都是大事一桩。尤其在台湾，有很多大龄未婚女青年，也许受女权主义影响，或者出于享受主义，或是其它原因所导致。所以有人说，像王金平那种年龄，有三件人生大事：父母离世、老伴走了、女儿婚嫁。王金平今年已72岁，他女儿的年龄也该不小了，能够出嫁，找到自己的心上人，对做父母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欣慰、开心时刻。
可这个婚礼，完全被马英九给毁了，虽然王金平坚持把婚礼办完，但那是在马英九隔海痛斥、国民党机器磨刀霍霍要“宰王”的气氛下进行的。王金平的女儿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婚礼，却被绝情绝义、心狠手毒的马主席搞得婚礼可能办成丧礼气氛（她父亲政治生涯的丧礼）。
马英九在电视上说，他是为了司法公正，为了国民党的清廉（国民党谈清廉，全世界的政党都笑了！）。国民党如果真是全世界头号清廉大党，等王金平办完女儿婚礼回台之后再“处理”他，就会沾污国民党的“清廉”美名了吗？这么个火急火燎，就已说明此案绝不是“清廉案”，而是跟马英九打陈水扁的案子一样，是政治案。（国民党从政党到官员，贪到手的资产九千亿，现在就楞是理直气壮地把陈水扁打成了全台湾最“罪大恶极”最“十恶不赦”最“令人痛恨”的大贪污犯，每个人都应该往他身上踩一脚。）台湾的问题，不是谁有罪，而是荒诞到令人无语！
现在台湾的评论，不分蓝绿都倾向认为，马英九所以力斩王金平，主要是因为马政府要跟中国签“两岸服贸协议”，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员，在立法院长位置上没有全力推动，所以要通过“换人”来保证这个议案通过。同时也一箭双雕，让北京方面高兴。
但这只是表面因素。因为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这个议案，完全没必要在王金平女儿婚礼期间用羞辱他的方式开记者会“未审先判”，而是等王回台后，给他放“关说”录音，然后让他选择：是帮助党在立法院通过“服贸协议”，还是这个关说录音被公开，导致他可能失去立法院长大位？以王金平的性格和党性，他一定会妥协，一定会卖老命也要把这个服贸协议在国会通过，因为这成了他的政治生命保卫战。
而从马英九这次斩王的过程来看，马的着眼点绝不是一个服贸协议，而是利用这个机会一劳永逸地把王金平干掉。
利用王金平出国主持女儿婚礼期间突然袭击，明显是马英九们谋划好的。因王这次出国是保密的，只有马等少数人知道（向总统请假五天）。所以马英九们乘王前脚出国，后脚就开记者会，指控王金平关说（王还在飞机上，无法在第一时间解释和反驳），由此舆论先定调/定罪。这一招儿是马英九打击政敌陈水扁的卓有成效的方法，所以这次再次使用。
马英九为什么一定要干掉王金平？从王金平回台后向国民党考纪会提交的声明落款“中国国民党永久党员”，以及过去几天数度强调对国民党的忠贞来看，王本人感觉到，或幕僚们分析到，马英九已怀疑他的忠诚度。
王金平认知到这一点，其实已太迟了，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作为台湾人的“原罪”，使国民党一直都会怀疑他的忠诚度。像同是本地人的吴敦义（现任副总统），绝无当选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候选人的可能，因为外省人不会信任他，如同他们不会信任王金平一样。吴敦义不管怎样谄媚“高级外省人”，甚至肉麻地吹捧马英九是“人间极品”（他品过？），但也就只能当个“副手”。
有个场面值得留意，这次马英九要开记者会宣布王金平“罪状”时，吴敦义曾劝阻，认为不妥。但马英九坚持己见，吴敦义退而求其次，说稿子用词过于激烈，但马英九根本不理睬，所以记者会上吴敦义的脸色很难看（他可能也担心，哪一天主子不悦，也让他死得很难看）。
那么王金平真的是不忠，甚至要谋反吗？根本不是！以王金平那种软柿子的个性，即使有条件，你让他“反”，他都不敢。王金平这种人，是以台湾人身份，靠投靠中国国民党，才获得立法院长的位置；如果在绿营，以他的能力，在地方选个立委恐怕都有困难。从王金平回台当晚宣读声明的画面也可看到，如果不拿稿子，他连把话说完整的能力都没有。离开国民党，他很可能啥都不是。这就像谢长廷，也是靠台湾人身份加民进党中常委，才得到北京“青睐”；因有统战台湾的价值，中共国台办才会跟谢长廷们在香港搞什么“论坛”。等谢的利用价值没有了，看共产党怎么白眼他。
但如果王金平根本没有“反意”，没有对国民党的不忠，为什么马英九们会怀疑他？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这叫做“吴三桂现象”。当年投靠了清军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虽然在满人皇帝面前比王金平在马英九面前还平和有礼、唯唯诺诺，但最后满清权贵们还是怀疑吴三桂有“二心”，毕竟你是外族，有王金平们那种“原罪”。吴三桂根本没有跟“高级满人”争夺大位之心，但最后还是以他对大清王朝“不忠”甚至“谋反”为由，把他除掉了。
所以天下的吴三桂，无论官至副总统的吴敦义，还是已七老八十的吴伯雄，更不要说红衫军时被马英九们利用了一把、然后就当作厕纸而扔进马桶的施明德们，哪个都会是类似的下场。什么吴三桂、吴四桂，“桂”到什么级别，最后都难逃王金平的命运。包括那个母亲是台湾人的中选会主委张博雅，虽然现在还有（帮马英九斩王金平的）“桂”冠，但这顶乌纱帽能戴到多久，大家走着瞧吧。
对台湾政坛的风波，无论日本《读卖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还是英国BBC的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明说或暗指，马英九在如此民调低迷（支持度11%）之际，还这样大张旗鼓地权力斗争，手法粗糙地干掉王金平，实令人不解。
据最新的台湾年代新闻的民调（9月15日），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已降到历史新低，只有9.2%，不到一成了。即使立场偏蓝的TVBS的民调（9月13日），马英九的支持度不仅跌至11%（不满意度68%），对撤销王金平的党籍，有55%的受访者不赞成。
1981年自美返台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至今，马英九已从政32年（跟王金平从政年头一样多），怎么可能这样不懂政治，近乎气急败坏、肆无忌惮地权力斗争，他以为自己是蒋介石了吗？
但即使是蒋介石，对待政敌都手下留情。例如对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蒋介石都没杀，一直供养。西安事变21年后，张学良首次见到蒋介石时，当蒋说到“西安之事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时，张学良在日记写道，他当时羞愧到不敢抬头看蒋。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就没有机会坐大。可想而知老蒋对这个“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的张少帅的愤恨之情、恼怒之意，但最后还是让张学良安享晚年。
而今天的马英九，从杀气腾腾地要陈水扁“死得很难看”，到今天小题大作怒“斩”王金平，都远达不到蒋介石那种胸怀。不仅完全不合政治常识、常理和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简直是一个政治门外汉，而且不少举动如同疯子。
台湾多位政论家指出，马英九已心理变态，寡人有疾。诺贝尔奖得主、前台湾中研院长李远哲日前受访时说，马英九总是“很多仇恨的脸色”。有些人分析评论如何从宪政体制上解决马英九的仇恨。但这也是不得要领，因为马英九得的不仅是“政治病”，而更是“精神疾病”。
如果请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来判断，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诊断：马英九的病，是由于长期“性压抑”而导致的“恨、烦躁、狠毒”，这很可能与他的同性恋心理有直接关系。
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探讨。在中国恢复大学考试之前，我曾经在中国八大精神病院之一的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见识过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对他们的诊断。来到美国后，20年前，因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做研究时的同事司马晋（James D. Seymour）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我对他和经由他介绍而结识的一些同性恋者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并阅读了相当一些书籍，然后写了长篇关于同性恋的专题分析报道，在北美发行量最大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整版（据该报的编者按，那是当时华文媒体对同性恋问题最早的分析报道）。此后我也一直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2010年曾在台湾政论家金恒炜主编的《当代》杂志发表一万多字的“金溥聪是马英九的同性恋伙伴吗？”的文章，研析马英九跟金溥聪（前国民党秘书长，现驻美代表）的关系。
有兴趣的朋友可在网络搜索到我那篇文章：“马英九跟金溥聪是同性恋伙伴吗？”，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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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3-9-18 06: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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