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上海教育第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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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杨东平

中国的教育状况如同经济一样，由于地域和社会差异太大、太复杂，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往往令人莫衷一是，难辨真相。

2013年中国教育的一个特大好消息，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PISA（比萨测试）2012测试结果，上海蝉联第一。
2009年上海首次代表中国参加这个著名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毫无准备地得了个第一；这次成功卫冕却是没有悬念的。PISA的评估对象是15岁学生，项目为数学、阅读和科学（理科）。上海的成绩是：数学613分（比第二名新加坡高40分）、阅读570分（比第二名香港高25分）、科学580分（比第二名香港高25分），各项都比平均值高出一倍以上，更是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在上海第一的背后，可以看到亚洲国家的文化特性：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纸笔考试的高度重视。PISA三个项目进入前五的几乎全为亚洲国家，仅芬兰获得科学第五。
对于上海第一，也有人质疑其实施过程是否有假。我相信这一结果是真实的，不仅因为上海基础教育的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而且学校之间比较均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得到较好保障，在大城市中首屈一指。国外发现的是教育系统的教研制度，形成市、区、学校三级教研网络；以及重视教师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特点。
然而，在学业成就之外，上海还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第一：课业负担最重。上海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平均为13.8小时，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7小时，是香港、澳门、台北的两倍多，是韩国、芬兰、捷克的四倍多。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上海学生每周校外学习时间平均为17小时左右，远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
它澄清了一个事实，以往经常有人说亚洲国家的应试教育、课外补习都一样，难以改变，看来还是很不一样。它证明减少一半的作业时间仍然取得较好成绩是完全可能的。这便是更值得重视的中国教育的真相和基本面貌。
在大多数城乡，学生都在严酷的应试教育环境中苦读苦练苦熬。河北衡水的万人高中，标榜的“雪狼精神”是“今日疯狂，明日辉煌”，对学生的一举一动都进行打分和排名评价，有些学生因为早上来不及叠被子怕被扣分，高中三年未脱过衣服睡觉。安徽六安市的毛坦厂中学有2万学生，号称“亚洲最大的考试机器”。高三“全年无休”，仅周日傍晚放假2小时换洗衣物，可以说是教育界的“血汗工厂”。它们与上海的相似之处，都是以“时间 + 汗水”作为基本教育方式的。
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不堪学业负担和考试压力，学生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去年教育部再次重拳出击进行治理，颁布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内容包括阳光入学、均衡编班，切实缩小校际差距，招生不依据任何获奖证书和考级证明，禁止以各种名目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一年级新生入学后从“零起点”开展教学；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要控制在1小时之内；每天锻炼1小时等等，其实不过是重申《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小学应当做到的基本要求。
然而，《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课外补习依然火爆。93.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很多小学生仍然在上补习班。71.3%的被访者反映，学校老师向学生、家长推荐或要求上补习班的情况很普遍；“英语”补习班最多（81.1%），其次是“数学（包括奥数）”（59.4%），“语文”（36.0%）排在第三位。中国家长的“虎妈”形象又一次显现：许多家长并不支持减负的举措，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家长首选的原因是“竞争太激烈，周围人都上补习班”（60.6%），其次为“许多考试内容课堂不讲，只在补习班里讲”（26.1%）和“学校课堂质量不高”（21.1%）。
可见在家长的集体焦虑背后，学校差距过大、择校热高烧不退才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这不是说家长的价值观和行为没有问题，而是说由于制度性的问题，将“虎妈”的过激行为部分合理化了。
基础教育的功能和目标显然不仅仅是考试成绩。那些PISA没有评价的指标，如身心健康、体能、社会化程度、交往能力、表达能力、艺术欣赏、生活能力、视力等等，都比学业成就更重要。如果评价这些内容，上海会得第几呢？究竟是谁输在了起跑线上？这是真正令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