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汪精卫,一度是满腔热忱的革命者,颇有文采的诗人,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斗争几十年,后转而成为叛国者。观其一生,以革命者始,以叛国者终,原因在于他将个人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许多人,也许连汪精卫本人,都没预想到他后来的变化。 1946年1月19日,南京东明孝陵与中山陵突然被封锁,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此实施戒严。三天后的深夜,国民党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率一个营的工兵秘密来到梅花山上,炸开一座坟墓,并将尸首连夜送到清凉山火葬场焚烧。坟墓主人正是抗战时期投靠日本人并组织伪政府的汪精卫。 汪精卫年轻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并组织刺杀晚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题诗一首以名死志,传为美谈。他走上叛国道路后,时人陈剑魂将其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从革命志士转变为亲日叛国者,汪精卫数次遇刺,但最终未能阻挡其走上叛国之路。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1932年“一·二八事变”当天,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内政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外交部部长,从而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就职之初,汪精卫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方针,对外的解释是“国民政府就是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如他所说, 【“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盖军事上若不积极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若外交进行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 大致而言,汪精卫上台之初,对于日本侵华行径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比较务实的。由于热河失陷,此时的汪精卫还做出了“愤而辞职”的举动,出洋考察去了。 孙凤鸣塑像 汪精卫对日态度的变化发生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后。此时的汪精卫认为对日最宜“着重外交途径”,声明“有人非难过去不抵抗而丧失国土,今日则由抵抗而丧失更多领土;实则以中国现有之国力,最初就知道虽抵抗亦毕竟无胜利之望”。1933年,他任行政院院长,任上不但与日本签订一系列卖国条约,还镇压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方针。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议后,由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表态: 【“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我现在坦白地郑重地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相互猜忌之心理,与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消除。”“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 广田对中国特使王宠惠说: 【“中日两国要实行亲善,中国应完全制止排日行为。”】 听到汇报的汪精卫第二天就下令宣布禁止排日言论。6月10日,汪精卫以政府名义颁布“邦交敦睦令”,强令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此后,日本在华不断挑起事端,中方则步步退让。 汪精卫因“亲日”言行,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以筹备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9时许,国民党中委在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汪精卫致词后,与会代表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由于现场比较混乱,蒋介石拒绝下楼参加合影,为了等蒋介石,耽搁一些时间。9时35分,摄影完成,在场人士准备回会议室继续开会。突然,人郡中闪出一记者打扮的青年,掏出左轮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应声倒地。现场秩序大乱,张静江滚在地下,孔祥熙慌忙钻到汽车底下,罗家伦则夺路跑入厕所躲藏。只有张继和张学良反应迅速,抱住开枪青年,汪精卫的警卫方如梦初醒,开枪打中他,并最终将其抓住。这位青年名叫孙凤鸣,是在“暗杀大王”王亚樵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深入虎穴,刺杀汉奸的。汪精卫身中三枪,负重伤送医。他自认“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自己被刺杀的主要原因是替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背锅,却没有反省正是因为自己此前颁布的一系列对日妥协的法令,导致了这一结果。 汪精卫发表“艳电”西安事变后,汪精卫闻讯从海外回国,在菲律宾马尼拉,汪精卫迫不及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诚心与日本合作,希望日本采用寻常途径,恢复中日外交关系,这一谈话被视为向日方示好。然而,当他到达中国时,事变已和平解决,汪精卫“主持中枢”的希望破灭,蒋介石对其态度冷淡,汪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不过汪精卫对日态度依然谄媚,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富兵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一个穷而弱的国家,口口声声说爱国,便有亡国的危险”。汪精卫认为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只有沉默以对,“越沉默,越坚决,越勇壮”,主张抗日,便是“浮嚣”,“不度德、不量力,好大言、无实际”,是“幼稚的、虚骄的爱国心”。 1935年遇刺后的汪精卫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在公开场合暂时收敛亲日活动,说出“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样的话语。但他骨子里仍信奉“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认为“和才是上策”。10月,汪精卫又说: 【“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 以汪精卫为中心,周佛海、熊式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周佛海在南京的私宅—西流湾8号组织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他们声称主张抗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高调,鼓吹“战必大败”“抗战必亡”等投降论调。汪精卫公开说: 【“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走过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持久抗战,夺取胜利,只是“空中楼阁”,是“唱高调”,是“不说老实话”与“不负责任”的表现。 正是带有这样“抗战亡国”的思想,尽管汪精卫1938年出任国民党副总裁,但他在此前后多次鼓吹所谓“中日和平”。他后来自己承认“在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蒋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1938年7月,汪精卫、周佛海等指使高宗武去日本会见日本首相与陆军大臣等重要人士,商定“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日本五相会议随即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简言之就是“逼蒋下台,扶汪上台”。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所希望中国的,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不久,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在上海的重光堂进行会谈,讨论汪精卫投敌的所谓“和平”条件。汪精卫等获知谈判结果后,召集亲信秘密商议七八次。最终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乘飞机由重庆潜至昆明,19日由昆明飞到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其主要观点是要求国民党政府根据近卫声明的条件“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等不顾全国唾骂,走上叛国投敌之路。 高朗街的枪声汪精卫一行到河内后,考虑到安全因素,最终住进了高朗街27号的一处寓所。此时,汪精卫发表“艳电”的行径引起哗然舆论,全国军民一片声讨。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处置汪精卫的办法时,可谓群情激昂,冯玉祥、张继等人要求严肃处理此事。蒋介石表态,汪精卫“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据此,汪精卫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成为全国声讨的卖国贼。恰在此时,诱降汪精卫的日本首相近卫下台,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汪精卫并不感兴趣,汪精卫有被遗弃之感,陷入两难之境。汪精卫急忙派高宗武去日本斡旋,最终在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口头承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汪伪政府成立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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