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革：流血的忏悔与反思

定远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象文革这样的浩劫，这样自欺欺人地毁去自身一切基础的疯狂，也从未有过哪一个政权会用这样愚昧的方式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其余波至今难消。三十年一晃而过，当年在阵痛中回味过来的人们却依然没有能够有机会反思那一段历史，也没有能够留下足够的教训与防范为后人戒。无可改变的事情已成为过去，如此昂贵的学费却依然换不来教训，这一悲哀，或比文革本身还要沉重。

一九四二年，延安。
整风运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毛泽东提拨组织部康生等人在内部肃反，由一开始的文艺整顿上升到敌我矛盾高度。一个清瘦的知识分子因为对当时的情况提出过不同意见，被定性为“托派分子”遭到批斗，并随即定罪、关押。一九四七年，这个长期关押的人被认为“思想无法改造”，由康生下令处死。他的头被砍下，尸体被弃入一口井中。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有人死亡实在不是稀奇的事情，没有人想到这个人死亡背后的原因，也没有人想过这些错误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一切如果要发生，总会以最坏的方式进行，一如历史的宿命。
这个人叫王实昧。
尽管共产党人内部的整顿或肃反一直残酷以极，同一九四二年以前相异的是，王实昧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也没有势力角斗的背景，他是完完全全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只是学术与主张，而没有政治势力的支持。延安的整风运动虽然名义上是要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但事实却是要求所有思想与思潮都归顺于政权本身，不能有任何偏离，随后的肃反与逼供便是基于这一点进行。王实昧的被囚与批斗，已然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思想控制。而王实昧便成为第一个纯因为思想上的偏差而强行定罪并被害的案例。
王实昧连同他写的散文集《野百合花》黯然飘零在他所忠诚的大地上，信仰共产主义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庇护，杀死他的正是与他同一信仰的同志，然而一切都被掩盖在硝烟之中。战争年代斗争复杂以极，康生控制下的组织部出色地完成了情报收集与内部整肃的工作，虽然这种整肃极为残酷，但它使敌人无法渗透进来。从此秘密警察们以康生为首，奠定了随后几十年它们在政权内的地位，而思想与组织上的严密禁锢则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制度，以“组织”的名义可以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乃至定罪杀人。在这种违背制度的制度下，个人的权利或自由成为一种政治随意扭曲的玩具，虽然在白区的自由与民主之呼声高扬，但内部却是以随意侵犯个体的形式保证着政权的稳固。
抗战胜利后，马上国共之争又开始。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共产党人无可选择，不得不以过火的方法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人需要的不仅是土地的公平分配，而是大量地通过阶级仇恨的方法迅速获得农民支持，建立严密而服从的基层工作组织，并依靠这一点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地主阶层则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失掉不仅是土地，更多的是生命与家庭，虽然大部分的地主并没有犯过相关的罪过。国民党人不讲信义与道德，共产党人也必须生存，政治没有给怜悯或宽容留多一点空间。
歌舞欢呼中站起来的新中国令人耳目一新。洗掉了旧中国毒品、贪污、贫富差距的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处事公正、廉洁、禁欲、平等，处于中国有史以来道德上从未有过的标高之上。当时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这样一支队伍，只要不是既得利益一派，没有人会怀念几年前满身痞气五子登科的旧政权。只有极少数人看到这种靠政治与道德强制下的束缚中，当一个国家内已经没有秘密警察所属的“组织部”不能过问的事情时，一旦这辆车偏离了轨道，首先辗碎的是什么。
王实昧的身影无声无息地黯然下去，另一个身影立即补了上来，这次是胡风。
在取得政权之前的大量有关民主与自由、平等的宣传，使中国共产党人处于道德上的优势，也使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理想化地追随，胡风便是其中一人。做为“白区”里一直支持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胡风保持着他独 立的思考与对自由的理解，在胜利以前这种思考是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因此胡风获得了礼遇与地位，然而一旦胜利，胡风仍然以从前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并提出自已的看法，后果是很可怕的。
解放前一直主导白区文艺工作（“第二战线”）的周扬当上了宣传部的干部，胡风天真地以为作为周扬的座上宾，他真的会得到尊重，而不知道建国伊始，“组织”内部便决定要清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余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迹象都不能表现出这一点，“组织”的行事完全是按封建王朝时的官场潜规则进行，而不能体味这种封建式的官场潜规则的人就要大祸临头。很快胡风便因言获罪，而他昔日的“友人”则将他的往来书信上交中央，在“御览”后，胡风于1955年因他十几年前的言论被定了性：反革命，这一入狱便是二十四年。
义愤填赝下扑天盖地的批斗与歪曲没有使胡风屈服，但却使所有文艺界的“同志”立即明白了自已所处的环境与现状。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成万成十万的人被打成敌对分子，家破甚至人亡。胡风与王实昧一直都是受共产党人尊敬的人，但一夜间便身败名裂，所有身边的人都要被逼着做出选择：要么随他们一齐身败名裂，要么屈服于政治与肉体上的双重压迫。当所人都为着新社会的工业、农业建设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没有人能对政策提出质疑，所有的人都喊着至高无上的口号，政治成为权贵们相互较量封建时代帝王术的玩物。

中国从封建时代起便有祥瑞忌言与文字定罪的传统，从宋、明、清流传至今。中国的文化观念鲜有对个体的尊重，其所遵守的是团队内部权势角逐的派系原则，以及玩弄政治理念随意对不同意见进行罪名构陷。当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被迫承认或相信，一两个小人物的冤屈与被残害是保证团体正常运作或正义事业的正常进行时，这种正义便会变成邪恶，而中国政治也往往由此终结于小人政治，因为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规则与制度的地方，玩弄权术、造谣与诬蔑最适于生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后的中国上层建筑已经很少得到知识界的思考与监督，所有人都被剥夺了独 立思考的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与盲从，而擅于利用政治口号与权术的人则往往更能在各团体—无论是厂矿还是学校，或是政治局—中局于高位，并利用人性的自私面去营造权利层面。一九六六年最高指示一声令下，已然在长期“组织生活”中麻木的人们没有自已的思考，一味随领导层的政治心意去打击与破坏，随即自已也很快被卷入大浪与漩涡中。文革并没有摧毁所谓的官僚集体，而是以另一个无序的官僚集体与特权阶层取代原先的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没有赢家，权力高层所能得到的也是满目疮痍的所谓新世界，而一旦自已树起来的神倒下，所有人便都陷入恐慌与迷茫中。

文革的结束只是两派斗争的结束，文革时靠政治口号文过饰非、强加罪名，阴损、侮辱及扭曲事实的行为并没得到反思。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来，一直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强行建立起思维的霸权的原因，政治理念上的一点差异便要上纲上线，而剿除掉所有异已后，自身团队内部也很快分崩离析。政治团体或是讳言饰非，或是利用文革单纯进行对政权的攻击与颠覆，却很少想过或不肯想，每个人对文革是否应当负的责任。而反对共产党人政权的政治团体也没有真正研究过文革的社会心理现象，只是利用它做为政治上的工具与理由，所有文革时有的阴损、侮辱、造谣、划清界限等在这些人身上也往往得以完全体现，并不因拥共或反共而有所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所有的人都应当反省那场浩劫的原因，设想自已处于其中可能的选择，并反省自已现在的言行，是否有类似的地方。

中国人喜欢内斗，因为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团队机制对所有个体进行限制与尊重，只是服从与被服从，一旦领袖不足以高高在上地压制所有力量时，派系与纷争便会纷起。文革的余毒在于思想上的欺骗与压制，并不因拥护或反对某个政权而有异。每个人在文革中都面临着生存与良知的挑战，所谓忏悔的原意，便是因为无法对每个人十年间的行为都进行宣判，因此希望全民都自我反省以防止问题的再次发生，南非便是基于宗教的力量进行这种忏悔，以弥合种族隔离造成的伤害。然而，这一最起码的忏悔与反省没有能够在中国进行，下一代仍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着余波的侵害，无论其拥共还是反共，都往往不自觉地重复着文革的劣性， 这才是令人痛心的根由。

斯芬克斯

其实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的焚书坑儒运动，有点象文革。

为什么我国夏商周，帝王名号历历在目，但却是三代无信史，都是因为史料典籍被烧掉了，其中，《易经》因为是巫书而幸免于难。

凝香

唉！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善恶，只有相对的是非利弊，文革作为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过往烟云任人评说，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能理性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再拘泥于某些无意义的条条框框，遮遮掩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