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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4 17: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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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不介意住在第十三街。住在这里,她可以走路送贾法瑞上学。当然阿琳会希望隔壁废弃的屋子里不要有瘾君子(有几个快克可卡因成瘾的人最近把那儿当家住了下来),不过再隔几栋房也有小女孩在学拉小提琴就是了。
她的公寓也越来越像样子。
阿琳一心想把公寓弄得更像个家。之前的租户留下一个大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床,还有一台冰箱。地下室的东西就更多了:餐盘、衣服,和一把带软垫的椅子。阿琳决心物尽其用,重新安排家具的位置,把新找到的盘子整齐堆放在她精美的瓷盘旁边。这些瓷盘是多年前一间家庭暴力庇护所送的。她睡靠外面的卧室,然后把里面的房间留给了两个儿子。她替他们摆好了一人一张单人床垫,衣服也整整齐齐地收进了梳妆台下的抽屉。
阿琳还在地下室翻出了其他东西:滚筒、油漆刷,和一桶五加仑的白漆。她把所有东西统统拖到楼上,裹上头巾,开始粉刷墙壁。她希望这屋子能焕然一新。做着做着,索性把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也刷了。大功告成之后,她点了根熏香棒来掩盖油漆味儿。环顾四周,她心满意足。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琳跟孩子慢慢在第十三街有了家的感觉。放学之后,当哥哥的乔里偶尔会找街坊的其他男生玩“丢罐子”游戏,弟弟贾法瑞则在一旁当观众。
晚饭后,阿琳会看电视回放(并把声音转小),把贾法瑞的“个别化教育计划”评估表拿出来读一遍,还会翻一翻她的祈祷书。有些夜晚,她会爬上既没人住也没上锁的二楼,在那里待上一会儿。阿琳觉得楼上没有邻居这点很棒,她喜欢清静一点的环境。
搬到第十三街的时候,阿琳领的是W-2T(“威斯康星要工作”计划,简称“W-2”,通过打卡上班来领取福利救济的政策,工作者可月领673美元;其中未工作或无法工作者——多半因为身心障碍而不具备工作能力,可月领628美元,也简称为“W-2T”),这是因为她患有慢性抑郁症。
2008年她领到的社会福利补助,跟十几年前,美国在推动社会福利改革那会儿没有两样:一天20.65美元,一年7536美元。自1997年以来,全美各地的社会福利补助,几乎都停滞不前,但居住成本却大幅飙升。多年下来,主政者无一不知美国家庭不可能只靠社会福利补助金度日。
21世纪开始的头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房租与水电燃气费的大幅上涨,此前就已经不可能只靠福利金来支撑一个家了,在此之后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在“住”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补助,阿琳很早就断了这样的念想。要是能领到住房补贴券,或是能住进公共住房,那房租就只占她收入的30%,这当中的差别就像是“穷归穷但能安稳生活”跟“被贫穷折磨到死去活来”,或者“在一个社区里落地生根”跟“四处流浪”,还有赚的钱“能多用点在小孩身上”跟“钱转手就得给房东交房租”的差别。
许多年前,阿琳才十九岁的时候,她曾经租到过一间政府补助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137美元。当时刚生下孩子的她很庆幸自己不用再跟母亲同住,凡事可以自己做主。但这时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满口答应了。
就这样,她从政府补贴的公寓,跳进了民间的租房市场,而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为搬个家没什么关系,”她回忆道,“但我后悔了,每天都后悔。当时真是年轻不懂事!”说着说着,她开始摇起头来,仿佛要把十九岁的自己摇醒。“要是我脑袋清楚一点,现在我应该还住在那里。”
有一天心血来潮,阿琳跑了趟密尔沃基市府的房屋管理局,去问申请租房补贴的排队名单。结果透明玻璃后的小姐告诉她:“名单根本没有动。”原来早在四年前就有超过3500个等待租房补贴的家庭。
阿琳点点头,离开的时候双手插着口袋。不过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情况了,在美国一些真正的大城市里,比方说华盛顿特区,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几十年。在这些大城市,登记时你可能还是个带着小孩的少妇,等那份申请接受评估的时候,或许你已经当奶奶了。
阿琳的处境,也是美国大部分穷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公屋可住,也没有租房券可以补贴房租。每四户条件符合租房补贴的家庭,就有三户什么帮助都得不到。
如今想住上公屋,阿琳首先得存一个月的收入,缴给房屋管理局,这是她年轻时无故放弃补贴公寓而需付出的代价。再来,她得花两到三年等排队名单解冻,然后再耗两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请表消化干净。最后她还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祷那些喝着不新鲜的咖啡、手卧沉甸甸的印章的人在审理她的申请书时,可以忽略过去她留下来的驱逐记录,以及靠社会福利补助在民间租房市场勉强维生的日子。
第十三街楼上的房子没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墙壁油漆一干,谢伦娜就安排了一位年轻小姐搬进去。
7
“语音留言请按1。”
谢伦娜按“1”,然后留下这则讯息:“阿琳,我是谢伦娜。你房租准备好了吗?别忘了我们说好了你要一点一点补上之前积欠的320元,就是上次你……”谢伦娜紧急刹车,把刚到嘴边的话吞回去,她原本要说的是“上次你姐姐办葬礼的钱”。重新开口后她接着说,“嗯,总之我在等你那650块钱,记得回电给我。”
阿琳并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平日有葬礼要出席的时候,她都没法给贾法瑞买双像样的新鞋,只得把他最好的鞋子尽量刷干净一点。过去她还错过了一些葬礼,因为乔里跟贾法瑞根本没什么衣服可穿。但这次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好姐妹,虽然不是血缘上的姐妹,但是精神上的。她们十分亲近。过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体一直不好。这次是因为肺炎跟一堆并发症住进医院,最后就在那里没了心跳。
阿琳当然没有办后事的钱,问题是大家也都没钱。如果不出一点力,阿琳会觉得很丢脸。于是她把那个月的支票拆成两半,一半给了谢伦娜交房租,另一半则给了新匹茨太平间。
得知阿琳姐姐的事情,谢伦娜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决定给阿琳一点方便。她们约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缴的房租补上,也就是接着的三个月都改缴650美元,那她就可以继续住下去。问题是,即便阿琳把每个月的福利救济支票(628美元)全额转给谢伦娜,钱还是不够。但谢伦娜还是想碰碰运气,她以为阿琳会打电话跟亲戚借钱周转,或向非营利机构求助。而阿琳之所以会接受这个交易,是因为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二个月的月初,阿琳终于打电话来了,当时谢伦娜跟丈夫昆汀正在开着那辆雪佛兰。谢伦娜跟阿琳讲完话后,看向昆汀。“阿琳说她没收到支票。”
这话其实有语病。阿琳不是没收到支票,她只是没收到那张628美元的支票。原来这段期间她放了社工鸽子,把跟社工约好的时间忘得一干二净。政府的提醒通知单寄到了她之前住的阿特金森大道,总之没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谈,社工做出的裁罚就是缩减补助。阿琳当然也可以把金额缩水的支票给谢伦娜,但她想反正横竖都是欠租,口袋里有几百元肯定强过两手空空。
昆汀没有移动视线,继续专心开车。“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谢伦娜决定了,她要驱逐阿琳。丧礼费用跟后续社会福利救济金的缩减让阿琳的房租越欠越多,谢伦娜觉得是时候“对阿琳放手,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
当月早些时候,她整理好了必备的文件。等着接开庭通知,已是12月23日,算是赶上了驱逐法庭在圣诞节前的“末班车”。最终的驱逐判决要求阿琳在1月1日前自行搬离,但在即将搬走的时候,谢伦娜领来的新房客好心地让阿琳和小孩待到找到新家为止。
拉马尔继续欠着房租未缴清,谢伦娜一心想摆脱他,直到在2月初。拉马尔和楼上新来的租客玩牌时,因为楼上无人看顾的小孩下床时不小心踢翻了灯,导致房屋起火,不幸烧死了楼上租客的小女儿,拉马尔所住的房子也被大火推倒。
谢伦娜虽然惋惜房子,但想把着火的整块地推倒,再将保险金收入囊中。“不幸中的大幸,我还可以发笔财。”她说。当然,能顺便摆脱拉马尔,对她也是“好事一桩”。
最终,红十字会会安置拉马尔跟他的两个儿子,省去了谢伦娜还得自行驱逐他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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