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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4 1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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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近乎造谣了。师东兵写这本书时,正是胡耀邦辞职后,一些人诬蔑他搞所谓“团派”的时候,师东兵恰是同这些人在同声合唱。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谦。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竞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勿需多说。当时《中国青年报》确实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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