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席琳：《我的父亲邓小平》歪曲和编造了百色起义历史

祖宗

席琳：《我的父亲邓小平》歪曲和编造了百色起义历史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有关百色起义一段历史的描述，有违历史事实，我以史料为依据，给予驳斥，并澄清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
　　一．百色起义期间前委书记是陈豪人
根据史料：
　 ①以粤省的信为据，1929年12月《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平礼兄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
　　②.前委书记陈导民（即陈豪人）在1930年1月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多次写到百色起义期间领导班子的情况：
　　“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
　　“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
　　“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文中的□为原文字迹不清）。
　　“中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前委书记陈导民”（平兄即邓小平，陈导民即陈豪人）（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龙变”，是指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份发生的“蒙志仁叛变”，而不是指百色起义，更不是龙州起义。也就是说，邓小平在１１月初，就离开了广西百色。
　　这和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记录的时间也吻合：“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
　　并非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的邓小平离开百色的时间：“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毛毛故意将邓小平离开时间推迟了一个月。
　　根据上述史料证明，百色起义前，1929年11月初，邓小平就离开了百色，陈豪人遵照上级指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此期间，陈豪人为前委书记，年仅22岁。
　　而邓毛毛却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处编造了当年百色起义的领导班子的情况：
　　她在书中编造了，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就被委任为红七军政委：“……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又编道：“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  
　　根据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任命红七军前委书记为邓小平，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这时，邓小平才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委员。而不是1929年12月，在1930年3月2日之前，红七军没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期间，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这期间，邓小平在上海，红七军成立时，他不是红七军政治委员，更不是前委书记，甚至连前委委员都不是。毛毛利用时间差，来混淆视听，歪曲历史。  
　　关于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955年香港出版的《我与红军》（龚楚著《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１９５５）这本书中，龚楚是这样记载的：“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在“广西斗争得总结”一节中，龚楚这样说：“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之设置，专负部队政工之进行。所以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至于，红八军领导班子问题，毛毛也在编造，她在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红八军成立时，军长是俞作豫，红八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因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后，邓小平2月7日才从上海回到龙州，不可能在起义发生时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再说那时红八军军中也没设军政治委员职务。  
　　二．邓小平不应两度离开起义部队
　　在百色起义前一个月，关键的时候，广西前敌委员会第一把手邓小平离开部队，是非常不应该的。当时的形势是：前委派去的龚饮冰刚从中央回到广西，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批准了武装起义的前委领导班子，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1929年10月30日任命），起义迫在眉睫，前委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势力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起义的队伍又为旧部队，成分复杂，需要动员、整顿、清洗，大量的工作要做；前委既要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又要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等工作，政工干部又极度缺乏；许多重大政策需要制定；战备物质及经费需要筹措等等工作千头万绪，广大指战员因工作关系，需要第一把手邓小平亲临一线指挥，在广大指战员的“苦留”下，当年，前委报告中写：“彼硬要去”，将重担留给了其他前委，实属不该。当中央来电阻止他回上海时，他已离开了百色。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邓小平回到上海的情况：“父亲在上海忙完公务后，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父亲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她还写道：“1930年1月，父亲还未满二十六岁。他前来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看来很有人情味，但此时广西指战员正在浴血奋战，待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时，已经过了3个月，百色起义胜利了、龙州起义也胜利了，红七军、红八军成立了，左右江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回想当年，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根据地赴苏联学习，被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到革命胜利。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中央指示，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途中，遭敌人重兵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阻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过了河，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被敌军围困。在军长张云逸率领另一部分红七军，正在苦寻渡河的时机，在这关键时候，第一把手邓小平于1931年3月又擅自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同年2月，前委刚派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回上海汇报），以后再没回到红七军。谁也没见过，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的中央文件。在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了错误，他写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可是，在20年后毛毛所写的书中，邓小平的这次错误离队，也被披上一层反王明错误路线的神圣的外衣：“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  
　　三．陈豪人等前委领导了百色起义
　　陈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记载了百色起义的情况：“……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  
　　1929年12月11日，这天清晨，百色驻军千余人，整整齐齐地开到粤东会馆东门广场，还有数千的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和其它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成为百色城一次隆重的盛会。龚楚主持大会，陈豪人代表前委，作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  
　　次日，召开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陈豪人及张云逸同志，宣布就任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务并宣布了政纲。
　　百色起义的全过程历历在目，而邓毛毛姐妹却篡改为：“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见油画：
　　1929.12.11邓小平在百色指挥着百色起义的油画
　　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油画(载：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作者：毛毛邓林
　　却将邓小平取代亲临一线领导百色起义的陈豪人。
　　想当年文革期间，某人伪造林彪（取代朱德）与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的画，何其相似乃尔。

　　四．关于攻打南宁的问题
　　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有交代：“当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之后，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当时前委估量广西统治阶级，在南宁极薄弱……以我们力量（七八两军）进攻南宁敌人颇有把握。……二月八日在南宁附近与八军会合实行进攻后，因政局之变动，敌已先我们而来，南宁游击策略未得实现而失败，此次策略之错误，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计南宁是政治中心的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绝不致易于放弃。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陈豪人承担了责任，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体现一位共产党领导者的崇高品德。  
　　陆仰渊关于隆安之战有记载：其实最初是李明瑞的主张，他先侦知南宁敌情空虚，认为有机可乘，就到右江找张云逸商量联合夹击南宁的行动计划，被由陈豪人负责的红七军前委有保留的接受了，因而只派了第一纵队的一个营，先东移进占邻近南宁的隆安县城，再看形势发展。（见陆仰渊１９８９年著《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ｐ７８－７９）。  
　　但毛毛在书中，对以陈豪人为首的前委领导了百色起义胜利，创建了红七军，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对前委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对陈豪人等领导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对前委领导攻打榕江大捷等等功绩，只字不提或者张冠李戴。而借30年2月攻打南宁失败，横加指责，她书中写：“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后，右江形势一片大好。前委没有将工作中心放在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决定攻打南宁，结果在途中隆安即吃了败仗，部队伤亡很大……”。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毛毛却借此次失败大做文章，以否定前委的功绩，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毛毛也暴露出了“天机”，原来她还知道在百色起义期间，红七军不是由邓小平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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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红七军路线错误问题
　　1930年6月邓小平由东兰到河池和陈豪人会合，邓小平来到红七军。此时立三路线形成，但因红七军正在桂黔边界游击，由于所处地势险峻，交通闭塞，故立三路线没能传达到红七军。直至1930年9月30日邓拔奇（邓岗）从中央南方局来到红七军，传达了立三路线。1930年11月7日，在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了前委，邓小平仍然被选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员委，并担任19师政委；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及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部队整编后，兼任第20师政委。有人编造（包括邓毛毛）说邓小平被邓岗、陈豪人夺了权，是子虚乌有的编造。  
　　会上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陈豪人在《总报告》中也认识到“……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红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也如实写道：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1968年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谈到立三路线时，承担了责任：“……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收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梅花战役时，邓岗、陈豪人已离开红七军，陈豪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但毛毛书中却违背历史事实，为父亲推托责任说：“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毛还添油加醋地写道：“……这时中央代表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指责邓小平违反中央命令，坚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消除过分歧，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邓小平在1931年4月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可见邓小平仍然在执行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只是如何执行有分歧而已。
　　尽管党内意见有分歧，但邓与陈的工作还是配合得很好的，在右江，邓小平、陈豪人深入基层，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有的县“……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也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可看出，邓对陈的配合还是肯定的。并不是像邓毛毛编造的党内激烈斗争的谎言。更不存在毛毛书中所编造的邓小平失去了指挥权：“红七军的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手中。”（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p.261）。  
　　自1930年3月2日中央任命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职务。根本就不存在邓小平领导权被剥夺的问题。毛毛编造这段历史，以达到陷害其它同志的目的。
　　六．关于雷经天被开除党籍的问题
　　毛毛把开除雷党籍归罪于邓岗、陈豪人，书中写道：“……由邓岗把持的河池会议，完全接收了立三路线……组织了一个由陈豪人为书记的“兵委”，并错误地免除了广西党的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的职务，以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p257页  
　　毛毛把河池会议组成由陈豪人任书记的“兵委”，也污蔑为立三路线的产物。试问毛毛，同一个会上选出的以邓小平为首的前委，算不算立三路线的产物？
　　邓小平１９３１年对红七军工作总结时指出：“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出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同志为书记”（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  
　　上文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了加强做好军中的兵运工作，而成立“兵委”。按“兵委”的职责也无权处理雷经天的党籍问题的。再者“兵委”成立前，邓岗到红七军前，雷经天已被解职和开除党籍了，毛毛又在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了。  
　　1931年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
　　“……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神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
　　相关史实，见1930年8月22日广东省委巡视员王玉树《关于左右江起义有关情况给中央省委的巡视报告》中，记录的邓小平谈话：“政权尚停顿在富农手里，形成新豪绅阶级。至于土地革命，全属官样文章，其他更不待论及。（右江苏维埃只有雷荣英［璞］一人，无形中形成了他一人的右江苏维埃），在过去的最笑话的弄到有临时苏维埃的招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命令，□能遵照执行，现洪涛到各地巡视及帮助改组，邓小平、陈豪人去各地帮助一切工作。”（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西地区》，1995，p.253－254）。雷荣英即雷经天。洪涛，是接替雷经天担任右江特委书记的陈洪涛。  
　　由上述材料证明，邓小平对开除雷经天的观点明确。邓小平在搞土地革命时就撤销了雷经天的职务，以陈洪涛代替之。其实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前委开除了雷经天的党籍。
　　七．陈豪人离开红七军的问题
　　毛毛借她父亲之口污蔑陈豪人：“……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要求回上海……而支持他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随后离开红七军。父亲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言下之意，陈豪人烈士，成了“逃兵”。  
　　事实是：前委委托陈豪人到中央汇报工作。陈豪人到中央后，按前委的指示1931年3月9日向中央汇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就是铁证。
　　邓小平的1931年《七军工作报告》中，也明明写道：“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黑纸白字记载，邓小平当年也知道陈豪人的去向。
　　邓岗和陈豪人是在全州会议后，通过红七军地下党黄一平的安排，一起离开红七军的。这在张云逸和黄一平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邓、陈回上海，是通过全州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了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同志，由黄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出去的。”（摘自张云逸１９６０年３月《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ｐ２０６。）  
　　莫文骅在其早年的（1960年）《回忆红七军》中，也说“当红七军长征到全州时，陈豪人奉命和中央代表邓岗同志去上海报告工作。”（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p.45）。
　 上述材料有力地证明毛毛在诬陷陈豪人烈士。
　　八．离开全州后的陈豪人
　　邓小平1931年4月离开红七军去上海汇报后，陈豪人再次受中央派遣，和李硕勋（李鹏的父亲）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重返广西。后来他们都没回到广西。《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九卷中陈昭礼（即陈豪人）文中写道：“……他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准备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但是经过一个多月辗转跋涉，均通不过敌人关卡，靠近不了红七军住地，只得折转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并寻找党的组织。党组织也在打探陈昭礼的下落。1933年上半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他。……1933年10月，潘汉年派张同志来找陈昭礼…此后，按照党的指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陈豪人投身于抗日战线，先后参加福建事变；在香港领导抗日同盟，任群运部长；参加新四军组建工作，任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秘书、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又被党中央派赴国民党七十军，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抗日培训班主任，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高层人士共同抗日，掩护地下党员与反动军官斗争。  
　　由于身份暴露，1940.5间，蒋介石、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称陈希周（即陈豪人）为“危险份子，应从速处理。”陈豪人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在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的安排下，转任全国战地委员会少将委员，在前往巡视第三战区途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于福建武夷山，陈豪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33岁。  
　　陈豪人的遇害震惊了各界爱国人士。胡愈之、陈嘉庚等爱国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揭露军统特务杀害爱国人士陈才于崇安，陈才即指陈豪人。）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国民党70军军长李觉回忆：“我对希周同志品德学问非常佩服，尤其和蔼可亲一切为了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持久战和坚持必胜的信心，对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身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李觉为国民党起义将领。）（李觉的回忆1980年11月15日）。  
　　当年，在国民党70军中，地下党学生党支部书记郭超（解放后曾任中国土畜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回忆陈豪人“……自始自终一派正气；对党的工作谨慎、严肃、认真，忠心耿耿……”
　　应国斌著《杜修经访谈录》（2006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杜修经回忆：“在干训班，以陈希周、郭超等人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和国民党顽固派、旧军人的斗争很激烈。……”p233页
　　文振亚等著的《血沃江南》中“崇安惨案”—陈豪人血溅武夷山（记崇安惨案始末）。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者文振亚为陈豪人学生）
　　广大的党史工作者，依据史实，纷纷为陈豪人写传记缅怀他的革命功绩，歌颂他为革命献身的崇高品德。
　　记载他的传记有：《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九卷中“陈昭礼”。
　　《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中 “陈豪人”。
　　《福州英烈②》中“福建党早期领导人陈昭礼。”
　　陈豪人：革命的铺路人（搜弧网转贴《右江魂—百色起义中的共产党员》）
　　………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于1952.4.11年致信张鼎丞（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把陈昭礼的忠骨从崇安迁葬福州，随后修建了“烈士陈希周之墓”。（周恩来书信选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 p468）
　　1985年8月12日福建省、市委和省、市政府举行陈昭礼烈士骨灰安放仪式，将烈士忠骨安放在福州文林山革命公墓长安馆（烈士馆）。
　1992年武夷山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在陈昭礼烈士殉难处，建立了“陈昭礼烈士殉难处”的纪念碑，以对陈昭礼烈士的缅怀。
　　而毛毛在书中，竟为了一己之私，借其父亲之口，不惜花大篇幅的贬低陈豪人烈士，就是文章中不得已对陈豪人烈士的革命一生作了一些肯定的总结时，可是在同时发行的外文版和海外中文版，这些肯定的话全段被删去。
　　毛毛对一位革命烈士如此不能容忍，实在是让人费解。
　　历史不容篡改，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它将鞭鞑那些编造历史、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真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