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光荣与梦想：我们曾经有过的中国（二）

定远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留给中国的是沉重的外债与屈辱，大批投身于社会运动的知识阶层在一再的失败中意识到，清廷与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势不两立，不推翻清朝，不仅中国无法复兴，而且必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从海外到国内开始形成一波一波的革命势力，争取推翻封建势力，其中以在美国的华人民间组织“致公堂”较有代表性。“致公堂”本来是北美洪门帮会组织，孙中山任“洪棍”后，大力改组堂内章程，推动反清并极力推动致公堂改堂为党，虽然这一进程并不顺利，但籍此取得了极好的基础，并在一年后的1905年成立了中华同盟会。当同盟会受移民法律限制不能随意行动时，所有的活动便由致公堂进行，同盟会的海外会员并于1911年全部加入了致公堂，大量革命捐款也是从这里汇出的。
    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全国陆续暴动，满清政权不得不宣布退位，籍着革命运动的威信，1911年12月份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并颁布“临时约法”，制定民国的法律、行政系统，同盟会也正式政党化，改为国民党。然而，此时的中华民国并没有籍以维系国体的力量，也根本无实力收复清时失去管辖的外蒙、西藏等失地，军政大权掌握在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军手中。孙中山最终不得不放弃职务，由北洋军的头目袁世凯接任总统，而当1913年按民国法律要进行竞选的时候，袁世凯干脆刺杀了最有声望、也最有竞争力的宋教仁。
    宋教仁的死对民主进程的影响是致命的。一方面国民党籍民主与选举建立国家体系的希望被击破，另一方面也使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意识到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治仍然是从属于个人实力的工具，民主宪政并非从此能靠空想建起。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血雨腥风中孙中山不得不流亡日本，重新另一轮革命计划。这一次，孙中山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是在1914年在日本重新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于他个人并按指印。这一行动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也导致党内主张民权自由的一些人不得不与他分裂。
    在国内的革命党人多方努力，终于在1915年12月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号并在不久后死去，中华民国国号得以维护。袁世凯一死，国家大权落在他的几个实权派将领手下中，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恢复旧国会，而在南方则形成各路实权军阀。国民党由于缺乏相对应的军事实力，再一次被排挤出权力圈之外。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为中国是否向德国宣战一事发生争端，段祺瑞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及国会持反对意见。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段祺瑞指使支持自已的军阀进行威胁，黎元洪引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结果张勋却在1917年7月1日为溥仪复辟，国会被解散。复辟最后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不得不辞职，总统之职由7月6日冯国璋取代。段祺瑞称事件为“再造共和”，指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亦已不再存在，与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北洋军阀在这样的分分合合中你打我争，中华民国当时的国运可想而知。孙中山趁机联系受北洋军阀排挤的海军与原部分国会会员一百人，于1917年7月初在广州成立了新“国民政府”，并选举出了自已为“临时大元帅”一职，表示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从而形成了“护法运动”与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新成立的南方军政府没有得到国际上的外交承认，而孙中山如何筹集的经费进行这一活动，尚无官方的正式资料，有说法是因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国宣战的缘故，德国政府向其提供了二百万银圆的经费用于成立对峙政府。
    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与孙中山的军政府开始了另一轮战事。1917年11月护法军大败北洋军，段琪瑞不得不下台；但来年4月护法军又被曹锟击败。北洋军前敌指挥吴佩孚不顾军令与南方政府议和，新上任的北洋“总统”徐世昌也主张和平，第一次护法战争于是草草终止。
    对于孙中山而言，虽然成立了军政府，但是他的地位岌岌可危。除了海军、卫队及陈炯明掌握的二十个营粤军外，实权掌握在广西桂军及云南滇军为主的“客军”手中。护法战事正酣时，军政府内部便矛盾重重，实力军阀主张承认北洋政府的合法性，组织联合政府。1918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广州的“国会”成为桂系操控的对象，5月份改组“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之职，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旅居上海。
    而北洋政府此时的外交，可谓丧尽廉耻。早在1918年初，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就向日本索要了大量贷款，协助组建和装备中国参战军,贷款并被用于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居然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这种没有实力的“战胜国”地位，与战败国几无二致。
    1919年的4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代表团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的外交压力，即将无奈签字同意相关条款。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以教育改革最早的北京各大学为首，学生于5月4日集会，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北洋政府向日本亲递换文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北洋政府并令镇压。全国震动之下，一致要求释放学生代表、维护国家权利，全国先后告罢课。6月份风潮不息，是月4日，北洋政府悍然逮捕800余名学生，然尚未有开枪流血之事件。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此一中国进步青年之群体性事件，史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之意义深远，不仅在于群众性参与国策与国家主权的运动，更在于五四运动使得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以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问题，考虑以文化革新的方式为这个老大帝国换装更为有力的思维与武器，而超越了游行、抗议本身：事实上历史学家们在谈及五四运动的时候，无不把随游行而起的新文化运动也做为运动自身的一个部分。自清时厉行文字狱以来，有气节思想的士人大批被剐、被杀，妻女被凌辱，整个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被镇压；民国虽然建立，但一直在军阀混战与争斗中蹒跚难行，五四运动成为一个爆发点，中国知识分子籍此重新步入了独立思考与影响国政的机会，开始名正言顺地引入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并各自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推行语言改进、推广文化，希翼能改造社会。自五四运动起，民主、科学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追求，而马克思主义也随着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并以它的平权、道德前景成为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信仰。
    北洋政府正在内外交攻时，广东分立的军政府情形又有了新变化。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时，陈炯明从广东省长的亲军中取得二十营的兵力，成为粤军的基础，并且以援闽为名，联同海军部分舰队开赴潮梅一带，一度进至福建泉州附近。1920年中，广州军政府出现内哄，桂系与滇系争权。8月，粤军由陈炯明指挥，驱逐滇、桂等“客军”出广州，孙中山亦得以于11月底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第二次护法”开始。1921年4月，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声称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通过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5月就职。然而广州政府未得任何外国承认，孙中山“大总统”之合法性亦多被受质疑，故多数只称之为“非常大总统”。而陈炯明则为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实际上集大权于一身。
    孙、陈二人的政治观点是有差异的。孙中山对就职总统与北伐的热情倍极高涨，陈炯明却认为中华民国满目疮痍，应当以联省自治为目标，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内政上，并拒绝向孙中山打指模宣誓效忠。陈炯明的广东内政卓有成效，内部民主开明，禁烟禁赌、兴办教育，孙中山也曾叹息“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然而军政大事上二人立场却有根本分别。孙中山执意要北伐进攻，陈炯明对此十分抵制，而孙中山认为可以同意外蒙的独立以换取苏俄的支持，陈炯明却认为中国之内政不可引入外国势力。很快由于“国策”的不一，孙与陈势成水火。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的护法政府下令，罢免陈炯明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本兼各职，所遗广东省长一职，以伍廷芳继任，并将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这一命令几乎引起兵变，陈炯明率部退居惠州驻扎，但广东政局已有重大危机。此后陈炯明部队陆续由桂返粤，到广州以后，向护法政府提出要求，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并罢免军政府中不得人心的胡汉民。军政府只得下令陈炯明恢复办理两广军务。
    是年六月，在北洋军阀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徐世昌下野，黎元洪重新上台，原有国会再告恢复，陈炯明认为按“中华民国”法统，黎元洪系合法国家元首，通电请徐世昌、孙中山二人同时辞去总统一职，孙中山大怒，以为陈此举系叛逆，从韶关回到广州。六月十六日，陈炯明部突然电告孙中山将炮击总统府，广州各处响应，孙中山只得籍海军力量退出广州。陈炯明随即重新占领广州，孙陈二人正式宣告分裂，而护法运动也由此结束。一九二二年年底，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将陈炯明重新驱回惠州，夺回广州，广东大部为桂军、滇军所占。桂军、滇军趁机截留税务以充军饷，并在广州四处划分势力范围，孙中山虽然“胜利”，却无军权，政令不出总统府，并得不到相关税收应付开支，广东经济在地方军阀的无度践踏下急剧萎缩，而政治则一团乱麻，苛捐杂税并起，烟赌四处横行，四处强行征兵，民不聊生，政府为了应付开支，四处强划官产卖地，民变蜂起，终于酿成“商团”事件。
    广东省商人自1912年起，便在中华民国政府准许下设立武装“商团”，用于在治安恶劣的情形下维持治安。商人要武装自卫并维系治安，原本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但由于国家职能的缺失，一直相安无事。自陈炯明被驱逐后，各地治安急剧恶化，商团大幅扩张，成为维系广东地方治安极重要的工具。滇军与桂军肆意收税，勒索商人，双方关系已属紧张；而孙中山的“总统府”一面需求经费，一面又要准备北伐，对商人在税收外常常提出额外索求，成为矛盾的激发点。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于两月前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枪械弹药。当商团欲凭大元帅府军政部于8月4日颁发的、有效期为3个月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向海关领取这批武器时，被粤海关税务司告知，非有大元帅府的命令不得提取。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武器在两月前订购，许可证在武器到岸前6天才申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随后元帅府反复私下勒索商人要继交大笔款项才能领回这批武器，商团愤而欲罢市。双方达成少量妥协，但只发还部分武器，而少了较为先进的枪支，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在未得本国授权的情形下擅自支持商团领导人陈廉伯，表态如军政府强行对商团开火，英国海军将介入支持，在此情形下陈廉伯气焰日盛，而孙中山一直手头无实力经费对此进行节制。但到9月时，苏俄支援孙中山的经费、武器陆续运抵，孙中山立即采纳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计划，决意收拾商团。
    10月10日，广州30个团体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要求打击商团。当会议结束，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20余人，伤100余人，并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标语。10月14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同时出动，全广东境内对商团开火并四处捉拿其成员，其过程中出现大量烧杀抢掠，广州最繁华的西关受灾极重，当陈廉伯向英国领事及香港总督求助时，英国人因没有本国政府的授权而拒绝。值得一提的是黄飞鸿的宝芝林便是在这一事件中被焚毁的，黄飞鸿为此气愤郁闷而逝。从此元帅府靠俄援巩固了在广东的地位，并有了北伐的物质与军事基础。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亲苏派的冯玉祥背后突击、吴佩孚大败而告终，孙中山前往北京商讨联合事宜，却在3月12日因病逝世。逝时各界对孙中山的褒贬不一，陈炯明的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而章太炎则对国民党的亲苏与内部的不良情形深恶痛绝，直斥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自宋教仁被暗杀以来，中华民国的国家权力就落入了北洋军阀手中，依靠不同列强的军阀混战不休。残酷的现实决定了实现理想只能靠实力。孙中山的想法是以自已一身之力量实现全国的军事统一，以一个优秀的政党治理好全国，然后再逐步还政于民、开放民权。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导致失败，孙中山要求全党必须服从个人领袖之意志，然而他得不到需要的军权，为此先后依靠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却始终建立不起实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并非是信仰上与共产主义相同，但在一党专政、武力统领全国这一点上却是共识。孙中山也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将招致非议，只能以“天下为公”来表白自已的理念与行为。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在现实中的失败是必然的。“联省自治”的基础是各军阀划地各自治理，然后优胜劣汰，逐一达成国家统一。然而各地军阀控制各省的军政、外交大权，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制约力量时，就不可能形成联邦式的统一。由于中国本国工业、经济、军事上的不足，且关税不能自主，军阀必然要依靠列强来扩充实力。北洋直、奉、皖、晋系军阀，除了直系是英美背景外，其他三系背后均系日本势力，而日本在北洋政府身上下了极大本钱，与其对中国领土之期望绝非没有关系。联省自治或有少量精英人物对地区的治理能有起色，但不同的列强出于利益的不同，时刻都在物色更为“合作”的人取而代之，从这一点上来说，陈炯明即使没有孙中山，只要得罪列强必被其他军阀驱逐。苏俄政府在成立伊始发表对华两个宣言，表示要放弃对华权益、平等对待，但北洋政府在两年内均无表示或行动，而且北洋政府受日本色彩极浓厚，苏俄与日本在远东却又一直是敌对方；待苏联国内情势平稳时不仅不认可任何对中国领土的让步，而且意识形态与军事援助双管齐下，孙中山以承认苏俄在外蒙的驻军等项获得苏联的合作，双方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而苏援在一年后到达，立刻使孙中山有了扩张势力的实力；不得英美日青睐的冯玉祥则从苏联获得十万人的武装。在北伐有了南北的基础时孙中山的逝世，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于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顾问鲍罗廷的意见，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期盼着实现人人平等、工农平权的世界。如果国共真能齐心协力共建美好中国，则失掉了外蒙的中国仍然能迅速崛起。然而，历史总是和我们开无情的玩笑。    （待续）

广农之友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一）

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些“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作者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所受的教育使之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袁世凯与蒋介石并列第一名，这得益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袁世凯比蒋介石还要坏，毕竟蒋介石有一帮子僚属感恩戴德，而袁世凯却法统断嗣。

　　我很早就对这个五短身材、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河南人开始感兴趣 。中原自宋室南渡后，就没有出过彪炳青史的一流的大人物，到了二十世纪初，出了个中华民国大总统，也算是“人起三代之衰”。初是骂和恨，那是教科书的功劳；继而是怀疑和无言，那是言论渐开的结果；随着新的史料和证据的出现，使我对袁慰廷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袁世凯出生在人才凋弊的河南，豫中平原的一个农村。上过学，却连个秀才也未考中，投笔从戎。1881年入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入朝，1885年回国。越明年，再赴朝鲜。1894年，任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1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被罢退，隐居安阳。1911年出任总理大臣。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逝世于北京，终年57岁。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在称帝前并无令人诟病的地方。在朝鲜的若干年虽然对朝鲜君臣飞扬跋扈，极不尊敬，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被视为具有近代思想和知识的军届少壮派、政坛后起之秀，为多个政坛大老所青睐，亦为物议所推崇。维新变法前，他捐给强学会五千元，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变法立场。庚子国变中巡抚山东，极力驱义和团出鲁，既保境安民，又屏障了东南，使东南互保得以顺利进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些许元气。当时京畿等地的电线杆都为义和团指为“妖物”烧毁，朝廷中枢同全国各地的电报联系中断，全凭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报房中转各地的电报，一时间使济南成为各省同中央的联络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按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行事，对战争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当他率北洋六镇胁齐鲁大地卷入战争，势必使战争扩大，山东、两江、湖广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不相上下，电杆、铁路等破坏殆尽，天下汹汹；八国增加兵员，更多的异国士兵从天津海岸登陆，持着自动化的武器向中国内地杀来，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将大大增加，慈禧与光绪可能会落入联军之手，成为傀儡政府的首脑。不要设想欧美列强会废掉慈禧，还政光绪，继续戊戌年间的事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列强钳制慈禧对光绪的迫害，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本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也有价值观的冲突。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借与国之欢心。”彻底的卖国政策，列强那个不欢心？如果列强对慈禧恨之入骨，随时就可以换掉她；就是发生了慈禧支持下的义和团反洋运动，杀了不少的在华洋人，列强占领北京后完全可以追上并俘获慈禧，但他没有这么做；列强战胜后也没有追究慈禧这个首恶的责任；可见他们对慈禧还是欣赏的。如果是那样，中国可就要真的亡了。

　　以前最使袁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皇帝一事，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不足一驳。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会干么？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后党”臣子拥护，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戊戌政变后，有人向荣禄进言，认为袁世凯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应予株杀。荣禄坦然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而“帝党”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40岁的康有为六品工部主事，25岁的梁启超以六品衔在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33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23岁的林旭、31岁的杨锐、39岁的刘光第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31岁的康广仁是布衣，一群年轻的、没有人脉资源的中下级官员。惟一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帝师”翁同和也在“百日维新”前夕被罢斥，一个连老师兼亲信都保不住的皇帝，有什么号召力？维新诏旨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陈1900年被念念不忘的慈禧赐死）一人响应就是明证。戊戌变法后，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作皇帝。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 、承恩公（同治的岳父）崇绮、军机大臣刚毅、理学大师、军机大臣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 、礼部尚书启秀等极力怂恿，大肆活动。废立之事未获成功，是因为外国人反对，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竟然也反对。毛泽东称赞过的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一个铁杆“后党”， 清末著名维新派湖南浏阳唐才常，早年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9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拥护光绪当政。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照会英国领事，把他从英租界抓来杀了。光绪死后，时任军机大臣的张秉承慈禧的旨意为光绪拟定谥号时，塞进了贬责光绪的意思。大臣一个个疏远光绪，连皇后也落井下石，带头孤立光绪，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诗》中记载：“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从未该行。”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在当时是多么的孤独，借袁世凯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傀儡君王捆绑在一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①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②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③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 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并未加害。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 。④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非袁世凯授意。⑤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被人说成是拉拢黎，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黎一下子安全多了。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说来也奇怪，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性格软弱的“菩萨”在号称“屠人”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储君”的位置。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当时的御用文人编了一出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 第一次看到此事时，真使我“佩服”极了，看来洪宪皇帝麾下也不是没有人才，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 剧本编好了，谁来演主角？首选是谭鑫培，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到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⑥两个“戏子”，给腐败的慈禧太后演了几十年的戏，却坚决拒演歌颂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戏”，丝毫不给将来的洪宪皇帝面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果实在“文革”期间，什么人敢拒演《长征》、《东方红》、《红灯记》、《沙家浜》，我是真服了他！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 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⑧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⑨

广农之友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⑩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也对（史实准确）。但不要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劻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⑾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⑿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⒀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⒁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澂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 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袁世凯的“煦煦和易”有一件小事可资证明。一次，袁世凯去拜会内务府大臣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还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 问他看什么书，小孩说了几本书。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 第三天中午，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 以示郑重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

　　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 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左右。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 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系、国民党、共产党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

　　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

　　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⒂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成了洪宪皇帝。真是“合六州四十三县之铁，不能为此错也！”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宝座上了。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⒃

广农之友

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

　　当皇帝是亿兆民众的梦想。皇帝的权力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中国大多数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皇帝情结”，从呱呱坠地就一直在强化这个观念，古代小说、戏剧、传说、民间宗教、祖先崇拜等等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活教材。统治者在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皇帝——有皇冠的皇帝或无皇冠的皇帝。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不比皇帝小，蒋介石还父子相传。在号称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还有朝鲜金家父子相继，古巴卡斯特罗昆仲共治。如果袁世凯知道这些情况，决不会称帝。他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⒄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⒅ 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⒆

　　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⒇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得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袁世凯死了，埋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洹水岸边，在他几年前隐居此处时曾作了一首诗，《自题渔舟写真》 ：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 《登楼》诗：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 翻云太行低。

　　话虽粗俗， 意却纯真。

　　这里远离他的故乡项城有四百多公里。一生叱咤风云的他顶着“窃国大盗”屈辱的帽子孤独地躺在一个高大的坟冢下面，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世人的辱骂。他的子孙有的远走海外，有的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角落里，默默地品尝乃父乃祖给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他的孙子袁家骝衣锦还乡，并充分表达了对现政权的合作态度，并成为庙堂上的座上宾，仍不能将“窃国大盗”的铭牌从袁林去掉。袁世凯死了，他执政时铸造的饰有他头像的质量优良的银元在解放初仍是市面上的硬通货，被人们心情复杂的叫做“袁大头”。当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卡着一个泛着亮光的小圆片凑在唇边用力吹一口气迅即划一道弧放在耳朵边仔细听那从幽深之处发出的微细的金属嗡嗡的颤动声而浮现在脸上的惬意的神情令人终生难忘，此时，他们会不会在心中痛骂“窃国大盗”？只有天知道！

　　让我们用皇次子袁克文劝谏其父的一首诗《感遇》 作结：

　　乍着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莫到琼楼最上层”，多么恳切的话，是二皇子对父皇的话，可父皇并没有有任何表示，一任他风云逝去。我想，袁世凯在阴曹地府念得最多的当是这首诗。

　　【作者：周士君】写于袁大总统89周年忌日2005.6.6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2—13页，第28页。

　　②宣统三年，隆裕太后与袁世凯所签的清室优待条件 ：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银400万两，矣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其所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③1917年2月罗曼诺夫王朝被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后，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押往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市。1918年7月17日，在一支保皇部队准备解救沙皇前夕， 布尔什维中央认为：“我们不能把这面活的旗帜留给他们，特别是在目前困难的条件下。”乌拉尔州行刑队在叶卡捷琳堡市大商人伊帕季耶夫家的地下室，当地契卡头目尤洛夫斯基按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行刑。处决了沙皇全家7人以及御医鲍特金、男仆特鲁普、女仆捷米多娃和厨师哈利托诺夫 。 尸体被斧锯肢解、洒上硫酸、弃于废矿井，历时三天。 苏联时期，官方对枪杀沙皇全家事实守口如瓶，讳莫如深。1977年，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叶卡捷琳堡改名为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根据中央的命令，拆毁了伊帕季耶夫住宅，并用水泥把宅地浇平。苏联政府以为，这样就能把秘密枪杀沙皇事件从历史上永远抹去。

　　④张国金《北洋述闻》，1998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第41—44页。

　　⑤见《国父年谱》，第45页，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⑥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记载： 筹安会曾经 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就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这就是《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便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并加紧由“第一舞台”的演员排练，庆祝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喽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齐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

广农之友

⑦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十条，根本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紧了限制的条件。

　　⑧丁佛言（1878～1930）近代篆刻家。原名世峰，一字松游，号莲钝。山东黄县人，精研文字学，书善篆隶，笔力雄厚，寓奇险于平正，于端庄中含风韵，有“金刚杵”之誉。篆刻师法秦汉，尤得力于汉铸，亦取法近世诸家，能纳欹斜于规矩，平中有险，险而不失工稳，行刀挺劲，书篆功力相应，自有面目。 1904年东渡日本人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创立保矿会，反对德国侵占山东矿区。1911年为省咨议局议员，1912年当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中，反对袁世凯称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他为总统府秘书长。1923年后，回乡研究古文字学，著有《说文古籀补补》等，《附卷》一卷。1930年病逝于北京。

　　⑨《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821～822页。

　　⑩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不悉予供给”。

　　⑾溥佳《清宫回忆》、《晚清宫廷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请我父亲（载涛）给他们分家，（其中一个儿子）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和管家张立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

　　⑿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日本人年年增加，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乞，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孙中山集外集》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⒀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⒁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0—21页，第37页，第99页。

　　⒂见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二、三条。

　　⒃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72—174页。

　　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2页：“首先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97页：“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又据孙中山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孙还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辙。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⒅ 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庸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

　　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9页。

　　⒇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7—18页。

广农之友

芦笛：《是谁杀了宋教仁？》一文，可以在网上古狗到。

无花

哇, 还这么复杂啊.

定远

如果把一个人拚命往好处说，把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一时糊涂”，再怎样坏的人也会变成天使的。
袁世凯一开始在朝鲜骄横拨扈，看到甲午战事吓得逃回国内，利用清廷变法时的矛盾建立、扶持势力，以及辛亥革命后对权力的不择手段，这都是不可抹去的罪状。至于他的“记忆力好”或“礼贤下士”一类的“优点”，不过是做官圆滑的手段而已。“新安天会”是杨度等文人在袁的授意下搞的，有两首诗对此讥讽“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可笑之情形可见一斑。至于以文革时的思想压制来说明袁的“开明”，那真是笑话。袁如果当时有对中国那么大的控制力，下起手来一点不会逊色的。
上喜则下从。袁如果不想做皇帝，手下的人也不敢乱动作；正是袁一意想取清而代，手下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进”。至于说杀宋教仁没有证据说是袁直接指使，只能说是袁手下人所为，则袁纵手下行凶，其责任几何？如果袁不想做皇帝，又何必对劝止的儿子寒云发那么大的火？
孙中山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早的驱逐满清政权到后来的中华一体思想，经历过一个过程，要根据具体的时间与情况来分析。

广农之友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其实是被拼命往坏里说。孙中山恰恰就被拼命往好里说。（我党给自己涂脂抹粉另当别论）

历史不应该是政治的婢女。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能够在主旋律的义务教育中客观地留给后人，是中国的悲哀。

现代的中国大陆，还执行着在大英帝国三百年前就废除的出版审核制度，这一点比袁世凯时代都不如。

教育是民族之本，有“百年竖人”一说。看看大陆这几十年的教育，越来越让人失望。五四运动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面旗帜，在中国依然处于弱势之中。

广农之友

矛头直指孙中山，可惜没有象黄远庸一案那种翻案的实证而已。

袁世凯根本不需要暗示宋教仁，北洋的军队根本就摆在那里，谁都动不了袁的地位。

最初由[定远]发布
至于说杀宋教仁没有证据说是袁直接指使，只能说是袁手下人所为，则袁纵手下行凶，其责任几何？

⒅ 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庸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

定远

倘使北洋军队摆在那里就万事无忧，那还用得着各处贿选、逼迫当时的国会众议员？ 袁世凯之卑劣，其行大白于天下已多年。
黄远庸一案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历史要求的是证据和史料，而不是个人喜好。史学家研究也还有一种看法，黄远庸是被当成袁的人被暗杀的，但依然没有定稿。

广农之友

首先，我没有否认袁世凯是一个独裁者。

其次，袁世凯最后解散议会，起码也没有打击迫害。

袁世凯的行为，其实比现代的中共政权都人性化。楼主能够对袁世凯口诛笔伐，为什么无法对比中共的行为呢？

最初由[定远]发布
倘使北洋军队摆在那里就万事无忧，那还用得着各处贿选、逼迫当时的国会众议员？ 袁世凯之卑劣，其行大白于天下已多年。
黄远庸一案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历史要求的是证据和史料，而不是个人喜好。史学家研究也还有一种看法，黄远庸是被当成袁的人被暗杀的，但依然没有定稿。

定远

袁没有打击，是因为他的力量和影响力都还不够。当时要当个议员，也是要有些影响力和家底，不是想当就当的。
另外，本版是保钓与历史论坛，不是反共论坛。讨论历史时涉及到的一些事情就事论事是一回事，谢绝其他目的。

冰原贵公子

我是认认真真地看了这个页面里的所有文章，原创的跟转贴的，很有些收获。最近看广友跟定远二位仁兄的文章，收获不小，广友的深度和定远的敏锐是这个论坛不多的，小弟拜谢了先。

无花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