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blog.dwnews.com/?p=50611
《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刘旸
(1)
查尔斯·达尔文未必能料到,他的进化论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
2003年,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
调查的主持者、中国科学院教授李大光,至今还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要知道,即使是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情况也远非如此。直到几天前,“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的新闻,还频繁出现在报纸上。
李大光的床头,摆着刚出版不久、美国学者浦嘉珉写的《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详细探究了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的传播脉络。尽管很忙,李大光还是会经常抽时间翻上几页。他觉得,这本书切中了他平日的思考。
当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到来之时,许多人开始对进化论在中国的流行进行思考。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学系教授龙漫远认为,从严复到毛泽东,进化论在中国地位的确立,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
最初,进化论是以一种“谦卑”姿态进入中国的。1897年4月12日,一份报纸在脚注里介绍了严复和他的译作《天演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此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发表近40年,进化论终于作为一个西方学术观点,进入中国民众视野。100多年后,龙漫远仍觉得,如果他是严复,也会选择翻译《天演论》。
2月23日,他坐在芝加哥一家咖啡厅里,回溯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正当战争屡屡失败、改革无功而返之际,1894年,甲午战败,曾长期在海军任职的学者严复“想唤起改变贫穷落后的觉悟”,于是第二年便提笔翻译《天演论》。
为什么选择《天演论》?龙漫远认为,原作者赫胥黎在书里,意在用《物种起源》里面的一般规律、用“进化”这个科学观点解释人的事情,解释社会问题。这种功能,在《物种起源》里是找不到的。
“严复并不是学生物的,他翻译的目的在于向人们传达对社会的理解。”龙漫远说。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严复干脆在书中做了大量批注。
在这些批注中,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这位翻译家留给后世最著名的格言。
“历史在这里玩了个吊诡。”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绍,在原著中,作者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译作却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
“一方面,救亡图存确是一时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也风头正健,赫胥黎的伦理学正被越来越多人看作过了时的、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林垚解释说。
后世的反思,并不能阻止《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当年刚满17岁的中学生鲁迅,特意花了500文钱买回这本书,觉得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同样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还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在李大光看来,“这是近代科学文化的第一个高潮”。进化论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中学作文最常见的命题。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人士对于进化论精神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更是乐此不疲。一场“保种”的运动,随即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天演论》风头太盛,以至于20年后,当《物种起源》终于被翻译到中国时,影响力反而大不如前者。这本书为中国留下许多遗产。经由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社会事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灵魂一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努力而流传。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评判说: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政治学语境中发生的”,而基本上被从科学或博物学的传统中剥离出来。
与此同时,在国外,另一场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演绎正在发生,并且等待时机进入中国,准备接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大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