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网建言中共当局：要像推动改革开放一样推动香港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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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推动改革开放一样推动香港政改
【多维新闻】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为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寻找原因，它一定是改革开放；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统合国民对中共政治的殷切期待，它还一定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之后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那当然是因为中共领导层认识到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三十多年前，面临因“文革”灾难而几近崩溃的惨痛现实和与以香港为具体参照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巨大差距，邓小平先生以不亚于革命的决绝勇气和政治魄力，打破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解放思想，推动中共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包括习仲勋先生在内的党内开明改革派在广东和其他地方为改革垫下了第一批铺路石。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已成为中共党内和国内各界民众心中最大的共识，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最具号召力的词汇，任何反对改革的声音和举动，都不可能得到人民认同，都会被认为是在开历史倒车。可以说，自邓小平时代开启以来，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和最保险、最冠冕堂皇的政治用语。党内外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群体，即便是改革的反对者们，也会把改革旗帜抗到肩头，用改革来为自己吆喝开路。在国内的话语体系里，任何人只要高呼改革，哪怕只是装模作样地做出愿意改革的姿势，也可能获得一批追随者。
以这样的认识基础来看待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明白“政改”二字在香港社会的号召力。香港的政改已经成为香港市民心里的文化图腾，任何不符合这种文化图腾性质的建议或做法都注定会不受欢迎。香港的各种政治力量围绕不同议题争论博弈，但是相关各方不管立场如何迥异，只要还没有愚蠢到自绝于市民的程度，都不会以政改的反对者自居，都会把自己包装为推动政改的积极力量，以此来最大程度地获得香港市民的认同，并把对手污名化为抵制政改的消极势力。这是香港社会的客观实际，也是香港市民在特殊历史经历中内生的政治特质和精神追求。任何忽视这个客观实际，或者试图以蛮力强行改变这种政治特质或消除这种精神追求的做法，都必然会遭到香港市民抵制，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适当态度。
香港市民对政改的坚持，就好像内地人民对改革就开放的坚持。胆怯者不成熟的认识会将政改简单视为不利于香港发展的危险和挑战，会对政改采取粗暴排斥的应激式反应和自欺欺人的鸵鸟态度而罔顾市民对政改的图腾式崇拜追求，就好像“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党内一些保守势力坚持“两个凡是”，认为改革开放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疯狂举动，因而对之充满了警惕和恐惧一样。但是在成熟而自信的执政者邓小平先生眼里，看到的却是潮流、民愿与机遇。改革开放，正是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和民意诉求，才在过去三十多年抓住机遇获得了巨大成功，收获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从而使邓小平先生不仅能挽狂澜于既倒，更能使习近平先生在今天的党内、国内、香港，甚至是重构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动作上都能如庖丁解牛般“恢恢然，游刃有余”。当然，改革开放还需要不断“深化”和“科学发展”，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有进行式，没有完结时，香港政改也不例外。
任何改革都是对原有规则和思维的挑战，因为香港和中央的特殊关系和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思维，在这个政治特区内发生的政改就更是中央如何管治香港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必须认识到，中共不推动政改的“印象”和“政策”也已经成为香港市民心中的最大冤屈和无奈，已经被不少香港市民认为是更具压迫感的挑战。就好像“文革”结束后面对改革与不改革这个对中共而言都是挑战的选择时，邓小平先生毅然选择了改革的挑战一样，既然在香港不推动政改和推动政改都是挑战，而推动政改显然又是恰当的、与时俱进、顺应潮流的选项，中共何不顺势而为以积极推动政改的方式来收揽民心呢？更何况推动政改还是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最佳平台和手段，更有机会让香港的深化改革能够有效推进的推手，当然，这是指一种符合中共需要的政改形式，也就是推动政改的挑战所在。以邓小平先生的智慧，“一国两制”都能想到，一种符合现实需要的政改方案不应该是个问题，更不应该成为承袭了邓小平先生智慧的中共今天的无法逾越的困境。
在对政改挑战的性质认识上，中共只要稍微转变思路，认识到政改的挑战，是对传统官僚思维的挑战，是对激进“港独”势力的挑战，不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更不是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挑战，一切思想上的障碍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在香港政改问题上解放思想，就好像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是为了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为了使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中共能继续在中国长久执政一样。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主张，不也是为了同样朴实而坚定的追求吗？
在对香港政改的认识上，中共必须明白，在香港推动政改的力量是社会的大多数，就算一些人表面上不重视政改，但当政改作为香港人的文化图腾和共同追求的理想，它就会凝聚香港的各个方面，就好像改革和反腐在党内、国内所能得到的普遍性赞誉和支持。对于熟谙政治运作规律的中共来说，必须不能够站在政改的对立面，或者被视为香港政改的阻力，而是要让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政改主张可以被认同，并身体力行地成为香港政改的积极主导力量，甚至是站在香港保守力量的另一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效说明中共对政改的看法和思维结构，而不是只是僵硬地被误以为是阻碍者，要有方法地多和香港市民沟通，多接香港地气。实际上，我们认为这对中共而言并不困难，2010年香港政改的历史性突破——香港政改方案的通过，不就是被市民认为中共解放了思想的结果吗？这在当时香港和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赞誉的妥协性举措，所折射的政治智慧和魄力，在今天仍然被视为积极的发展。习近平先生现在是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领军人物，被认为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具权威、也最具开拓意识的新生代政治领袖，多维新闻在其上任伊始就认识到他所具有的“年轻版邓小平”特质，人们应该相信他在香港政改的积极发展上充满信心。
政改必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在政治博弈中，策略性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香港今天的矛盾冲突，本质上是香港内部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因为中共治港官员过往的策略性失误和一些僵化和教条的政策，这种失误被香港的保守和极端力量所利用，使得香港的“内部矛盾”演化为香港和中央政府间的矛盾，香港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被转嫁到中央政府和香港之间，使得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政府成为域外力量和香港市民的出气筒。这种策略上的错误，让保守力量隔岸观火，香港市民成为被殃及的池鱼，中共也因此而扮演了为保守力量火中取栗的尴尬角色。中共必须认识到，政改是对英治时期遗留的问题进行改革的集中作为，不要将“政改”误解为是针对中共的专政而需要推进的政改，这是目前的效果，也是过去十多年中共被保守力量骑劫的结果。
如果要香港问题得到解决，中共必须要敢于面对现实。在香港政改问题上，中共必须检讨自己为什么被保守力量推到了和香港市民对立的第一线，为什么被认为是具有斗争艺术和政治智慧的中共居然轻易被摆放到这种尴尬的位置，成为替罪羊。在处理与政改相关的社会议题和平衡香港各派政治关系上，中共确实需要认真查找自身不足，要从香港的特殊情况和历史经历中寻找原因。有不少人认为，可能是“六四”之后中共对港政策的错误定位所致，是中共将自己与香港的主要政治力量固化为敌我关系，从而失掉了细加区分，有针对性地采取斗争、统战和合作的多元策略的机会，也许只有先认识到这一点，在将这种关系本身和它的包袱重构，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而香港市民，特别是那些习惯了让中共为之火中取栗自己却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是不是也要从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中醒觉过来，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速度惊人，而香港却相反稳步衰退，这究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还是在损害自身的利益？当然，只要中共觉醒了，这个群体就会自动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根本没有谈判的能力。
事实上，这些既得利益群体才是香港政改的最大阻力，就像今天中国改革的阻力也主要来自于利益集团的阻力一般无二。在处理政改问题时，中共必须将香港的利益结构和政改衔接起来，而不是只在意识形态上打嘴仗。中共和香港的传统社会文化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是邓小平推出“一国两制”的基础和源头；因为这种差异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他才提出了五十年不变。然而，虽然有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差异，但回归还是符合中港两地的利益，因为这样的利益结构回归才能顺利完成。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将本应是利益共同体的中港关系闲置，片面强调两方面的意识形态差异，这是错误地将中共摆放到香港绝大部分市民利益的对立方，是政治上的大错误、策略上的大失误，必须纠正，而方法正是将“战场”果断转移。要让香港市民认识到，是香港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撕裂，离间了中港关系，从而为激进民主势力的滋生制造了缝隙，必须要让这些既得利益群体为香港政改负起责任。
这些当然还远远不够，还要认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的关键和困难也从来都是重构利益格局，还要认识到政治不就是简简单单的“政治”，不是权力调整的游戏。香港问题说到底，是经济民生问题而非政治权力问题，香港今天的绝大部分问题，其实都是经济民生问题的衍生品，权力的重新划分是一部分人利用了目前的政治困局。香港市民所要求的政改，其实也是要通过政治解决方案来处理经济民生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显然对中共而言并不陌生。邓小平先生在“文革”后将中共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香港今天的管治政策调整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共必须将政治的焦点从“政治”转移到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视域里，并将此作为推动香港政改的最主要战略支点。
这就意味着中共不能够再将最新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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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亢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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