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拒绝去美国 称绝不做对祖国不利之事

有理由

　解说：1969年，埃及政府在释放关愚谦后提出要将他移交给第三国，首选是美国，但关愚谦却坚决拒绝了。

　　关愚谦：埃及人都很奇怪，美国要你去，决定让你去，为什么不去？我说不，我说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我出来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或者说我是叛徒，苏联人要我，美国也要我，如果我去了这两个中国的敌人国家，那我就说明是肯定是叛国了，不叛国也会要叛国，我绝对不能够对自己祖国做出不利的事情来。

　　解说：又等了五个月，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意关愚谦暂时滞留，38岁的关愚谦来到德国踏上了他展开后半生的土地。

　　关愚谦：德国给我的印象是我过去全是小说和书本的印象，盖世太保、法西斯、纳粹，是残忍、残酷，我总感觉对它很警惕，一到德国去以后第一印象，下飞机那个时候正好流行miniskirt（迷你裙），就是穿短裤衩的，女孩子半个屁股都露在外面，我一下飞机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子，在我们中国全是穿的制服，他们全是这样子。

　　记者：（中国）一身灰一身绿。

　　关愚谦：很新颖，觉得很有意思，一看大开眼界。来了一个德国人，他说关先生我是联合国的，我就马上警惕了，因为联合国那个时候就是“英美的走狗”嘛那时候，我说坏了，从一个陷井又掉入另外一个陷井了，说关先生，你要到这个明斯特去，这是火车票，我说你说什么，你不跟我一块去吗？他说我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一块去啊，我说没有人陪我去吗？他说没有啊，我心里想哎呦那我不是自由了嘛。

　　解说：在无人陪同和盯防的情况下，关愚谦一个人到达了目的地，他一辈子追求自由但自由真的来了他反倒一时无法适应，他先是受邀为德国的亚洲研究所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但对书对方却毫无政治倾向和语言风格上的要求，随后的几年，他在汉堡大学学习德语，后被聘为讲师，又娶了一位德国姑娘为妻，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关愚谦渐渐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也因为从不公开抨击共产中国，他甚至被部分台湾学者指为“红色间谍”。1976年9月，毛泽东的死讯传遍世界。

　　关愚谦：毛泽东死的那时候忽然之间我就哇我就大哭，后来我那个太太就问我说你不是不喜欢那毛泽东嘛，所以你才跑出来了嘛，我说你不知道，毛泽东的时代在我这一生当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整个就是被他卷进去了以后精神上受到影响，而且一直还很尊敬他崇拜他，那种就是好像打翻了醋坛子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记者：五味杂陈。

　　关愚谦：五味全在里面，我说我哭的不是毛泽东，我哭的是中国，他死了以后中国往何处去？

　　解说：1976年之后，中国向着关愚谦无法预知的方向驶去，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拨乱反正，1981年，逃离13年之后这位“叛国者”最终获准返回祖国。

　　关愚谦：那时我的心情那种矛盾啊，我说我回去以后他们要开一次斗争会把我斗一顿，把我骂一通，结果火车逐渐逐渐就进入了北京车站，我就把那窗子往上拉一看，有人看到愚谦，举起了森林一般的手，把我虾一跳，竟然来了几十个人都欢迎我，你想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愉快，家人全部接受你，我这跑出去了以后他们没有那么谴责你。

　　解说：回国之后，关愚谦才了解到自己当初的叛逃给家人带来了怎样的苦果，最深爱的母亲晚年一直承受痛苦，已于两年前病逝，哥哥和前妻牵连获罪，入狱六年，所幸父亲劫后余生，儿子也长大成人，1981年后，关愚谦往返两地致力于中德文化的交流，也不断著述讲座，以个人作为历史的见证，2001年关愚谦的自传《浪》出版，作家王蒙为之作序。

　　记者：你有没有为当初的那个选择后悔过？

　　关愚谦：当然，一直忏悔，关愚谦是忏悔，对祖国的爱，他的底线保护了他自己，这是王蒙给我写的书的序，我忏悔主要是什么，对母亲的忏悔，对家人的忏悔，对祖国的忏悔。

　　解说：2012年，81岁的关愚谦又回到上海，这里有他的少年记忆，故交亲人，如今的上海已是高楼的森林，所幸关愚谦儿时居住的弄堂还基本保持原样。他说我精神的根就在上海，12岁时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的宏人堂掌柜岳五爷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没收资产，百年中药老铺也早已化为烟尘，但七十年间这把小提琴关愚谦还一直留在身边，经过历史的风雨和烈火，它就像一份不死的优雅静静地遗存了下来。

有理由

关愚谦的成长背景
　　1931年2月生于广州凤凰村，父亲关锡斌当时在岭南大学任教。自他三岁牙牙学语直到八岁刚刚懂事，就已饱尝了逃难和炮火的滋味。 　　幼时随母亲离开广州，先到北平（北京），1937年发生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全家又随母亲由北平辗转到上海定居。从那时起，他于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已经对“丧家之辱，亡国之恨”有着深切感受。 　　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并不富裕，但他的母亲言忠芸（孔子弟子言堰之后裔），出身书香子弟，对子女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使他和他的哥哥姐姐都获得良好的教育。
读书就业
　　中学就读于当时的上海教会学校圣芳济中学。1945年下半年转入了上海市西中学（原为汉壁礼西童公学）。当时，日本刚刚投降，国共又发生内战。1949年初，他高中毕业时，正值腐败的蒋介石国军队节节败退，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他被接到新中国外交部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英文，后转为俄文。 　　1953年，由于国家的需要，他提前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做中央领导人和苏联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俄文翻译。曾为中央领导人陈云、邓小平、薄一波做过翻译。业余时间，他还翻译了数本俄国的经济专业书和俄国文学著作。
青海改造
　　1956年，全国展开整风运动，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因性格直率，直话直说，到了1957年，受到轮番批评，最后政治上被定性为中右分子。 　　1958年“充军”青海西宁进行“脱胎换骨”改造，被分配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创办的《青海画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好景不长，1959年夏，中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被翻旧账，再次被送到更加偏远的荒山僻岭——湟源县日月山山顶劳动。1960年春回到西宁，受聘于《青海日报》做记者。 　　1961年夏，由于三年“灾荒”青海粮食紧缺，青海省委抽调他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青海湖去捕鱼，直挨到1962年初，终于带着半身浮肿的身躯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一波三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关愚谦先生再次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浪潮，成为斗争对象。他忍无可忍，于1968年初，假借日本朋友西园寺一晃身份，拿走他的护照，冒死逃离祖国，来到埃及境内。埃及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把他投入最可怕的英国殖民者所造的开罗监狱，长达一年多之久。1969年，他拒绝前往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离开埃及监狱，飞往联邦德国。
新的生命
　　1969年春，初到德国，关愚谦先生很快应汉堡亚洲研究所邀请，到汉堡撰写了《中国十八年变迁》一书，并结识了德国国立汉堡大学刘茂才教授。此时的关愚谦先生，遗憾自己在国内由于种种政治运动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他立志向学，在刘茂才教授的帮助下，进入汉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被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受聘为临时讲师，并结识了才貌双全的德国姑娘——海佩春小姐。 　　1972年11月，关愚谦先生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并在该系师生的坚决要求下，被汉堡大学聘为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正式讲师。此后，关愚谦先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1977年暑假，关愚谦先生三喜临门：取得了博士学位；获得了汉堡大学高级讲师终身教职；和大学生海佩春小姐在大学俱乐部举行结婚典礼。成为汉堡大学东方学部师生的一件大喜事。 　　1985年，四川外语学院聘请他为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1988年和1998年受聘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聘请他为国际问题研究顾问；1998年，德国教育部高教处应汉堡大学申请，授予关愚谦博士教授头衔；2011年，安徽合肥学院（前身为安徽联合大学）聘请他为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