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之灾难重现

我来说

报喜不报灾，毛泽东的罪恶在中国都被掩盖，如同金日成在朝鲜只被赞誉为伟人！

liusigou

确实要公开

yongbing

1958年的大跃进。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当时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针鼓舞下，中国境内同时铺开了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工农业生产战线”，其中主要是农业战线与钢铁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石油开采方面的“川中会战”，（这在电视剧《奠基者》中有描述）。第三条战线就是由聂荣臻领导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爱国科学家共同参加的“两弹一星”攻坚战线。这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有具体的描述。这三条战线的指战员均受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针鼓舞，都是以高昂的精神斗志参加大跃进运动的。但是由于处置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第一条战线失败了，导致了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第二条战线当时也失败了，但是它的组织者石油部长余秋里不甘心，不放弃，及时总结经验，随后又转战松辽平原，组织了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一举成功，扔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大会战组织本身-----大庆油田也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典型，全国学习的榜样。第三条战线，由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一开始就按科学规律办事，做到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的有机结合，虽然途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毕竟成功。造就了中国称雄于世的尖端国防工业。　　

这三者都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马，并且均受大跃进精神影响的大工程。其结果两个成功，一个失败。如果单说工农业战线方面追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罪果的话，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还有石油会战与两弹一星，同样都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后者成功而前者不成功，不能说明大跃进本身有错误。而只能说前者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与工作方法上有错误。我们对大跃进的认识，就应当从三者对比中进行比较分析，去真正认识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yongbing

当时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放卫星，都与这位敬爱的刘主席有很大关系。可是，没有听说他要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负责，在庐山会议上，等彭德怀上书直陈大跃进的错误时，这位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没有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等1981年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定性大跃进问题时，也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说明放卫星、成立人民公社与刘少奇有关系。倒是毛泽东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造成大跃进这样大的问题，责任在自已身上。因为他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主要负责人，应当承担领导责任。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党为大跃进公开承担责任的证据。　　

当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责任，主要目的还在于让下面工作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袄，减轻压力，继续讨论大跃进工作中的失误，找出问题的根源，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符合当时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党性，因为当时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要求，就是要求敢于承担责任，并负责把其工作失误纠正过来，使工作重新走上正确轨道。当时毛泽东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果断地停止了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帮助国民经济很快走出困境。　　

当1981年重新评价大跃进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在大跃进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一线领导们一个都没有了责任，本来想着因为自已的主观武断，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应当受到追究，现在看到主持大跃进批判讨论的人将责任引向公开承担责任的毛泽东身上，个个顿时没有了负担，声嘶力竭地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把自已打扮成左倾文革的受害者，尽情发泄自已的不满情绪。这样，大跃进中所有的错误都由毛泽东一人承担起来。　　

通过回顾党史，人们痛感到，勇于承担责任曾经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四平攻坚战中失败了，部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在战后召开的战役分析会上，林彪三次站起来，主动承担责任，说仗没有打好，主要责任在自己，与李天佑没有关系。事实上李天佑就是这次战斗的前线指挥员。林彪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总结经验，苦练战术，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很快攻下了锦州，报了四平失败之仇。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分兵失败，各路部队损失超过5万。下面指战员多有指责。作为部队的指挥员粟裕主动承担责任，并向中央作出检查，同时反思失败的原因，振作精神，重新作出战役部署，进行了沙土集战役，夺回了战争主动权。金门岛战役失败，作为前线指挥员叶飞也主动承担了责任。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主动承担责任是那时共产党员应当尽到的职责与义务。那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也体现了共产党员敢于承担责任的光明磊落的一面。自从大跃进批判，应当承担的责任的人们不敢承担责任，并将责任推给去逝的毛泽东以来，共产党员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一光荣传统被破坏了。　　

这样批判大跃进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推卸责任。通过批判大跃进，人人都学会了推卸责任。每当有好事出现，成绩成了自已的，争相表白，自已当时怎样怎样负责，当有坏事出现时，争相推却责任，责任是谁谁的，要么是死人的，要么是下级的，反正不是自已的。总而言之，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尽。这种行为，在当今处理煤矿事故时表现得非常清楚，一出事故，一是将责任推给死难者，因为他不会说话，二是领导将责任推给下级，是谁谁故意违章造成的。一级推一级，只到下级没法再推时，只好承担起责任，成为上级违章指挥的替罪羊。当然，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特别是厉行责任追究的今天，下面人也学会了推卸责任。等遇到需要承担工作责任的时候，人人都思之再三，推诿扯皮，不愿去干。结果不但严重影响了工作进程，而且毒化了社会空气。不少人感叹，现在人的工作难做，推推动动，不推不动，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了主动性，害怕承担责任。　　

只到现在，中国购买美债几千亿遭到严重损失，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中国社会腐败至此，天怒人怨，有人敢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公开承认错误吗？中国资源掏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人敢于为此承担责任吗？中国南海主权尽失，连越南与菲律宾都敢骑在中国头上拉屎，这丧权辱国的责任，有人出来承但责任吗？如果连承担责任这点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好意思批判人家敢于承担责任的毛泽东呢？你一个内忧外患，外国列强轮番欺负的局面能比人家朝气蓬勃，国际社会普遍敬仰的局面更好吗？更光彩吗？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主动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原因就在于，象大跃进这么影响深远的运动，只能是共产党的政党集体行为，是党中央集体决策、推动并实施的。这个责任，特别是领导责任只能由党来集体承担，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因此代表党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当后来人们再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有谁能想得到这个运动还是一个政党的集体行为，想到这个责任应当由它的负责人来承担呢？可是当1981年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一个过世的历史老人还能为一个还继续存在的党承担领导责任吗？能领导这个党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并保持今后不再犯大跃进类似的错误吗？这些人没有想到，已经掌握领导权的第二代核心或者第三代核心应当代表党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也许他们没能这样想，他们可能认为，有毛泽东一人来承担，也就够了，他们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他们不清楚，事实上一个过世的人不能为一个还有生命力的政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这件事处理不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但严重影响了它的声誉，导、致它一再处于中外敌人的强烈攻击之下而有口莫辨，而且还使旧的错误得以沿续，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盲目冒进，瞎指挥，浮夸风，造假等行为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在以后的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还产生了工作热情严重挫伤、洋奴哲学抬头，爬行主义盛行，推却责任风气当道的新问题。这些风气经过三十年的发窖，到现在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信任缺失，社会道德败坏的局面。导致后代的领导人左右为难，不知怎样应对才好。　　

yongbing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C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D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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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 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道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yongbing

“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因为“大跃进”建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就诞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 。 “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书。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yongbing

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yongbing

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从武汉空军转业到信阳，到岗位没几天就担任了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 “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刮“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　1959年4月29日　，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有的省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 “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信阳地区上蔡县某乡政府的墙壁上，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某领导说他一贯右）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被送党校学习（保他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右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这么多“右派”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和一部分下放干部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南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这个场面我亲眼见了）；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9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yongbing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老同志）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yongbing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有的人就不知道），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酿制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 就没有大庆油田；不“跃进”，就没有红旗渠和千计万计的大、中、小型水利设施；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和攀枝花炼钢厂；不“跃进”，就没有当今的刘庄、南街村、大寨、华西等闻名世界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人民公社的产儿。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执政的领导人，不也说 “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英雄时代！否则，我们中国人没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身为解放军大校军官（师级）的辛子陵（宋科），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 ，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　0”　 。 （正文完）　　

　　

yongbing

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yongbing

（十二）　　

　 　

“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内容。　　

于是，有人就以此为题材进行引用和炒作。他们信口雌黄地造谣说，就是因为刘少奇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才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以此，把毛泽东魔化成既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始作俑者，又是文过饰非的无耻之徒。　　

其中，典型的手法就是：　　

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
　　刘少奇的态度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周恩来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
　　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陈云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　　

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这样卑劣的手法更加暴露了反毛“八国串”的无知无耻和无耻无畏！　　

因为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强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不是刘少奇，也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毛泽东！　　

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毛泽东就强调：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这个说法，请注意：比刘主　席少奇　先生整整早了两年！　　

对此，还有那明知如此的无耻之徒，竟然信口雌黄：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框框的是毛泽东自己。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提到上述看法的，刘少奇却是在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公开提出这个尖锐的看法。这势必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二则，毛泽东讲错误可能是“三个指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而刘少奇讲这番话时毛泽东已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再讲“三个指头”在毛泽东看来有泄气的嫌疑。　　

……　　

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确提到了“人祸”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考虑到上面提及的两个因素，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满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何云峰《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毛泽东文集第8卷》有关《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在北京召开。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上听取汇报时插话，这难道还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吗？！！　　

　 　

把毛泽东竭尽全力力图避免和挽救的“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移花栽木影射成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把始终如一地同“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斗争的毛泽东，李代桃僵模糊成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始作俑者；　　

“八国串”反毛的如此所作所为，绝不是因为他们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这几位领袖有什么特殊好感，这才故意偏袒和抬高他们，而只是这些“八国串”深知：　　

其一、当今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总体上达成社会共识，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牢不可破，人民迟早也会清算贪官污吏、奸商文痞和卖国贼的祸国殃民罪行。　　

其二、当今中国，唯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从总体上实现中国人民的统一意志，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就能形成整体优势，就不可能分裂崩溃，就必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所以，只有通过抬高他人、贬低毛泽东，实现魔化毛泽东，才能动摇中共和人民的毛泽东思想信念，由此，　　

一是、实现否定或演变中共，彻底摧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剥削阶级无拘无束的天堂之目的。　　

二是、实现演变、搞乱和肢解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附庸，永不能发达强盛、任凭国际资本剥削掠夺之目的。　　

只有这样，贪官污吏、奸商文痞、卖国贼和各资本主义列强才能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也为了自己子孙的前途，善良的人们啊，必须提高警惕呀！　　

　 　

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绝不是要借故贬低刘少奇等这几位领袖，因为他们的失误，那也是为国为民奋斗中的失误！

yongbing

（十一）　　

从现今公开出版的领袖文集的内容，一眼就能断定：　　

“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确的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同志！　　

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不过是玩了个放屁指别人的无赖把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篡改历史、嫁祸于人，企图损人利己、欺世盗名罢了。　　

其它史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在毛主席重返一线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国农村出现的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少报！尽管当时我国已经是公认的世界第六工业国、第十三科技国，我国却还是坚称是发展中国家。　　

可到了改革开放，邓主席主持国家后至今，“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不仅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　　

尽管粮食进口愈来愈多，九八年春却郑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吹出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中国就是三年颗粒不收，粮食也照样够吃” 的国际牛皮！　　

虽然领空领海不断被强国大国侵略、小国弱国蚕食，竟然还打肿脸充胖子，自称“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　　

于是，为了经济增长世界瞩目，为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种账目和统计的浮夸造假，可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以至于逼得朱老相国万般无奈，只好在2001年4月16日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题字：“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至于对城镇居民住房的拆迁、对农村土地的圈占，那更是举世皆知，比起当年的“共产风”，有过之无不及！　　

不仅如此，就连现今依旧被奉为圭臬的理论，那都是建立在“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和“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这么样两个弥天大谎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仅就人品和爱好而言：　　

第一、毛主席一贯实事求是、宁右毋左；　　

第二、刘主席、邓主席等专好假大浮夸、以左行右。　　

不仅如此，从现有的资料和有关回忆中，在我们看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唯有毛主席才自觉忍饥挨饿成浮肿，其他领袖却都是安然无恙的。　　

正因如此，邓小平才实事求是地强调：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只有这样评价毛泽东，才能是称之为恰如其分！　　　　

yongbing

（十）　　

　 　

事实上，只是在毛泽东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之后，“左”倾错误才不得不收敛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从毛泽东嘴里一连说出了“打”、“杀”和“撤职、查办”，可见他对“左”倾错误及有关人员已经几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泽东终于动怒了！这是雷霆万钧之怒，这是四海翻腾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国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正因如此，邓小平强调：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yongbing

（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始终如一、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在做最艰苦的长期斗争的！　　

尤其是对农村工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至1961年，在这三年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春种”和“秋收”这两个关键时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处心积虑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还在继续着。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这样，毛泽东他也决无回天之术、点沙成粮了！　　

于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饥荒也就在劫难逃了。这也就为居心叵测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无知，攻击“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诽谤毛泽东留了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