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零零九 知其不可而为之

定远

二零零九年已经过去了。无论悲也好，喜也好，日历都翻过了那一本，而我也在这钟声响过的时刻，泡上一杯清茶，静静地回顾自已走过的三百六十五个昼夜。

年初的境况很顺利。有一份长期合同，租到一个安逸的住处，也有一些积蓄。如果就这样下去，说不定今年我的计划里，会考虑买一个小小的公寓，或者有别的安排也不定，生活在那时真是很美好。

然而我还在等一个电话，等一句话：定远，回家。

我的希望终于没有落空。过完生日后，便收到消息，于是打点好行装，辞掉工作，退掉房子，汇出积蓄，把行李收拾打包，回到半个地球外的中国。无论我在何处，无论我身处何境，都不会忘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片东海，有一个小岛，有我不能放弃的承诺。

于是从北京北上去大连，再从大连准备南下。大连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出发点，但却没有办法：因为或明或暗的那些原因，找不到别的船，至于沿途几千里海程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临行前的那一天，面对未知的远航，我和兄弟们轻轻唱着那首熟悉的保钓之歌：
当那海面 泛起了波涛  还有座思念的岛礁
在那风雨之中飘摇  让我不能忘掉


预想中的航行终于未能开始，那天晚上，一群便衣包围了我们。“你们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反宪法，但我们必须要带走你们。”

于是一齐被抓走，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夜讯问。对警察们来说，主权或领土并不是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领导的脸色。这个国家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高楼大厦，也有富余的实力去监听、监控我们这些小人物，而且还要学封建社会里诛连九族的手段，一面欺骗抓捕，一面威胁别人的父母家人。

一夜审讯后，被逼着掏钱买了一张机票，由警察押回了南昌的老家。在机场看到六个警察包围的父亲，我没法不对他们的警徽感到深深的厌恶，我们在钓鱼岛的旗帜也有五颗红星，然而却被他们玷污了。

在南昌的日子很不太平。警察们很是关心我的行踪，因为在五月份还有香港的出海行动，他们不希望任何人从大陆出发去香港，当然，这样做是否正确或合法他们是不管的，他们只知道，这是领导的意思。在中国，宪法和法律有时就是一张废纸，用大连警察的话讲，领导叫你有什么权利，你才配有什么权利。

终于还是顶着压力去了香港。走过罗湖那条分界线时，心里一阵紧缩：迈过这条线，也许就再也不能回大陆了。

在香港的境遇加倍不顺利。行动会拒绝了中联办的劝阻，也拒绝了他们不怀好意的经费暗示，对我们来说，私底下拿出海的机会换钱，是比当汉奸更加侮辱的行为；作为回报，香港特区政府忠实地执行了领导的决定，强行扣留了保钓船。先后几次出发，我们都无法开出港口，海事处对权力的玩弄已经不要脸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忍不住质疑他们，得到的回复是特区的高级督察把手插进嘴里擦牙。

日尚非敌，有汉成奸。

香港的出海不顺利，台湾也很无奈，由马英九的总统府下令禁止出航，实际上两岸政府已经默契地联手封杀了民间的行动。国共明争暗斗几十年，难得有意见统一的机会，没想到居然是在封杀保钓的场合，倒是符合当初“借保钓促统”的设想，也算是国人对内斗争的成功案例。在香港看到特首于立法会上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想起曾老板这么大一把年纪，为了权势在立法会当众表演脑残，那姿势一定标致极了。

突然记得《大宅门》里老三白颖宇的话：只要有了钱，干什么都行，但就有一样不能干，就是不能当汉奸。特首和高级督察们都很忙，自然是不会看这部电视的，看了，只怕也不懂这句话，所以才能投入得如此妩媚。

从香港警察局里出来，无处可去，只好回家，唯一庆幸的是，幕后不知名的领导没有斩尽杀绝，我还是回到了大陆，于是给家人洗衣、买菜、煮饭。警察们对我的行踪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怀，而我也一如既往地淡漠以待，唯一的新消息，是南京的女友有了新欢。

生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个地方，怕不是我子夜梦回的家乡了。


到了离开的日子，我顺路去了趟天津的母校。十六年前，十五岁的我满脸稚气地踏进大学殿堂，在那里学会知识与思索，学习做人的道义风骨，也在那里学到远方还有一座钓鱼岛，有甲午留下来的伤痛与悲哀。一晃这些年过去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走在校道上，寻找着从前的影子，不肯离开。

从前的宿舍已经成了女生楼，我找管理的阿姨商量，允许我进去看一眼，拍几张照片。走进熟悉的楼道与房间，我用相机记录从前不更事岁月的痕迹，仿佛他们又回到了身边。

L哥，你那张床还在，只是下铺老K的地方换成了一个柜子；哈哥，再也看不到你爬到上铺的样子，家里现在还好吗？老Q，从前我们的交情最好，考执照时还一块吃过饭，你在那边有了房子和女儿，生活应该惬意吧…大家一块打游戏的感觉真好，可惜那年一散，再没一块吃过饭，也没打过牌了。看到你们都成家立室，真不希望你们知道我四处飘泊的样子，什么时候还有机会，一块打趟开水呢？
…

十几年前的四川餐厅，位置已经换到了一个小角落，可是味道还是很正宗，在母校的每一刻，我都感觉自已生活在从前的梦里，不想走出大门面对新的生活。从前的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面对十几年后的师弟师妹，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他们，有很多经验想和他们谈，最后却只凝成一句简单的话：社会复杂，多加留意。

再美好的时光也会结束，我终于还是坐上了温哥华的班机，开始了温飘的新历程。联系的新工作大概是九月份开始，我于是安心在温哥华等了两个月，然而九月开始了，却没有得到消息，打电话去问，是有变化要等一下。

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航空开始了不景气的时代，从九月等到十月底，终于相信这种等候不会有结果，只好开始了找工作的新历程。很不幸的是，在我不需要工作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些OFFER，但当我真的需要重新开始时，机会却远离我而去。

人是强不过形势的，只能一面发简历，一面找些临时工作，渡过这段无奈的时光。从三月份到现在，一直都在漂泊，一直都冲在前方，去年北极的辛劳和今年的积累，渐然消耗殆尽，我于是黯然。

二零零九年是不幸的一年。我辞去了工作，失掉了感情，耗尽了积蓄，换来两次不成功的出海和警察们的跟踪与记录，在旁人眼里，这种事情实在是很傻很天真，我也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已：倘使时光能退回一年前，一切都重归于未知，我是否会毁弃对战友的诺言，去追求在温哥华的平静生活？

有国千里赴难，万钟于我何加。


回到温哥华的日子里，同朋友们多了相处的时间，突然发现自已远离尘世许久，已经渐然同大家脱节。大家在一起时，喜欢谈的是电影、时尚、游戏、流行歌曲、八卦娱乐、小电器的新功能，而我却只能微笑着坐在一旁。这些年来，经历过四十多度的热带，也在零下五十多度的寒区坚持过，同暴风骇浪拼过，抗争过全副武装的炮舰，也承受过背后的造谣与中伤，心中渐渐充满刻痕与回忆。我早已习惯战士的生活，对生活的要求都是最低最淡泊，所用无非最普通、最实用的器具，从来不考虑过品牌之类，也没有把心思放在衣服、发型一类装饰上，不喝酒抽烟，不会搭讪，也不会跳舞唱K。在我眼里，倘使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那么狂欢无非是一群人的孤单。我努力把自已的生活变得直接而明确，好让自已没有牵挂，冲锋陷阵，一无往前，希望人生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结果却发现，到头来自已的人生仿佛被漂白过一般，失掉了别人都有的色彩。

这个世界很多彩，但却无法理解这些不同的颜色。或许世界是不同搭配的衣服、背包、鞋子、汽车，维多利亚秘密中的身材，甚至一件俗然的用具，只要挂上限量两个字，就能引来无数人如痴如狂；我也清楚地看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世界仅仅是眼前能不能找到一口饭，有就能活下去，没有就要饿死在街头。在南昌亲见农民工翻吃垃圾箱里剩的盒饭，我不知道路边拾垃圾的老太现在是否有过冬的寒衣与食粮，这样的社会对大多数中低层的老百姓几乎是关上大门的绝望，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坐看领导们的高瞻远瞩。倘使这样的情形不能改变，无论大街上有多少名贵跑车，也无论每年有多少军舰战机服役，怕都不足为喜的。

这些年里，我都相信两句话：以天下为已任，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我眼里，这是中国士人的道统与风骨，如于谦，如杨涟，如林则徐，如鲁迅先生，如李锐，如胡风，也常想起当年明月说过的话：
“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我曾经很相信这些道理，然而这些天里，对自已伤害最大的，不是警察的蛮横，也不是工作的失利，正是信念的挫折。一直要求自已行事方正周全、不要做错事情，到现在却发现，生活实实在在地同自已开了一个玩笑。维护主权或历史本是好事，但对我们最忌惮和恐慌的却不是日本，反而是一贯受害的中国；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也希望认认真真地有一个家，有自已的生活，结果却一直孤单飘泊，讷然不知所谓；在感情上认真，结果却被人骗得一败涂地，伤痕累累。多少的日子里，我追索历史，探求未来，想透过重重迷雾，寻求世间的奥义，最终愕然发现自已已然同现实脱节，行于闹市间而空然不见人影，就象天文学家一心观察数万光年外的星座运转，却在原野迷失了方向一般。有时我也不知道，自已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但西狩获麟，微言遽绝，这样的孤独已渐化为渗入骨髓的痛苦，绝不是身边没有伴侣那样简单。

然而我仍想努力，希望尽量做些什么，不为钱，不为女色，也不想权势和名声，只希望能努力达到心中的目标。几年前的我，或许还会大声喊着口号，激励自已和战友，而现在早已学会沉默，安静而纯粹地活着，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不需要叫喊，也不需要鼓励，有如沉默的舰队，只是这样的路每走深一步，便感到孤独的痛苦有如毒牙一般，啮得更深一分。我厌恶孤独，它却陪伴我一生，不知道是上苍想磨炼我的决心和意志，还是我的人生之路已然无处可遁，只能任它成为自已的一部分，再也无法摆脱。我不喜欢孤独，但伴随我最多、最久的，却偏偏是深入骨髓的那种寂然。拥有这份孤独的人富贵亦清贫，在世如出家，注定要流浪奔波，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掩饰，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面对一切诽谤与箭矢，不以伤痕为意，必持操守节，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那是早已选择的人生，是士人所不能违背的操节，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心中的火焰。

zhengqi1

精神可嘉。

ZGP民

这篇文章让我们知道了在一个奴隶制国家，出卖领土的是爷，保家卫国的却得当孙子。

野驰

预想中的航行终于未能开始，那天晚上，一群便衣包围了我们。“你们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反宪法，但我们必须要带走你们。”

于是一齐被抓走，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夜讯问。对警察们来说，主权或领土并不是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领导的脸色。这个国家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高楼大厦，也有富余的实力去监听、监控我们这些小人物，而且还要学封建社会里诛连九族的手段，一面欺骗抓捕，一面威胁别人的父母家人。

一夜审讯后，被逼着掏钱买了一张机票，由警察押回了南昌的老家。在机场看到六个警察包围的父亲，我没法不对他们的警徽感到深深的厌恶，我们在钓鱼岛的旗帜也有五颗红星，然而却被他们玷污了。

在南昌的日子很不太平。警察们很是关心我的行踪，因为在五月份还有香港的出海行动，他们不希望任何人从大陆出发去香港，当然，这样做是否正确或合法他们是不管的，他们只知道，这是领导的意思。在中国，宪法和法律有时就是一张废纸，用大连警察的话讲，领导叫你有什么权利，你才配有什么权利。

终于还是顶着压力去了香港。走过罗湖那条分界线时，心里一阵紧缩：迈过这条线，也许就再也不能回大陆了。

在香港的境遇加倍不顺利。行动会拒绝了中联办的劝阻，也拒绝了他们不怀好意的经费暗示，对我们来说，私底下拿出海的机会换钱，是比当汉奸更加侮辱的行为；作为回报，香港特区政府忠实地执行了领导的决定，强行扣留了保钓船。先后几次出发，我们都无法开出港口，海事处对权力的玩弄已经不要脸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忍不住质疑他们，得到的回复是特区的高级督察把手插进嘴里擦牙。

日尚非敌，有汉成奸。

这就是河蟹天朝，一个视宪法和法律完全是儿戏的一个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