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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行：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1)
回应"新民主主义者"陈明忠先生
在《思想》杂志第９期，陈明忠先生以〈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为题接受访谈，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他在各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7/45664...) 同样作为一个台湾人与左派，我读了之后感到深沈的失望。我认为，陈先生的许多关键立场，既不左、也不统，不但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原则，甚至在中国 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也站不住脚。相较于陈先生个人在蒋家政权下为了左翼理念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如果最终的立场走到了〈左统之路〉中之所述，毋宁是令人 悲痛的。
我这一代台湾左派与许多社会运动者的思想发展，深刻地受惠于陈明忠先生的奉献。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 力，从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８０年代远为安全的 环境中决定投身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
陈先生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后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中并非例外。影响大者如为陈先生所尊崇的邓小平及其同侪，坚苦卓绝者如近年来终于出版 回忆录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他们都曾经在世纪前半到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所高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大纛下毫不动摇地坚决奋斗，最终却纷纷在 思想与实践上放弃甚至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信念。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样清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认为，陈先生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毛派在１９７０年代末之前的 政治实践，非但不是"落伍"、"教条"、"错误"，反而是１９１７年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固然这个高潮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如 果没有珍视这段宝贵的遗产，并批判地继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百余年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所累积的经验，我们就只能虚弱地凭空思考反抗当代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的可能性。
因此，不同于陈明忠先生，我仍然愿意称自己为"毛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新民主主义"者。
当然，作为曾经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的一个政治运动，"毛派"这个帽子包罗万象，甚至许多怪诞宗派、一些干尽坏事的组织、和许多贪官奸商都可 能曾经或依旧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我认为，今天的"毛派"，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几个标志性的主张：肯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历 史成就、反对１９７８年中共１１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导路线、反对１９８１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
我如何成为台湾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如何让我愿意以这样的立场思考问题，否则，自称为某派往往仅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只应属 于道场圣坛，不该拿来谈政治。而且，坦白说，在上世纪末以来所流行于欧美及海峡两岸的暧昧模糊、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不像陈先生那样）与中国革命 史素无渊源的，台湾长大、住过美国的４０几岁的人，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数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错愕、甚至是令人发噱的。
在台湾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东部小镇闽南人中产阶级家庭，除了向来暴戾威权的学校教育之外，个人生活中称不上受过什么委屈。但是族群之间不甚遮掩的 歧视、隔壁家住泥地竹管厝的佃农过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压榨到甚至尸骨无存、参与地方选举的家族朋友因得罪县党部主委而被罗织为"匪 谍"送绿岛等等，周遭人们受到的种种压迫还是逃不过孩子的眼光的。
１９７０年代末我堂哥大学毕业回乡教书，他书房中的李敖、柏杨、陈映真、乃至《夏潮》杂志及《美丽岛》杂志等等成为我的宝藏。我总会把每一 期杂志反反复覆地读。当时，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鲜活生猛、那么有力地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然，这些令人兴奋的思想收获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囝仔人 有耳无嘴"是当时几乎所有台湾家庭的教育重点。而且，由于我学校考试成绩尚可，师长们的所有压力都会规训我这种"好学生"：想要做什么，上了大学再说。
作为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好学生"，我国、高中时代就被要求读些救国团指定的课外读物，张爱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学是必读，陈若曦及其 他「反共义士」的伤痕文学也是。对我来说，读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状」一样，不过是生活中必须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明忠先生当时会受 到「伤痕文学」这么大的冲击。仅仅是因为那些作者们宣称身历其境吗？
离开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学之后，我当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时代想做的事。偷偷地与书店老板在柜台下买被禁的鲁迅、巴金、江南的《蒋经国 传》、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等等；参加社团热烈地跟人辩论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玛斯与海耶克；半夜溜出宿舍到城里某暗巷陋室帮党外候选人作海报传单，等 等。
民进党成立前后的当时，甚至在现在的"台独圣地"台南市，反对运动的统独倾向其实都颇为暧昧。"台湾意识"强烈是绝无问题的，到底是我们这 个选区选出的立法委员朱高正第一个在立法院用闽南语发言、第一个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个因为国民党的终身立委大喊听不懂而骂三字经。但是竞选服务处放的录 像带，除了绿色小组等拍摄的各地抗争纪实之外，也包括１９８４年邓小平的大阅兵，而且老少支持者们都看得啧啧称奇，直说比起国民党的阅兵好看多了。朱高正 本人，数年后也成为统派。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党外支持者当时的心态多半是：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比较清楚地主张台湾独立的，在当时大概只有已通过"新而独立的国家"宣言的长老教会。但是当时在成大的我们这群学运学生，对长老会是有很大 的好感的。长老会的台南神学院，是唯一学生骂国民党不用关起门来躲特务、教官、职业学生的校园。用闽南语作为教学语言，也使得从小被禁止说母语的我们觉得 耳目一新。非常自然地，我当时对台湾独立的好感逐渐形成。
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理想中真正的台湾独立没什么好反对的。国族之为物，包括"中华民族"，本来就与所有的历史产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如 果独立的台湾国当真是一个虽小但内部自由平等、对外免于强权倾压的共和国，有何不可？但是支持或反对纯粹的概念只有思辩的趣味，没有现实意义。现实中存在 的台独运动才是值得讨论的。而我是在１９８０年代参与见证的历次反国民党抗争中，彻底对逐渐主导了民进党的台独运动失望。
台独希望依靠美国武力对抗中国，几乎是完全继承蒋家政权的冷战位置──现在虽已非常清晰，我当时还不清楚。这种"独立"，当然仅仅是把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附庸地位换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抗争现场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当真出现了独立的台湾，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绝不属于"全体国民"，而仅仅是大资产阶级与为 其服务的律师等人的政权，因为即使在执政的可能性还远在天边的８０年代，民进党内的许多政治明星们就习惯驱策支持群众当冲突时的火牛阵，以便为他们造势好 当选，以便让他们有筹码与国民党折冲。而成千上万收入微薄却踊跃捐输、面对棍棒盾牌还奋勇向前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幸运的能跟明星们握个手，不幸的被打被抓 被关，还要被游行总指挥骂成破坏他们"和平理性"的活动的暴民。此外，当我跟着一些基层群众起来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民进党 政客，用"咱平平都是台湾人"的理由，来劝我们拿钱收兵，让他去"乔"个价码出来。这些一再出现的现象，都预示了２１世纪我们看到陈水扁。也让我对全称式 的"我们ＸＸ人"的国族主义口号从此反感。
当时像我一样不满民进党当权派的学生，比较愿意称自己的主张为"人民民主"，愿意参与草根的社会运动，而厌恶政治明星们的选举民主。而在我 们参与的环保抗争、工运与农运等基层抗争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湾环境与劳动者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牙刷主义"[１]，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外 销导向的台湾经济必然的后果。台湾的工人与小老板们勒紧肚皮、拼死拼活地赶工生产，工厂与养猪场毫无顾忌地毒害乡土与邻居，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需要， 而是为了廉价外销到美国市场。这些怵目惊心的景象，使得我们在有机会拿到马克思的著作时，就饥渴地狼吞虎咽，因为里头说的绝不只是１９世纪中的欧洲，而是 我们眼下的台湾。
８０年代时我这派的青年，或许还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体系与政治路线，而只是必较广泛地具有左翼倾向，在许多关节上，例如崇拜群众自发性的 风气，或许更接近反菁英的民粹主义或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确定我现在的政治观点，是到了美国之后，透过了解美国社会、认识许多大陆 朋友、以及参加无数的政治辩论之后的事了。
在美国
很幸运地，我的留学经验与大部分台湾人不太一样，没关在房里苦读，也没仅仅在湖光山色的大学城里体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我申请到学校的地方一概是破败的工业城，而透过很多前辈与朋友的帮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参与体会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
如果要评比那个地方最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的腐朽，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市──底特律──绝对会荣登榜首。
我总是喜欢带着外来客畅游底特律，跟他们说些我知道的城里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导游"任务，是带着北京清华大学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 专业的访问学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迟早是会崩溃的；可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他可是赞不绝口。他认为中国应该 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生产关系，但是也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我从他住的那个风光明媚的大学城载他上车之后，就不断地就"物质文明"这回事跟他拌嘴。我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分开来看的，到了那儿你 就知道，最高度的生产力是会跟最悲惨的生活状况同时存在的。可他说你看看这公路修得多好，这两旁森林保存得多赏心悦目，资本主义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再怎么 说，美国人在物质上过得还是比中国好嘛，这是客观事实嘛。
到了底特律，天色已经漆黑了。我们下了交流道走上了贯穿全城最大的伍德沃大道，一路往北走。路面坑坑洞洞的，两旁水银灯坏的倒是不多。走了 一两英里，我的大陆朋友问我，这路灯后面怎么都没房子店家？我这才想到，应该走外线道让他看看。一靠过去就看清楚了，几乎所有的商店建筑都荒废了，门窗用 木板钉死，被无聊青少年涂鸦得更显阴郁。这景象绵延着过了一里又一里。我尽责地说，："看左边那高楼，那就是通用汽车的总部"。可他眼睛死盯着路灯后的废 墟，抿着嘴巴，全不搭理我。
那一年，是现在美国自由派怀念的柯林顿时期的高成长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让日本对美国的竞争不再气势汹汹。从各方面来看，"世界汽 车之都"的底特律都应该繁荣兴旺的，而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生意也确实不差。可是底特律居民，除了有工会保障的全职工人之外，过的日子之苦，是我在台湾从未见 过的。我的大陆朋友恐怕也无从想象。 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所供膳 宿的学校给穷人家子弟。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 所供膳宿的学校给穷人家子弟。必须要供膳宿，是因为，在他们每天值勤中一再见到，黑人小区里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形极为严重，而父母多半得兼两个甚至三个差 事，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关于美国的贫穷和饥饿问题，我不知跟多少留学生辩过。没几个人相信美国有人挨饿，因为他们的生活圈中只见到过体重过重的，没看过营养不良的 美国人。但是即使美国每年都必须对外霸道地推销他们的剩余粮食，国内的饥饿问题从没解决过。２００６年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确实清楚明白地指出当年美国的饥饿 人口高达８５５０万人！而这仅仅是美国一国的状况，要公允地评估的话，必须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则全球持续维持十几亿的饥饿人口，与欧 美日垄断企业的生意兴旺，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就是资本主义。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比起我生长的台湾甚至还更为怵目惊心。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即使以全球２％的人口消费了全球４０％的能源 以及绝大部分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工出口工业的廉价消费品，即使长期以来维持着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依旧无法喂饱将近十分之一的国 内人口。这种发展，怎么会是任何自称左翼的人认为是应当追求的？
我可以理解１９８０年代的大陆人或许因为没见识过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而有类似"中体西用"那样认为可以只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却拒斥其他面向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我无法理解与我同样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先生怎么会有同样的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我或许比刚出国的大陆朋友知道得多。关于"实存社会主义"，可就得靠他们教育我了。而我从他们得到的讯息，与陈明忠先生的印象差距颇大。
就说文革这回事吧。跟我同辈的，文革后才上大学的，多半跟大多数台湾学生没什么两样。老师说啥他读啥，其他"课外"之事一概不管，只盼着高 分毕业找个高薪工作。而年纪大点的，经历过文革的同学，则精彩丰富得多，每个人都有种种兴趣嗜好。谈起文革时上山下乡，固然有人悲愤不已，觉得误了自己的 前程。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近年来我结识的一些大陆学界朋友，谈起当年插队的那个村，也常常语气亲热得像谈自己家乡。这些 各式各样的文革回忆，我相信作为统派的陈先生结识的大陆朋友不会比我少，应该也听过，但怎么就选择只相信"十年浩劫"说呢？
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学，跟我说过文革期间当工人的经历。他是个个性温和的人，可是当工人时也贴过大字报批评厂领导，因为他跟另一个同事 觉得生产流程安排得不对劲。他说："当时的社会气氛就会让我们这些年轻工人觉得厂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出了差错当然要纠正嘛。"他那份大字报最终没什 么效果，还被领导报复了一下，但是他总觉得这辈子没这么有尊严过。他后来被美商公司聘为工程师回大陆到合资企业做事，放假回美国时，跟我说他沮丧得不得 了，因为现在的工人全没有"主人公心态"，完全一副来打工的态度，"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进步"」可我说他们恐怕真的只是来打工的，不是什么主人公。
"主人公心态"这回事的确是中国大陆才有的概念，我认识的东德与俄国出身的朋友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说法。我曾听一个朋友讲过８０年代早期她 结识的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故事。她到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了几天，有点心得。有一天下工时，就很自然地跟老板说："我觉得咱们的工作流程有些问题，大伙开个会 商量商量吧？"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当然可以想象老板是什么反应，但是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跟我那位朋友说，从老板那一副"你疯了是吗"的表情，她才第一 次体会到从小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怎么回事。
有趣也很讽刺的是，我在商学院修课的时候，９０年代美国的企管系在" 丰田式管理"的风潮下，几乎每一门课都在强调以前靠的物质刺激是没有用 的，重要的是如何激励员工，让他们"感觉到对公司有所有权"，好让员工主动发挥首创精神──换句话说，把他们哄得产生了"主人公心态"，即使企业清楚明白 地绝对不是员工的。崔之元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在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 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惜他忘了提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主人公心态"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在利润属于老板，工人随时可以被解雇的资本主义企业中， 那可纯粹是戏法。
即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就是六四学运学生这一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人，也未必都相信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个官方说法。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到美国的北大学生。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满嘴马列毛到有点教条的地步了。 我当然对他思想转变的历程很好奇。他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８０年代读中学时，大家都把马列毛当屁话，只是得背起来应付考是的科目。上 了大学，自由主义当然是最引人入胜的、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看到的当时中国的一切不公不义、用来打造内心的乌托邦的思想。一直到他进了监狱，才看到他从来 不知道的事：牢里的政治犯，绝大部分不是像他这样的自由派，而是文革时的造反派，从７０年代末被抓，一直被关到９０年代还没出来。而外界，至少他自己，完 全没听过有这群人。是跟这些这些狱友的辩论与学习，让他决定成为左派，因而卯起全力来生吞活剥以前不屑一顾的马列毛，如饥似渴地探寻他上学之后，师长们就 绝口不提、学校的中国现代史也一概不教的毛泽东时代的事。
除了大陆朋友之外，我还尽量找机会跟美国本地的左派或社运人士接触、合作、辩论。最愿意跟我辩论的是各个托洛茨基派的党派成员，其他如无政 府主义或属灵倾向的运动人士，则多半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对历史与理论问题没兴趣。托派光在纽约地区就有超过三、四十个互相对立的组织与政党，他们 的主张五花八门，有些对毛有好感，觉得毛是个不自觉的托派；有些认为毛和斯大林没什么两样，从１９２０年代开始就背叛革命；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古怪的，认 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个进步，会把所有的农民变成工人，而据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在与这些门派的辩论之中， 我愈来愈发现，毛泽东版本的马列主义，确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清晰、最有解释力、也最贴近现实、可以用来思考方方面面的实际运动问题的一套。
就这样，甚至还没到过中国大陆，我就成了个思想与感情上的毛派。而之后有机会到大陆各处看、四处找人谈，益发让我相信，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而陈明忠先生所赞赏的邓小平路线，非但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而且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陈明忠的"左统"主张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片面与感性经验，如何让我产生与陈明忠先生大不相同的观点，以铺陈这些在台湾也属于极少数派主张出现的脉络。我现在想开始正面响应陈明忠先生的"左统"主张中，我认为极为错误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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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7-30 15: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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