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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0 14: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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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北大的200多名学生在学校吃完午餐，从南校门向天安门进发。送行的悲壮场面催人泪下。下午3时25分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坐下。下午四时左右，各高校绝食请愿团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队伍中打出横幅有“绝食请愿，实属无奈”，“绝食罢课，请求对话”，“立即对话，不得拖延”，“铲除官倒，从中央做起，从领导做起，从现在做起”，“绝食，不吃油炸民主”。绝食学生的头上大多扎着白色布条，上写“绝食”，“不自由，毋宁死”等。绝食请援学生打出的校旗有；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北师大，北京理工大学等。下午5时许，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旗杆上升起写有“绝食”的黑色大旗。下午6时许，绝食团负责人在历史博物馆东侧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学生代表提出停止绝食条件有二。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市高校学生选举产生的“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的、真诚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对这次学生的对话给予公正评价，承认这是爱国民主运动。当晚北京十万市民群众看望绝食学生。入夜各高校的声援队伍陆续来到广场。他们打出的横幅有；“永别了，妈妈”、“改革需要牺牲”等。呼喊口号有；“反对社论，深化改革”等。
5月14日凌晨2时，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而只字不提停止绝食的条件。学生不理睬这三位中央大员。上午，参加绝食的学生继续增加。中午，绝食学生顶着烈日。绝食学生说 “两条”不答应，我将绝食到底。下午4时许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与30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对话代表对话。在天安门绝食的学生也派出了代表参加。对话双方一开始就发生激烈的争论。绝食代表要求现场直播这次对话。政府的主持人诡称技术设备条件无法解决。因对绝食团提出的简单“两条”政府都无法回答。晚7点30分，学生代表退出会场，宣布政府根本无诚意对话，对话失败，继续绝食。北京大学300名教授和青年教师致函党中央，国务院恳请尽快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此事。一些教师，作家到广场对绝食学生表示声援。午夜广场绝食学生中先后有十多人晕倒。被送进医院抢救。
5月15日大学生绝食请援进入第三天。上午，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李铁映，阎明复等人与部分学生进行三个小时对话。学生主要要求对学潮作出正确评价。而二位负责人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玩起抽像承认具体否认的游戏。又一次使对话不欢而散。上午9时许，学生组织了“绝食指挥部”。中午12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乘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原计划是在人大会堂东门举行欢迎仪式，因广场有大批学生绝食请援，临时改在首都机场举行，匆忙中连红地毯来不及铺设。戈尔巴乔夫下下飞机后，低头第一眼先看那水泥跑道。电视向全世界传播。下午1时许“绝食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称：“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但没有一个领导人来说这句话。有学生声称：“如果政府对学生要求置之不理，他将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一些学生和高校老师极力劝阻。下午1：40以“中国知识界”横幅为先导的约三万人的游行队伍，走向天安门广场。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教师走在整个游行队伍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除北京市民外，游行者打出的单位旗号，有150余个。游行队伍的标语有；“北大教工誓与同学同在”、“权利属于人民”、“无愧我心”、“报禁不除，官倒难除”等，抵达广场后，包遵信、郑义、严家其、徐刚等作家和学者发表声援讲演。晚7时杨尚昆在人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戈尔巴乔夫一行。这时，在广场一些群众两次涌向人大会堂东门。是学生纠察队极力阻止才没把杨尚昆的饭局搅黄。
5月16日凌晨零时，广场一遍又一遍的拨出“解决问题需要稳定的局面……希望同学停止绝食，尽快返回学校。”在听完第一遍广播后，学生发出嘘声，随后“国际歌”、“国歌”声掩盖住高音喇叭的广播。12名中央戏剧学院绝食学生称，若下午3点得不到明确答复，他们不仅绝食，还将绝水。同日，在广场上向绝食的学生发表慰问的有大学老师、干部、市民、学生家长。全天到广场声援支持学生绝食的各界人士达百万人。打出“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不是动乱，必须平反”。下午3时，北大、清华、人大、北交大、北外、北航、中国政法、钢铁学院等10所高等院校校长发表公开信，“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们直接见面和对话。”下午5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到广场劝说学生返校时也承认；“你们的行动、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人民，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党心。”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说，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3时起，就出现大批声援绝食游行队伍。“北京市民声援团”“北京个体声援团”“农工商声援团”，由四面八方涌入天安门广场游行。6点30分，天安门广场的“学运之声广播站”转播赵紫阳书面谈话。从凌晨开始到晚上，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充满了各条主要街道。小到幼儿园阿姨领着小朋友，大到国务院部、委、局。各行各业均有代表的游行队伍。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法官游行队伍。本日，大学生及各界参加游行总人数超过百万人。所举的标语及所呼的口号主要有 “学生绝食，我们心疼”“打倒贪官污吏”， “政府不理，岂有此理”， “反对腐败，救救学生”。有许多直接针对邓小平、李鹏口号有：“结束老人统治”“垂帘听政，误国误民”，“欢迎小平回家修养---蜀民”“邓妈妈，把你傻儿领回家”“集体失误，集体下台”。因绝食晕倒的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急救车声昼夜呼啸不息。许多医院自发组织医护队到广场救护。频率最高时，平均不到一分钟既有一辆救护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出。各医院人满为患。又有大批教授、学者、文艺界著名人士等，如巴金、冰心、夏衍、钱钟书、艾青、丛维熙等上百人发出紧急呼吁中共：“下决心充分地评价这次学生的爱国运动，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78岁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北大化学教授邢其新到广场看望自己的绝食学生，老泪纵横说：“学生们的行动不是动乱，是爱国的正义行动。说的严重点，他们是在救国！”首都高校许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老教授亲自到广场看望自己的绝食学生。为自己能有这样学生自豪。
5月18日凌晨5时，赵紫阳、李鹏、乔石到协和、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昏倒在医院急救的学生。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江平、杨纪珂，陶大镛等12名委员发出紧急呼吁，他们认为，这次学生游行绝食请愿活动是爱国的学生运动。他们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的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严重局势，谋求问题解决。胡绳、刘国光等194名社科界知名学者联名签名。要求政府主要负责人立即与学生对话。勇敢承担责任，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上午11时至12时。李鹏以国务院总理身份，李铁映、陈希同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熊炎等。李鹏只谈一个题目，既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困境。同时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今天不讲。以后会在适当机会来讲这个问题。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坚持要求正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一连串的发问，让堂堂总理尴尬的所问非所答。李鹏在结束会见、同学生代表握手时又说；“没有说你们是动乱，没有说你们是动乱”。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了这次会见的过程。这一日，声援活动在继续，人数仍上百万人，其中乘坐卡车游行的工人明显增多。一些市民，包括许多老人，小孩陆续到天安门看望绝食学生，并送去各种饮料。下午大雨如注，游行队伍源源不断。截止下午6时止，已救治在绝食昏倒的学生3500人次。
5月19日外地大学生来京声援的人数明显增多，近有六万人参加天安门声援活动。三千多名大学生已进入绝食的第7天。救护车不断把病倒的学生送往医院。凌晨，赵紫阳等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对学生们说；我们来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赵紫阳说：“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今天，游行声援的人数近百万。口号针对邓小平、李鹏增多。虽然道路并没有堵塞，但市区的公共汽车全部停驶。广场及市区各路口不见交通警察。晚9时许，“绝食团指挥部”通过设在广场的喇叭宣布，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北京高校部分学生停止绝食。一些体质虚弱的同学和女同学开始返回学校。一些男同学帮助清洁队清扫广场。晚十时，在学生已提出停止绝食一小时侯后。中共党政府突然召开党政军大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就是要在动乱的条件达到他们通过正常民主和法制渠道不可能达到的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违反宪法的政治目的。”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大会实况。在天安门静坐的大学生和声援群众收听李鹏讲话。学生们情绪激昂，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重返广场
京从契丹辽立燕京以下，金、元、明、清历朝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都以北京为首府，有近千年历史了。至近代，西风东渐，中国南方沿海地带最先开风气，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其后蒋介石的所谓“国民革命政府”都把首府从北京移回大明朝最初的首府南京，甚至改北京为北平，以压制北方“野蛮”势力。1949年中共建政，到底建都北京或者南京，据说也有很大争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都是“南人”，却最终选择“保守”的文化中心北京而非俯瞰中原的南京建都，这其中已经看出中共领袖们日后的倾向了。
中共行事作风很封闭。但北京作为中共首都，却是中共向外展示的花瓶，另外首都聚集了中共高级干部－－近十几年有民谚说“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总之，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等级社会，北京是占了全国各地的好处了。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有国家重点投资的“十大建筑 ”。六、七十年代全国供应紧张，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文革”后期东北由陈锡联上将主管，陈上将有”陈三两”之称－－因为每人每月只限量供应三两（150克）食用油，比较而言，北京市民则有比较好的食品、日用品供应，至少事实上肉类供应是不限量的。八十年代比较明显的不公平是考大学，北京考生录取率是1：2至1：4之间，外省则在1：20以上。所以上重点大学的北京考生的成绩在有些外省即使是”中专”（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相当于“高中”程度）也不够格。直到现在，一张京城户口，还值几十万的价钱，且有价无市。所以，我觉得北京人一出生，就算有一个“原罪”。以前，我见了外地人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才想明白：“人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但作为可以选择。运气好不是罪过，为非作歹才是罪过。”
北京做了几百年的帝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有一些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好处。最大的一条就是整体来讲北京居民“知识水平”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民谚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 ”。这也不奇怪，在北京当官的多，在外省是“国家大事”，在北京就成了居民身边的“日常生活”了。
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暴以北京为中心也是理所当然了。六四过去十多年了，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发“学生年轻不理智、方励之太阴险”之类的论调，我说这些话连“马后炮”、“事后诸葛亮”都算不上。当年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就公开威胁学生，不要上了“长胡子的人”的当，“长胡子的人”就是指方励之、刘晓波、王军涛之类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当年『北京日报』还专门长篇大论指刘晓波为“幕后黑手”。现在还重复这些调子没有一点新意。刘晓波最后只判刑四年，可见是中共临时找的“替罪羊”。而方励之、王军涛等“幕后”人物也没有被中共“严惩”，只是被流放在外而已。当事人们的回忆至少证明了，即使这些“自由化”精英人物有意干预“运动”大方向，他们也没有能力达成他们的意愿。
这些发“马后炮”都不够格儿的“知识分子”往往还爱标榜自己“独立思考”。其实在“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上，1991年就有上海学生领袖指责在北京拼命的学生“不理性”，这才叫勇敢，这才是“独立思考 ”。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也是美国教授级的人物了，“教科文”家庭出身，“文革”中深受迫害。1989年也在学校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可这位仁兄1991 年在美国学校读书时，就敢冲上台去大骂“民运人士”误国误民，支持中共镇压换取“稳定”。那时正是“民运”高潮的时候，这位仁兄被台下口水哄的立身不住，但还是坚持把自己意见说完才下台。这才是勇敢，才是独立思考。在海外“民运”人士已经臭不可闻之时开骂，无论你骂出多少花花肠子，也不过是“人云亦云”食人牙慧罢了。
我不同意那位好朋友的主张，但我佩服他的勇气、他的正派、他的“说自己的话”。可那时我不能理解，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白痴”的念头。后来我在网络上见到了更多的“高等华人”，才觉到这是“高等华人”中很普遍的想法。比较早的如ACT时代的方舟子，他是六四时科大研究生，后来美国名校生物博士。当时很多网人以为他是太子党或者网特，但其实都不是。比较晚的如在『天下论坛』的“汗青”，他自称在欧洲，是六四学生且因六四而做牢。可十年之后，他也说“中共镇压有理”了、还专门和自由派人物作对头。为什么会这样？我开始时百思不解，后来一天忽然“顿悟”，于是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北京小左”，从此我不再低头，我为我是一个北京人而骄傲－－直到今天，我遇到的为中共“六四”行为辩护的网人和朋友中，几乎没有当时亲历其事的北京人，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我在『华岳』之类的左派论坛上，确实和若干自称的亲历者打过交道，但他们所说，往往似是而非，没有完全的可信性。
北京人沾尽全中国人的好处，也自然有些特殊的地方。第一是学历高，1989年前北京人口中就有10%以上是大学学历。而全国平均水平大概在1%以下。学历高倒不意味着“独立知识分子”，但相对来说，这些人“见多识广”，对外面世界了解多些，这也是事实。第二教、科、文组织多，这类自由职业者最不安份。第三就是北京人比较关心政治，因为是政治中心嘛，当官的多。好像我，从小听到、看到的就是毛主席送芒果、江青阿姨穿布拉吉之类的事情，根本逃不开，怎么能不关心呢？说了这许多废话，只是要说明一个事实－－89年这场风波的主力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是运动的发起者和领袖，但市民才是主力。没有北京市民的支持，学运不可能维持那么久。
请让我举以下事实说明这个观点，
第一，在4•22胡耀邦追悼会过程中，不仅有数万学生静坐在天安门广场，而且有数十万北京市民在西长安街两侧等待胡耀邦灵车通过。
第二，4•27第一次学生大游行中，特别是在城里，围观的市民帮助学生镇住了堵截的军警势力。
第三，学生绝食后，多次上百万市民游行声援，并且捐钱捐物，维持学运后勤，使运动持久化，这才使中共紧张，不得不采取戒严下策。
第四，戒严后，自发堵截军车的是男女老少的市民。大学生只起到领导、指挥、组织的作用。
第五，六四惨案的牺牲者中，普通市民大概占了八、九成，大学生和研究生大概只有一成多。
第六，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出于对外形像考虑，对学生处理比较松，比较而言对市民的迫害则严重的多。
如果把北京市和外地情形比较，北京市民的反应明显比外地人积极，
第一，北京市有教、科、文以及其他机构以组织名义出面组织活动，如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都发表声明，十大学校长联合声明。而外地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组织名义的表态。
第二，北京市除教科文全面罢工、罢课外，产业工人基本上支持学运，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罢工，但很多工厂都打出旗帜，走上街头。相反，根据教委编辑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记录，全国一般城市中只有教科文组织形成支持学生的游行，而多数产业工人都拒绝支持学运，很多城市出现学生在工厂门前阻止工人上班的情况，双方情绪对立。
第三，据我了解，外地积极参与学运的大学生大批进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地难以开展运动，但积极学生的离开又进一步消弱了外地学运力量。而外地学生的行动策略，也普遍有“看北京”的心态。
以上事实说明，北京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中心城市。1989年的中国就好像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陆，若干中心城市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水平，但周边地区还是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中心城市人民起义成败就决定了国家走向，但无一例外的，当时欧洲中心城市的人民起义都失败了，因为君主和官僚们控制着以农民和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国家雇佣军。中国也一样，五、六十万大军压境，和平的北京市民运动一夜就被摧毁了。但北京市民自发的建立起路障、堵截军队，全中国只有北京需要邓小平动用军队，并且要坦克开路、大开杀戒。在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市政府可以动员工人去拆毁学生设置的路障。如是，当然不需要军队镇压了。这就是北京和外地的不同。可是，不需要军队镇压绝对不意味着中共的宽容，相反镇压可能更为惨烈。湖南省邵阳市的女教师茉莉不过跑了倘北京，公共场合里演讲几次，这在北京根本就算不上个事情，但在邵阳茉莉就成为罪不可恕的“反革命犯”。最后真把一个“小地方”不关心政治的茉莉变成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权斗士”。中共就是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下一次还会只有一个北京吗？
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有三个北京，邓小平就将无兵可派。如果中国有一个城市在六四镇压后能公然宣布和邓中央脱离关系，邓李政权就极可能垮台。但是这一切都是“如果”，我知道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人民就还要再受一次苦难折磨（自作自受？），等下一次吧。中国现代化道路还长着呢！
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场人民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市民并波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如香港市民积极参与）。很多人把运动叫做“学运”、把参加者仅局限于学生；又或者认为市民的行动只是同情学生的消极反应、市民并无自己的特定目标，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事实，北京市民积极和主动的参与并主导了这场运动。否认市民参与，这是降低这场人民运动的意义、缩小人民与中共统治者矛盾。
http://www.yhcw.net/MyBBS/tam/mes/33.htm
作者：王德邦
前言
转眼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长大成人，多少青丝变白头。然而十四年之后，多少冤魂仍在长安街游荡，多少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仍在为死者讨个说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个小小数字，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配称作泡沫或刹那，然而就个体生命而言，十四年几乎相当于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绝不能忽视并绝难轻越的历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个时间从长安街、从天安门走了过来，就生命个体的延续而言，我幸运没有在那个时间终结而得以延续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难体验与对人世丑恶见证而使心灵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时却感到苟活是多么的不幸!十五年来，我经受了太多心灵的炙烤，见证了太多社会的罪恶。这十几年来，在「伟、光、正」一个个辉煌成就的谎言中，中华精神日见庸俗萎化，中华文明惨遭摧残，作为从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过一丝丝清新空气的我沦陷在十几年的污泥浊浪与浓烟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来，曾亲见过血腥屠杀的我深感有责任将当年这一切告知后人，一则让被肆意曲解的历史得以保存丁点的真实，再则对长卧而不得安息的灵魂给以一份个人所能的告慰。这是生者的责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回忆是一种割剜陈创的痛苦，但我绝不敢因此而舍弃、逃避。就让我将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片断诉诸纸墨，以作为对当年历史的交代、对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评价的同仁们的祭奠，也使我沉重的灵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痛悼胡公 表达心愿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给这个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纱并永久载入了史册。当天下午噩耗传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顿时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傍晚我回到寝室，室友们低沉的情绪更使我感到空气的凝重。大家的言谈失去了往昔的轻松活泼，不多的言词中声调也降了几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赢得知识界大学生这份沉痛？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先生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直面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开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宽」部长，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难能可贵的一个文化思想繁荣时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学生民主运动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顽固派的逼迫下辞职，这更显示出耀邦与知识界的患难与共，因而深得知识界的敬仰与爱戴。如此一个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难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这在中国知识界自然引起了极大的失重感与失去依赖感，也唤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同情与不平。作为知识份子集中地的大学，对胡公去世的沉痛反应自然更为直接而强烈。
我当时已是大四学生，除了写毕业论文外已基本没课，于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门纪念碑前，一则表达对胡公的悼念，再则怀著追忆76年「四五」运动情景的心情去读各种挽联。两天所见，前来纪念碑前悼念的人们都是非常克制而理性的。从挽联到个别简短讲话都围绕著缅怀胡耀邦生前伟绩，感念他对知识份子的理解、关怀与爱护，同时表达对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不平，基本没有涉及到政党、政权、政体的问题。这种对胡公功绩的缅怀与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达是这期间纪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点资料需查就没再去天安门。谁知当晚就发生了部份学生到新华门请愿而被强行扭上车送回北大的事，并且在扭送上车的过程中，发生过武警公安人员打伤部份学生的情况（我后来在对话代表团还专门搜集过证据，并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学生）。
20 日早晨，我还在床上睡觉时，被楼下几个学生的呼喊声惊醒。因为我住西南楼二楼北边，窗外就是「三．一八」纪念碑。只听一个青年在纪念碑前大声陈述著昨晚被强行扭送的经过，呼吁同学们下午去天安门悼念胡耀邦，谴责打伤学生的暴行，支持学生的和平请愿（后来我了解到这人就是吾尔开希）。等我起床下楼，叫喊及围观者已离去。我惦记著下午去天安门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楼转转。在西北楼一楼的门厅中，正见几个学生在写一横幅，大家商讨著应写甚么，我也参加商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写「继承耀邦遗志，发扬民主精神」。下午将近3点钟时，吾尔开希跟几个同学打著横幅在「三．一八」纪念碑周围转了两圈，大声呼吁学生参加去天安门的悼念声援活动。约3点半，大约五、六百学生从「三．一八」纪念碑前集结后出发。当时天色阴沉，乌云压城，正是暴雨将临之像。果然学生队伍刚走出师大校门，暴雨便至，闪电雷鸣，气势悲壮。许多同学于是赶紧跑回学校，或躲在街边楼下。我因没带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汤鸡。记得吾尔开希穿了件雨衣。队伍在雨中有过惊慌的混乱，但没有停留，不过到了新街口豁口时只有四、五十人了。吾尔开希在积水潭地铁出口对面的空地上对过往行人发表了演讲。当时雨还没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讲的还是昨晚新华门发生的情况，因下雨过往行人停下较少，加上来的学生也就一百余人。讲完后吾尔开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没有雨后再组织同学们前去天安门。我想扛出来的横幅因为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于是跟他说就算剩下我们两也应扛到天安门去。他于是没再说甚么，我们打著横幅向前，过了新街口，队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旧下著，我们一路前行。街边行人看到我们或驻足，或叫好，或喊一声「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赞赏与支持极大地鼓舞著我们。
在暮色降临天安门时，我们一行只剩六人从长安街进入了天安门。在我们还未踏入广场时，许多坚守在纪念碑下的人们就远远地跑来迎接，许多带著相机的上前来拍照。这一幕后来作了五月份《大学生》杂志的封面，大概当时杂志记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过《大学生》杂志也可能因此而罹难，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这份杂志了。
广场上的坚守者的欢迎，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们似乎是被簇拥著走到了纪念碑下，在纪念碑座基下，吾尔开希向围观的人们发表了演讲。刚讲了几句，从纪念碑台阶上走来一个人，跟吾尔开希说先别单独发言，待大家协调统一后再讲，但吾尔开希没有理会继续讲了昨晚的所见及纪念耀邦的意义等。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从纪念碑台阶上下来的人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周拥军。演讲完后，我们将横幅送上了纪念碑，这时周拥军又过来跟我们说学校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同，但如何联合一时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因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湿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风中显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饥肠辘辘，于是我们就往回赶。在地铁车上，我跟吾尔开希商谈著悼念胡耀邦的情况，深感北京高校联合协调行动的必要。我觉得悼念活动发展到今天，从悼念到请愿，尤其昨晚发生的强行遣返情况可能使事情激化，那么为了悼念耀邦并为民请愿，北京高校学生应该联合行动。因为胡耀邦22日也就是后天将开追悼会送别，时间非常仓促，这时必须有人跳出来牵头，肯定得有人出来。我当时建议吾尔开希出来牵头组织。这绝无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没有让他成为名人的远见。提出此建议是基于当时的客观需要，同时我说明了两点：其一，民主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国民主建设肯定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我自己马上大学毕业了，要在大学中继续发挥作用，还是让大一大二的学生出来较好；其二，凭八六年学潮的经验，就算有危险会秋后算帐，在校大学生一般过后谈谈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会有甚么大问题，毕业生可能就会受影响（这无疑带有功利性的考虑，但当时远未料到后来的形势）。
需要一提的是在纪念碑下我碰到了一个从天津商学院过来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一聊跟我老家较近，于是领他一块到学校来并约定他第二天回天津通知各校学生22日赶来北京参加胡公的追悼会。回到宿舍，我简单地冲了包方便面吃了一下。安顿了那个学生后，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又去西北楼吾尔开希的房间了解情况。我与吾尔开希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有人出来号召协调统一行动，并说明这时候谁先出来学生就认谁的现实。直到看到他找几个同学商量行动，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卖弄之嫌疑而详细述说这一过程，是为了戳穿后来当局制造的所谓学生运动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预谋的甚至跟国外勾结而发起的一场动乱」的无稽之谈。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一运动完全是自发的。
21日等我起床，已听到同学们议论有个叫吾尔开希的人以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北京高校学生今晚到师大来集合，统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我送走了天津的学生并叮嘱他明天7点前（也就是天安门路口管制前）带天津同学到北京站，我接他们共同进入天安门。
到晚上六点多钟，北京高校陆续有学生来到师大并统一集合在操场。晚上九点来钟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于是学生们从师大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为甚么选21日晚上去天安门？因为22日天安门会实行交通管制，到时肯定进不去。我因考虑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来的学生，本来跟著队伍出了校门，又跑了回来。
22日六点多钟，我赶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点仍不见天津来的同学（后来才听说他们已在昨晚赶来了），于是我就想往天安门赶，结果已经进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听听广播就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不久，去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同学回来了。他们气愤的议论告诉著我天安门所发生的一切。
随之高校就有停课的呼声。24日、25日陆续有一些学校出现停课现象，但没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课，也就是说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课了，就是停课的学校也不是全部课都停下了，应该说此时停与不停还在争议中。谁知25日晚中央一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4、26社论」。
抗议定性 要求对话
「4、 26社论」是八九学生运动从悼念胡耀邦、表达愿望到抗议政府、争取平等对话的转折点。「4、26社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还在犹豫停课与否的师生全部推出了课堂。当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课。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主要目的就是抗议政府将学生悼念胡耀邦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的活动定性为「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动乱」，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这种定性的错误与武断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学生与有良知正义感的知识界。
针对「4、27大游行」中提出的平等对话，当局为了平息事态，在4月29日钦点了几所学校的几名学生会干部去表演了一场「训导式」的对话。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显示了当局对民意的漠视。因为对话必须是双方代表，学生代表必须能代表学生，这就要求是学生选出的而不是官方钦点的。对话所谈论的问题也必须是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应是官方以家长领导姿态的单方出题与训导。29日对话的公布更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深感被愚弄与欺骗。于是罢课依旧，呼吁公开平等真诚对话的呼声更高更坚定。当局迫于形势也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表示愿意接受对话，于是北京主要院校于5月初纷纷选举代表组成了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准备与政府对话。
北师大于5月5日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通过公开演讲、学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5名对话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对话代表团的共3名。我有幸成为北师大对话代表之一去参加对话活动。
代表团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6号我去参加会议时代表人数共30余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师大等高校的研究生为主，许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据说曾参加过亚洲大学生辨论赛并且学国际谈判的，自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沪以博学老成稳重而成为代表团倚重的对象。会议进行到11号，中国人民大学增选了江棋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江棋生虽然来得晚几天，但他的儒雅举止、包容品格与严谨的逻辑思辩几乎在当天下午就赢得了代表团人员的一致首肯。代表团作了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调查4月19日晚打伤学生情况。记得我还找到过一件被撕破并带有血迹的牛仔服，当事人愿出面指证当晚的暴力行径。所以我确信4月19日晚是发生过暴力殴打学生事件的。
对话代表团的理论素养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高的，有几个还是当时国内不多的法学博士，然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是不够的，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建构、现实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统的认识，因而对话提出的问题与改革方案都较零碎，没有一整套系统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时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师曾送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家欣喜不已。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中国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刚起步，对外国的东西接触吸收也很有限，尤为关键的是由于胡赵的开明执政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新气象、新活力，学界在根本性问题上对现政体是认同的，没有考虑去质疑。因此代表团的根本立场是帮助改进政府不足、促进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我记得当时最大胆的质疑也无非是宪法前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财产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考虑之列，但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本没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议。总体而言，对话代表团相对政府来说还是站在一个进言上书甚至献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对话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对话代表团组成后，当局仍意图绕开对话团而谋求与官方学生会对话。这严重凸显出当局缺乏与学生代表对话的诚意。
这种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学生忍无可忍。5月13日，以柴玲为首的一批学生签名绝食以抗议政府的失信，敦促对话的早日举行，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听到学生去绝食时，看著那一个个坚定决绝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谁将这些学生逼上了自杀之路？
5 月14日，迫于绝食后所引起的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顾及到戈尔巴乔夫的即将访华，当局作出了接受对话的决定，于14日下午通知到对话代表团，并要求马上赶去。当时对话团因陆续有北京一些高自联人员加入，人员已增至50余人。当局只要求二十多人，来接学生的车只能容二十余人。于是对话团又自己挑选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种无言的轻松与解脱。因为我深感自己在许多方面跟别的代表相差较远，我相信他们去完全可以信任学生们的重托，而如果我去，这沉重的担子就未必承担得起。我于是跑著回了师大，吃了晚饭就赶往天安门去静候对话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点多钟赶到了天安门。心中一直记挂著对话，到傍晚八点多钟，听说似乎对话了，好像广场的广播也在播，但听不清，太嘈杂。据说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负责人也赶去了对话现场。九点多钟听到对话失败。我默默地坐在纪念碑前，看著成片绝食的学生，我说不出心中的苦味。当晚学生考虑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而主动将绝食队伍移到了广场纪念碑的东边。当看著饿了两天的学生艰难地挪动身体还有衣物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们前去问他们对学生绝食的看法，竟没有碰到反对者，都是充满著对学生的理解同情与赞赏，一致谴责政府的失信。这种情绪几乎感染了整个社会，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极点。街上容易引起争吵叫骂的事端，如自行车相撞、阻车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气的互相道歉与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发表罢偷宣言。绝食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也展现了未来的希望。的确，「当那么多人为了社会的责任，为了民愿的表达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有甚么事不可以谅解、忍耐？」这成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16日晚，我又独自来到纪念碑下想看看绝食学生的状况。将近12点，我听负责保安的学生说有两位工人强烈要求进入学生防卫圈内，广场指挥部无暇接待。我于是前去将两位工人领了进来并陪著他们在纪念碑下转了两圈后坐在纪念碑前详谈起来。两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绍叫韩东方，从他言谈中我感到他应参加过「四．五运动」。他一则为学生的义举而鼓舞，同时对广场的组织管理状况表示出一些忧虑，并谈了许多好的建议。我随后将这些建议交给了广场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还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声援学生的横幅到天安门来想加入学生队伍，却遭到学生的拒绝而被隔离在圈外。学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著跟外界的联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难过，但他们仍然对学生给以理解。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信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险。许多学生已经因绝食而昏厥，并不断传来学生绝食变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护车在广场与医院间的鸣叫声声敲击著对话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吁请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著天安门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著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并听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谈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因有几个代表没到）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车鸣。就我而言，自我有记忆以来有过两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都被击得粉碎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个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这第二次则是为天下苍生、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严 「六．四」屠杀
但是，痛哭并没能等来对话，却等来了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戒严令」。
5 月19日晚发布的「戒严令」宣告了一切对话企盼的破灭、一切为对话所作努力的终结。这种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对话代表团任何人的预见。大家不仅没有预见到，而且在讨论中几乎一致认为无论情况怎么样发展，当局采取多么非常的手段，也不至于在北京戒严。毕竟北京不是拉萨。北京中外交流活动频繁，外宾云集，戒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我还记得代表团中有人曾戏称在北京戒严那是天方夜谈，就是有人想为，也未必敢为。然而事实证明，学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坏的设想也远不及现实的残酷。
5月19日，「戒严令」下达，戒绝了学生对话的幻想，对话代表团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师大与陈章宝主持北师大学生理论宣传部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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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5-10 14: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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