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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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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4 19: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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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锺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锺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
钱锺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锺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锺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锺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锺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锺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锺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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