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错综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乃至近现代史的绝大多数时间点上，即使中美严重对立、甚至兵戎相见，双方的战略关系也难以简单用一个词概括。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美关系已逐渐成为决定国际安全的核心因素，牵动着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秩序稳定。
近年来，中美关系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两国间贸易、政治甚至军事往来不断深化，但也在多个领域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与摩擦。部分美国战略家对中国仍存“冷战思维”，认为现实主义逻辑势必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和“巧实力”外交原则，在亚洲地区的多个层面采取疑似针对中国的政策。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下，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大规模冲突；“斗而不破”、避免军事冲突是两国外交的现实需求。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要义，也是主要在于避免中美两国重蹈历史上“霸主”与“挑战者”的斗争覆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事实上，中美关系在二战后的发展本身体现了实用、共赢的精神，其历史经验对两国和未来的国际安全都有启迪意义。为把握中美关系脉络、控制两大国间冲突，本文就中美关系的演变进程，分析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对现实政治的启示。
新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受制于冷战美苏相争的大背景。在冷战后期，随着中美开始接触、最终建交，中美关系开始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稳步发展，但在北京政治风波后，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低潮期。随着冷战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关系逐渐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呼吁中国成为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中国在近年来也注重提升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伊朗核、朝核问题等领域，拥有相似利益和立场的中美两国积极主导国际合作。在两国存在分歧的领域，尤其是南北矛盾上，中美两国也通过多种渠道展开接触，其谈判成为主导国际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
回顾历史，中美关系在国际安全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有直接关系。同时，中美关系的演变也受到各自外交政策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国逐渐发展，美国对中国日趋重视，且难以采取单方面惩罚措施。两国经济往来日益深化，美国不但不再打经济牌威胁中国，甚至需要忧虑中国经济衰退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同时，中国国力上升使得中国外交的独立性日益体现。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发展受到世界瞩目，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代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因为中国更多参与到各项国际事务中来，中国也有更强动机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谈判，塑造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在此阶段，中美的国际分歧，如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普世价值”与尊重主权、知识产权保护、世界金融秩序、国际合作中责任划分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南北国家的普遍分歧。中美两大国的博弈也因此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
其次，倘若说国力演进是国际关系的物质基础，外交政策则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观能动因素。中美关系的演变同样受制于两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在冷战初期，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比较激进，既有外界形势的影响，也有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例如，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认为，中国需要利用外部压力尽快推进工业化。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则因为1949年苏联核试验、1951年朝鲜战争等因素陷入“红色恐慌”，麦卡锡主义盛行，有关“红色阴谋”的指控不时出现，多位高官和科学家被以“间谍行为”定罪。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专注于建设以旧金山体系（San Francisco System）为基础的反共“统一战线”，并摆脱其亚洲支点——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可能与中国展开积极的外交对话。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寻找制衡苏联的手段；而美国国内开始批判对中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约翰逊、尼克松等人改变策略，这一转折得到了与苏联方面渐行渐远的中国政府的欢迎。尼克松70年代初提出的“多极世界”是对冷战格局的突破，通过外交手段调整，美国改变了两强格局下的力量平衡。这也说明突破性的外交理论能够影响现实外交的大趋势。
纵观战后历史，中美关系的演变不仅给中国外交提供了经验，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影响。中美关系虽总体趋于平稳，但也历经波折。
一、中美两国沟通机制的欠缺是造成外交风波的技术原因
中美双方的部分危机如“银河号”、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南海撞机等事件，体现出双方互信和沟通机制的欠缺。首先，中美在第一时间未能进行沟通，有时是由于缺乏意愿，有时则是缺乏应急准备。其次，中美在此类事件上通常各执一词，由于缺乏联合调查组或第三方仲裁等机制，双方之间的误解无法消弭。再者，部分中美纠纷属于“外交事故”，由某些政府或军方利益集团在未通知本国政府情况下私自行动所引起。面对此类事故，当事国在加强沟通的同时，也有责任对内进行协调监管。中美双方需要弥补这一缺陷，在战略、经济、军事等领域建立多种沟通机制，在热点区域积极展开沟通。
二、“两强对峙”的视野局限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
“两强对峙”的视野格局会加剧双方的战略猜疑。在苏联解体后，世界安全格局中不存在明确对垒，多边对话渠道更为现实，然而这种猜疑仍然存在。例如，美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开展外交活动或许不以中国为假想敌，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围堵中国”的形象。中国在拉美、欧洲的活动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中国需要灵活使用对己有利的双边对话机制，在双边关系不利时设法开辟新的沟通渠道，同时把握两者间的微妙平衡。
同时，在“两强对峙”的意识下，中美关系也与国际大背景，尤其是“第三方势力”密切相关。在冷战后期，美国通过强调中、欧、日的重要性，将美苏一对一的博弈转变为多对一，兵不血刃地扭转了力量对比。在当今格局下，美国故伎重演，一方面将日本、菲律宾等盟国推至前台，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参加“多边框架”下的谈判，意图使用国际制度下的“人数优势”在争议领域得分。同时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挑动部分国家的反华势力，煽动资源国民族主义情绪，指责中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投资，意图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凸显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孤立”地位。
在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能够在国际上与美国叫板的世界大国后，第三方外交对中国尤其重要。昔日苏联由于咄咄逼人的外交给人以“社会帝国主义”的印象，在国际社会众叛亲离。中国在合理声张自身主张（领土争议）和发展诉求（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必须避免咄咄逼人的印象。同时，中国也应积极推进与德、俄、韩、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在多极世界里尽可能地争取各大国的支持。中美之间的博弈，反映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布局上，美国的TPP、TTIP等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都是在国际社会争取多数支持的表现。中国若想在这场国际影响力竞争中避免失败，必须警惕“中美对垒”的思维和“世界第二”的自我认识，以“多极之一”的身份与第三方平等接触。
中美两国在冷战后期打破意识形态壁垒展开接触，是对“两极对抗”格局与“绝对安全”安全观的突破和创新。然而中国近年来国力相对上升，引起美国的警惕，两国日益面临对抗的风险。纵观历史，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总难以走出两强相争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在践行“和平崛起”、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不得不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中美间角力是继美苏“冷战”后的首次大国博弈，以及史上第二次核大国间博弈，处理中美矛盾对世界未来安全格局乃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一、中美两国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共同利益的消减以及两国竞争的加强
长期以来，美国商会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然而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其产品对美国公司构成竞争，此外中国的反垄断等政策直接影响了美国公司在华利益。另外，美国方面始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颇有微词。这些都造成原先的“温和派”商界力量转向对华强硬。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2010年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二、工业生产总值世界首位的经济体，从国际政治结构上正式成为继德国、苏联、日本后的第四个“美国挑战者”。2014年9月29日，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超过美国。同样在2014年，中国展开了一系列“走出去”外交，如提出“一带一路”等规划，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些动向令美国高层感到压力和潜在挑战。
二、中美两国的关系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自2014年起，美国政界学界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国政策辩论”，针对中国的遏制和敌对思维有所上升。例如，传统上对中共态度温和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宣称“中共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五角大楼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指责中国韬光养晦政策为“战略欺骗”。这种思潮也直接体现在正在进行的2016年美国大选上，潜在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中国“试图黑进美国一切不能动的东西”。唐纳德?川普则指责中国“从美国偷走工作岗位”。虽然奥巴马致力于将战略重心移回亚太，但美国国内对奥巴马亚太政策的批判仍日益集中于其对华态度“软弱”。此外，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谈判中进展艰难，部分战略家忧虑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削弱，从而主张美国更加积极地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三、中美两国本质上的诸多分歧仍然存在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首要分歧是“美国能否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而问题的实质仍是美国能否允许中国挑战它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中美的热点分歧如知识产权、美军南海侦查等，均缘于美国不接受对现有规则的改变。例如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即使对盟国如澳大利亚，美国均在贸易谈判中要求其修改国内法律、采取更为严格的美国标准。面对中美知识产权摩擦，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发展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其固守现有制度的态度十分清楚。如果双方甚至无法达成相互妥协的意向，中美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历史上，中美外交体现了“多极世界”的战略观，突破冷战的对抗格局。在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二”的同时，应考虑世界各国的多元利益，防止新冷战的发生。“两强对峙”的世界观，从本质上源于单一国家目标（安全）的假设，而现实中各国精英很可能考虑经济、政党、个人等利益。由于现代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一国的决策者应尽量避免“选边站队”的对抗思维。中国的和平发展充分利用了各国利益的多元化，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搁置政治矛盾、展开经济合作，避免世界格局走向“两强对峙”。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往往需要考虑安全以外的目标，如经济发展。例如，东盟国家、韩国与澳大利亚都从与中美两家的良好关系中获得经济回报。在中美发生“对峙”风险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有动机阻止两大国发生冲突，在现有国际安全格局中扮演稳定剂的角色。
同时也需看到，在中美双方致力避免冲突的大背景下，两国还应努力防止第三方势力挑动中美对峙并从中渔利。日本安倍政府利用中日领土纠纷为“修宪”造势；朝鲜意欲通过导弹试验加剧地区紧张，从而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台湾地区政客屡次冒险推动民粹主义“台独”运动，这些第三方行为可能不符合美国利益，但美国因为种种条约陷入与中国的冲突风险。不难看出，这些第三方行为仍然基于“两强对峙”的世界观，它们带来的困境是由冷战思维下订立的一系列安保、同盟协议造成的。中美两国一方面应充分理解利益多元化，组织展开各国平等参与的多边对话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彻底摒弃加剧冷战对抗的“遏制政策”。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9-9 06:08:58
收藏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