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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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什么是“新华社内参”。

新华社内参是新华社主办的内部刊物，是向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提供内部情况的重要渠道。这些刊物根据不同内容，分别确定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种密级，供不同层次的领导同志查阅。所谓“内参”，指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内参”是独特的信息传播现象，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内参 - 内参级别

新华社每天都要发若干条内参，最高级别的是《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专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参阅，一般反映极为重大和紧急的事态。[4]

其次是《国内动态清样》和国际《参考清样》，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主要反映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4]

此外，新华社还编发内参刊物。面向地市级和司局级的是《内部参考》，反映问题的敏感度比“动态清样”要弱许多。[4]

最低一级的是《内参选编》，主要从《内部参考》和“动态清样”中选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内容，每周一期，发至县团级等基层干部阅读。[4]

新华社内参 - 报道取舍有讲究

上海举行2013年度新华社内参工作会议上海举行2013年度新华社内参工作会议
“内参”的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这决定了虽然其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4]

一般来说，国内内参主要报道重要时政动向、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重要技术突破、基层民意等敏感内容。这类内容不适合公开报道，但必须让中央知道。国内内参还报道重大成就、重要经验和典型。这些正面报道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后，会很快转为公开报道，形成较大报道声势。国际内参则主要报道重大国际事件、重大国际外交动向、外国政要和媒体对中国的各种评价等。[4]

内参记者对新闻的取舍，是依据一些模糊的政治尺度，没有一个硬性框架。主要取决于两方：一方是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的指示，另一方则是新闻媒体负责人的判断。笼统地说，凡是可能侮辱、损害党的声誉的事情和问题，都是不适合公开报道的。[4]

第二，内参选摘

1980年：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内参：饥饿的岁月》《内参：饥饿的岁月》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从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6] （摘录）


在革命史诗《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占领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率精干的统帅机关转战陕北，在偏僻的山沟王家湾短暂停留。这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两次胜利后，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补给基地蟠龙。

在房东的农家院里，毛泽东、周恩来与房东李老汉和他的孙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话题由周恩来抱起孩子说起。都5月初了，孩子还裹着不合体的老羊皮袄，周恩来问，你为什么不换单衣服？奶奶替孙子回答：没有单衣。毛泽东岔开话题，说吃黑豆便秘。孩子说想吃饺子。爷爷说过年才能吃，因为饺子是元宝，吃了要长一岁。陕北出了个李闯王，特别爱吃饺子，后来在北京坐了天下，叫御膳房天天给他包饺子吃，连续吃了十八天，把江山就吃丢了。毛泽东领悟到坐天下不容易，不能忘了艰苦奋斗，不能忘了老百姓。这时周恩来想到蟠龙快打下来了，告诉孩子，打完这一仗让你吃上饺子。孩子很认真地问：不骗人？毛泽东插话：你胡爷爷（周恩来的代号是胡必成，所以称胡爷爷）绝不骗人。后来蟠龙打下来了，缴获粮食被服武器弹药无数。周恩来立即兑现，叫警卫员给李老汉家送去一袋面粉，孩子终于吃上了饺子。他还脱下羊皮袄，换上一件拖地的军上衣，脚下穿一双不跟脚的军用皮靴，高兴地跳起来喊：我有衣服喽！我有衣服喽！这段剧情，生动直观地告诉人们：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关系。

打下蟠龙就能让老百姓吃上饺子，打下天下应该怎样报答这些出粮出草、出兵出民夫，出担架出大车，甚至毁家纾难支持革命战争的农民呢？

毛泽东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陕北农民支持和追随毛泽东打下了江山，为的是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坐江山以后，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在公社化年代，他们只剩下“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后来连一铺一盖也没有了，全家人盖一床被子。他们向往的好日子竟然是“老边区”时代，即毛主席转战陕北那个时代。

1980年6月，新华社几个记者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公社，拜访了1947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其时已经七十二岁。

记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已卧病不起多时了。记者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高文秀的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记者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记者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儿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我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屋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记者们明显地感到，此时1980年王家湾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记者们访问了1947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人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莫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记者们找到范长江1947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然见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条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菜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牛，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八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视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的王金璋大胆对他说：“总理，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的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

“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很震惊。

“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颗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

……

周恩来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毛主席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自家院子里种东西，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大寨模式的东西，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铲掉之列，周恩来也不能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陕北老乡真苦，一家六七口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就靠着烧热了的炕席过夜。除了年节，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总是老三样：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来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为了省灯油，灯盏里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头，有水的冷却作用，灯火不至于太旺。粮是队里种的，布是自己织的，现钱是很难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有的队里把分钱户跟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平账了，因为欠钱户永远拿不出钱来，所以分钱户也就永远拿不到现钱，大家都习惯了 。

1942年最早唱《东方红》的李有源，陕西省佳县（即葭县）张庄农民。在1956年毛泽东强制农民进入集体化以后，尤其是1958年强制农民进入公社化以后，张庄农民们穷得一塌糊涂。因为靠公社过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张庄人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张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

1980年记者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记者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陕北农民唱着《东方红》迎来的是这种苦日子，他们不唱《东方红》了。但一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城里人继续唱。好像一唱《东方红》，就代表农民，就代表几亿群众，气就特别粗，胆就特别壮。改革开放30年，邓小平等后任领导替毛泽东还了帐。延安地区也发展起来了，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有吃有穿了。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要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现在有人歌颂合作化，歌颂人民公社，歌颂大跃进，歌颂文化大革命，说现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要回到毛泽东设计的那个“共产主义天堂”里去，建议这些“革命左派”，去访问以下王家湾，访问一下李有源的家乡，问问那里的老百姓，他们愿意不愿意？

一块

土共忘恩负义。感觉土共高层人士好像没有人类的基本情感，有如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