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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反正不想活了，临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砍头不过碗大一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如果有人已经完全放弃了此世的意义，喊出以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宣言，我们怎幺办？我们的文明如何去制约各式各样的反人类罪行？
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与各种反人类罪行斗争的历史。当仇恨和杀戮蔓延的时候，人们往往将罪行归咎为政治和社会的因素。但文明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正是为了应付最极端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设定的。
各种不同的文化在防止反人类罪行方面都有不同的制约机制。孰优孰劣，自然应该由历史效果来评价。当我们比较中西历史上的各种屠杀和罪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中国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不论死亡人数还是残忍级别，都远胜西方。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不仅在面对罪行的时候缺乏制约力，显得苍白而浅薄。而且在罪行发生之后，我们的文化严重缺乏忏悔和反思。再大的悲剧，也只是轻飘飘地化解为少数人在表演的闹剧，我们总是太容易以“化悲痛为力量”、“相逢一笑泯恩仇”为借口而快速淡忘，以至于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惨痛无比的灾难，中国人自己都非常陌生。
中国历史上的奥斯威辛
二战时期，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作为屠杀和集中营的象征，奥斯威辛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妇孺皆知。在西方的思想著作中，“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知识界为此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被广为流传。他甚至这样提问：奥斯维辛以后是否还有理由让自己活下去？对于奥斯威辛，这样的反省绝非个别，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法国哲学家利科说，当今哲学面临恶的决定性挑战。思想家们纷纷质问：“奥斯威辛以后，人怎么还能谈论上帝？”他们甚至宣布，奥斯威辛是西方近代文明失败的公开证明。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似乎从未有人因惨案而宣布过文化的失败，可问题是，从未宣布过失败才是我们文化最大的失败。
中国历史没有过奥斯威辛吗？不，看看这些事实吧：
先看看被某些人美化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都干了些什么？
攻陷城池之后屠城，对黄巢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仅广州一城，保守估计就杀了12万人。更可怕的除了杀人，还有吃人，超大规模地吃人。
黄巢围攻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军粮不足，就开始吃人。陈州守将赵犨也不含糊，也出来抢人吃。《新唐书》记载：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
黄巢看到官军来抢人，干脆下令将周边所有的活人都杀了，做成“便携食品”。《旧唐书》记载，黄巢下令建造了数百巨碓，将大批乡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纳入巨舂，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史家估算，当时被黄巢军吃掉的人数，超过三十万。这样令人作呕的兽行，你还在哪个民族的历史中见过？
再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屠川。他在成都、在四川各州县进行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些都被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亲眼目睹，载入了他们所着的《圣教入川记》。经过张献忠和后来清军的几番屠戮，四川的人口由明中叶的310余万陡然下降至清初的9万余人。
还有太平天国战争，战争之前，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是人类历史上人口损失最多的战争，超过了动用了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的二次世界大战。
对于这些历史，中国人基本不提。
恶魔们为什么无所顾忌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对于中国历史，这样的文字绝非只是文学修辞。
诚然，灭绝人性的恶魔哪里都有，再文明的社会也无法杜绝校园杀童惨案。但中国历史上的疯子和恶魔实在多的有点离谱，专制极权固然是仇恨的热土，但除了现实的政治社会因素，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基础设计，对于罪恶的制约力之苍白，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绝对的正义观念，极容易陷入道德相对主义。
按照一种粗线条的宏观概括，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西方哲学讲天人相分。对于西方人而言，除了现世的此岸世界，还有一个绝对高于此世的，与此世相分离的，超自然、超历史的造物神上帝。这个代表真善美最终极原因的上帝永远在彼岸世界，与“罪”的、非神圣的此世人永恒对立，与此岸世界存在着永恒的紧张关系。
另外，人生的意义要到上帝那里寻找，现世的人不可能自救，人只有蒙受上帝的恩宠才能获救。人生是否有意义，是否符合正义，最终不由人自己来判定，上帝才是真善美的终极原因和裁判。这样一种文化设定，无疑为现世的道德、正义、价值评价提供了一种神圣的普遍性准则。使得正义具有绝对的意义，能够对人间罪恶给予绝对否定，杜绝了道德相对主义。
而中国传统哲学则缺乏两个世界的悲观性对立。它没有设定一位绝对超越的上帝与堕落的有“罪”的被造物的世界的对立。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教是一种“绝对地肯定世界与适应世界的伦理”。儒家认为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为、道德功夫与宇宙之整体秩序合而为一，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人生最高境界，并且是“人皆可为圣贤”。
韦伯说，在中国传统中，由于没有两个世界的悲观性对立，人们缺乏对现世生活的非神圣、易堕落的体认。这样的文化，自然缺乏对现世罪恶的批判力。
16世纪时，罗明坚、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很快发现，“罪”的观念大概是当时儒家最难明白的观念之一，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与天主教中的“罪” 的观念相对应的观念。我们相信现世就是完美的，怎么会有罪呢？
既然中国人相信“人皆可为圣贤”，那么价值标准也可以由人自己说了算，这很容易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些相对主义论调，我们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
试想，如果一个人像郑民生那样觉得此世已经无意义了，不想活了，像黄巢那样觉得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我们拿什么去制约他？
对于西方人而言，即便你现世不想活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基督教义中讲末日审判，耶稣将于世界末日，审判古今全人类，分别善人恶人，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意义世界的基础设定，对于个人而言，或许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设定，却意义重大。中国哲学的这种设定，缺乏一个稳定的正义支点，很难从自身产生实际的约束力。面对罪恶的反思和批判，尽显苍白无力。
中国人性论的问题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核心是心性之学，喜欢谈人性的善恶，中国人很热衷于讨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而在讨论反人类的罪行时，按照传统人性论，不论是性善还是性恶，都不利于对罪行作出有力的反省和批判。
中国的人性论多数都持人性本善的立场。这种理论认为“善”和“诚”是人类的本性。但是“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来是纯洁的，但是后天的影响变得丧失了本性。孟子讲求放心，儒家都讲要求恢复本性，反身而诚。
这种设定，很容易让我们把罪行都推给社会环境，原因很简单，我的人性那么纯洁，那么真诚，怎么会犯罪呢？即使犯了罪，也是好人办坏事，是政治腐败、环境所逼。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唯独不畏自己，不怕自己犯罪。这种人性论，如何能有忏悔和反思？
把恶魔的行为归于性恶，同样不利于反思。说犯罪者人性本恶，实际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极大安慰。将犯罪者视与我们迥然不同的疯子和性恶之徒，我们自己的纯洁与高贵就不会受到威协。他是恶人，我们继续还是善良的君子。这种善恶的区分，实际是把罪恶置于“我们之外”。
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人反对人性善恶的讲法。西方哲学认为谈人性是善是恶，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人不能对其他人做这种终极评判。
西方哲学不谈论人性，他们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伦理问题－－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所谓善恶，一切善恶都立足于人能够选择，立足于人的故意。
在西方文化看来，谈人的本性是很奇怪的。既然是人性如此，那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就像自然规律一样，没有自由意志，就谈不上善或者恶。
按照西方人的这种理论，郑民生、黄巢的行为，只要他们存在自由意志，存在自由选择，就不能把罪恶推脱给社会政治环境，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应有的道德责任。
犯罪者有责任，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不需要反省了呢？在西方传统中，自以为无罪，自以为纯洁，一定是在自欺，是最大的恶。儒家那种认为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为即可达到拯救，成为圣人，在西方人看来是绝对的被造物的狂妄。
在西方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历史。人背负有原罪，而且既然有自由意志，随时都可能堕落和犯罪，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反省和忏悔。
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塔突然倒下了，压死了十八个人；无巧不成书，犹太总督比拉多也把一些加里肋亚人杀了，把他们的血搀和在祭品中。有人把这些事报告给耶稣，耶稣喟然而叹：“你们以为他们是因为犯下大罪，才遭此天谴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所犯下的罪和他们的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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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6-22 19: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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