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思考

定远

中国自唐的“盛世”过后，便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宋时半壁偏隅，终亡于元之铁骑，明时汉族政权与汉儒文化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却又荒腐不堪，为清所灭。历史与文化的交织、矛盾，往往为人所深思。
　　所谓“中华民族”，按现今的官方定义，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内的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组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概念有领土上的，更有文化上的，往往交织在一起，而中国人和外国人也常常是根据文化上的定位来区分所面对对象的“中国”与“非中国”性，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即中华文化到底指何物？
　　想要搞清中华文化道统的来源，至少要追溯到汉。在汉以前并无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或理论成为文化上维系一个民族或王朝的纽带，虽然周礼和周朝一齐存在了八百年，但在文化上伴随着周朝的却是春秋战国时墨、道、儒、法等各家的争鸣，而没有一个各方都承认或奉为正统的主旨。秦在文化上起到的实际作用，是将所有的地域都一统、将文化都强制性地压抑，然后将这个一统的地域交给新朝代，而新朝代汉朝则从各种流派的文化中选出了适于自已的一派做为所有地域都必须奉行的“正统”，这一派就是儒家。
　　从名词定义上来看，汉之后的各朝代其实都不应称为封建时代，因为“封建”一制于秦而止，中国历史上这些朝代，事实上应当称为“皇权时代”较为合适。而对各朝代而言，由于在血统上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正溯性，最为有力和稳固政权的理论基础便要选择文化正统性。儒家文化对皇权统治而言具备极大的稳固作用与利用价值，因此围绕着儒家文化进行的所谓正统与非正统、理论发展与维护之争，便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行为，并每每伴随着一次次的政治风波，而非纯文化领域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以汉族政权为主体（同时也以汉儒文化为中心）的政权屡遭侵犯、推翻，忠臣士子多是以历史文化为正统，而当汉族政权与汉族政权间相发生冲突时，则往往相互奉自已的“正统”。历经反复的朝代更叠与动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的气节越来越归结于对文化的认同与坚守，然而这也就随之造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文化是否可以成为气节或民族的载体，或者说，所谓忠者所坚持奉行的，到底是文化，还是朝代的正溯性？
　　当把民族主义定位于文化正溯性的时候，很明显地出现的悖论就是两种现象，一是当入侵或反叛的一方本身也是中原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秉承者时，所谓忠义便会概念模糊，虽然最终胜利的一方仍然会在事后被打扮成正统，但在冲突当时文化本身却根本起不到维护统治的作用；另一种更严重的现象是当异族开始“归化”或秉承儒家文化时，持续的反抗与抵制便开始变得软弱无力乃至不得不屈服，这一现象以明末清初三大儒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为经典。王船山最为排外，誓死守节不出山，并将汉族政权视为华夏主体，将华与夷之别区分到极致；顾炎武则认识到“天下”与“国家”（即政权）的不一致性，并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其之所谓“天下”，并不在于国家或政权，而在于以汉儒思想为中心的文化，并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直接将个人的独立人格与文化道统相联系起来，而将对政权的忠诚归入“肉食者”的义务。从道理上讲，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然而，顾炎武也仍然没有能够正视一个问题，即如果异族开始融入或利用文化道统时，做为个人将如何面对？
　　这两位学者没有能活到康熙“盛朝”开科祭孔的时候，而黄宗羲则不幸地长寿，令人痛苦也令人绝望地受着煎熬并不得不妥协。当清朝的统治者开始以尊儒、尊孔为口号并修＜明史＞，对文化界一面以利诱之、一面以极残酷的文字狱大加打压，极彻底地摧毁了当时不甘明亡的士人无论是“保国”还是“保天下”的思想基础。同样的文章汉人能写，其他族的人一样能写，文字本身并不能选择民族。江山在手的统治者沉稳地一步一步以文化同化为手段，最终使文化本身的坚持者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崩溃，回过头来替新统治者保有江山。

　　在文化的冲突与交织中，民族的划分与界限也渐告模糊，或者说，不能成为文化隔阂的理由。尽管民族的确切定义是在近代才作出，但从远古时起就有民族的隔阂与纷争。古时对民族的界限主要是根据血统作出，即一个人不论接受的是何种文化，其血统决定出身是“华”还是“夷”，后期由于血统混杂等原因，才开始对风俗、语言等进行划分，逐渐从文化与血统两方面分辨华夷。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也不乏为抵制文化同化而创造或坚持自已的语言、期冀保有不同文化的例子，如西夏制造文字及清时对满文“国语”的要求。然而，无论是血统还是文字，都不能确保汉族与其他外来民族的“华”“夷”之辨并从中获得文化基础，典籍并非只有汉人可以精通，而风俗则异化与否都不构成优越的要素，除了现代法律意义上严格的国籍划分，无法定出严明的界限。（相似的问题在欧洲更为普遍，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居住在法国近一半的“法国人”不说法语，当时定义“法国人”和“法兰西民族”时打算以“是否使用法语”为准绳进行统计，结果吃了一惊。而现今的分类则干脆是根据血统和本人意愿）。
　　而中华文化本身，其实也并非有严格的正统之说。凡二十五正史，无不以正溯讨逆，然后自身也沦为“逆”再让新的“真命天子”来讨，每一次朝代的变化，以现在偏激一点的观点来看，可以说都是一次文化上的汉奸再造工程――无论新统治者是汉族与否。因为忠与道统的概念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文化保持并非汉族或某一血统皇室的专利，不认识到这一点，则即使中国历史如日本天皇一样 “万世一系”，其冲突与实质仍然没有改变。最为典型的是王国维，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但他在清亡后始终留着辫子，并终于以对局与他理念的无法调和而自沉昆明湖，令陈寅恪叹息“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正是由于认同清时流承的文化传统，而对清亡后道统继承的绝望，才促使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大师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再来反观民族主义与文化本位主义，便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无论是基于汉族本身，还是基于所谓汉族主体、多族共存，亦或是多族共荣，其自身职能都不是政权维护，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强加给它的更多任务，往往只是一个政治需要的借口。汉族主体也罢，非主体也罢，都不足以构成任何可信服的依据作为政治上义务的凭据。令人痛苦但必须正视的一点是，所谓人民，或普通民众，对文化的认同与对政治的维护间的关系是极脆弱的。古今中外民众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自身的生存，在自身利益与文化道统或义理面前，选择的肯定是前者。不仅是清时安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即使是近代乃至现代，也不乏其例，其原因并非是民众不爱国或爱文化，而是因为爱国本身对民众而言并非是一种必须超越生存的价值，而爱文化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性，除非使人真正相信异族政权会直接危及自已的生命。此点不唯中国古代，即使是现代亦不乏其例，二战时英国派遣特工刺杀海德里希即是典型，表面原因是海德里希破坏了英国的情报网，其更实质的原因是海德里希一面血腥镇压抵抗运动，一面采用柔化手段，增加居民食品供应、采取措施缓和关系，使英国对此感到极大压力。当时刺杀现场路过的一名捷克斯洛伐克老太太在看到海德里希夫受袭时的尖叫竟是：“这是帝国摄政长官阁下！”倒并非是这位“长官阁下”受到多少占领区民众的“爱戴”，而是极严酷的压力下，只要稍稍舒缓一口气就能换来在思想上的合作。
　　华夷之辨或汉夷之争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保国本身应当是官方的任务，官方尽管可以用法律强制，但民众对政府有多少“自发认同”，取决于民众理念与官方行为间有多少“自发认同”，当官方行为丝毫不代表民众所认可的文化、甚至开始危及民众的生存时，民众会选择自已“保天下”，即不认可政府而创立自已的文化政治势力，更有可能在异族入侵时采取观望甚至迎合的态度。明朝多年荒腐后汉政权被满清统治者轻易推翻（大部分编入的清军都是汉人），以及抗战时大饥荒中的河南民众被汤恩伯部队逼到绝路上（以法律角度，汤恩伯的国军部队实质是三十万武装匪徒集体犯下反人类罪），选择迎接日军以获得救济粮，都是典型的体现。而且，如果当政者仍然不反省，则无论后人在文化角度上如何苛责，这样的事实都会继续发生，无视这一点光是骂“汉奸”是空洞而无实效的。民族主义起到的仅仅是民众文化认同时的纽带式效果，但只要外来威胁不至于伤害这种文化，则不可能指望其能够有“保国”的效力。
　　而传统文化本身也非是“保国”或“保天下”无懈可击的圣物。中国文化对士大夫的要求上升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境界，实际生活中的活人（死人除外）往往无可达标，中国皇权时代里从经典中罗织罪名便成了小人政治中最为得心应手的法宝，几乎所有政治冤案都要等人死透了才能平反，以便塑造新的圣人。时至近代，理念与现实的冲突都强制要求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必须接受新的思想与文化的冲击，凡是守旧不化者均会受到现实的残酷惩罚，此时革新者的最大阻力便是传统，并不得不迫使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变通，这样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悲剧与巨大的代价。例如，近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时，面对西方科技与理念上的更新，革新派（注意非维新派）面对着比自已无知但动辄以典籍中的义与利、奇器淫巧之类“正统”观点而在道德上占据优势的情况，不得不选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作为与现实妥协的理由。现在对这一口号的评价是自甘落后而不知体制根本，习其皮毛而不究其深源，其实在当初却是重重压力下不得不妥协中求发展的“进步”理念。文化传统对现实的桎梏已经到了十分严重地影响社会发展的地步，究其原因，乃非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被当成维系政治统治的工具。政治不能发展，则文化也不被许可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类别门派而言，除去皇权所系的儒家文化外，仍有道家、释家（本土化的佛教）、墨家等流派；而从社会阶层来看，亦可不明确地划分为两个层面的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其中，以历代相传并不断在旧瓶中加入新酒的儒家文化及礼仪等级制度可以看作是官方文化，而道教、中医、民俗、方言乃至少数民族的风俗可以看作是民间文化，虽然这种文化不入官方之眼，却于现实中有极深影响。介于这二者之间的，还曾经有一种文化，士文化。
　　之所以用曾经两个字，是因为士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又于明清之际受了极大的摧残，其文化也在曲折中停步甚至枯萎。文化传统上对王、民各有要求，而士不仅起到遵守文化的作用，还要负担起发展的任务。士阶层本身并不依附于皇权，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道”为宗旨，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并寻机发扬自身才华，并从中寻求文化作用于社会的阐释。尽管皇权时代官方大力宣扬忠义的概念，但士文化却要求士一阶层在忠当中做出坚守本位的选择。这一选择不仅是对士本身的考验，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文化约束。
　　由于皇权对政治控制的需要，加上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势，明代对文化的压制与禁锢达到一个严厉的极端。随着诛十族与庭杖的发明，士阶层在人格与思考上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是欧洲哲学及人文发展的重要原因）被强行剥夺，士人开始不得不放弃对政治、哲学、民生的见解，转而以依附皇权为已任，而不得依附的士人则大量以写色情小说谋生，这也是明时艳情小说发达的重要原因。礼教越是森严、禁忌越是繁锢的时代，越是政治压抑的年代，色情文学反而愈加泛滥，究其原因，是当权者本身在心中确认，只有礼教或风化不会影响统治又能消磨掉士人的志气。这一现象在清时发展得更为严重，由于清时禁官员嫖娼，北京的娼妓业一度萧条，随之而兴的却是色情文学、男娼业，而男娼对戏剧发展还起到一种难以启齿的促进作用。
　　清时以极残酷的文字狱为打击手段，并通过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实现其文化同化的目标。一方面汉族的发型、服饰等做为汉族的象征被以极严厉的手段废止，另一方面则大力宣传所谓孝文化，把孝树立为仅次于忠的道德目标。树立孝道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因为以普通父母的观点不会让儿女蹈死地，而是安守家庭，对巩固政权有极大的作用；而废止汉族服饰等则是通过这一形式强制性地使人接受异族统治的现实：儒家文化和传统可以脱离汉族传统的存在而继续存在、发扬，这是黄宗羲所最为痛苦的地方，也是他不得不妥协的地方。皇权时代为了巩固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都采取了极激烈的手段，明朝是汉族统治者对士大加鞭鞑，清时则是满族统治者对士阶层斩尽杀绝，到了清末需要抵御外侮时，民众已然麻木，难能再寻回风骨，即使是有少量有风骨者，也很快在宦海惊涛中沉没，与之一同消逝的，不仅仅是三千年的皇权社会，更是士文化的迷失。
　　然而，做为文化曾经的承载体如汉服、汉饰、汉发型等，并没有随着满清的消亡而恢复，究其原因，并非是由于满清的打击过于猛烈，而是因为清亡时皇权时代留下的这些东西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不可能成为文化的承载――事实上当时的传统文化本身便受到现代理念与科技的强烈冲击，早已自顾不暇。当时的南社便一度以为推翻满清后可以重新“峨冠博带，汉官威仪”，结果却是所有人先穿长衫，再换中山装，大失所望之余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所谓汉服已随着历史的变迁成为服饰学上的一个课题，适合以美学观点研究或欣赏，但强加给它所谓精神或感情，与时代格格不入。
　　传统文化的三个构成层面在建国后遭到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汉族人口数量占了大多数，但只拥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其余地方如新疆、西藏、云南等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然此时不可能象美国剿灭印第安人、夺取土地的方式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而是以共同的政治信仰为凝聚力，加强对资源、土地的国家统筹运作，努力在科技、文化上达到共同的发展，可以说建国后的民族问题是解决得非常好的，比国民党时期矛盾冲突的情形强出很多，确是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而在今天，当意识形态已经弱化的情形下，中华民族面对世界化的新科技、新社会、新人文，不仅应当采取平等相处、共同发展的政策，大呼扶持所有教育落后的地区，更应当以中华文化、历史为纽带，加强大中华的凝合力，而非死守着所谓“汉族文化”（事实上汉族文化并不能做为政治上的依凭，而历史上汉族的文化之体现也在上文中有所综述）或“汉族主体”（汉族主体最突出的朝代是明，唐时的开放并不突出汉族主体，汉朝只是汉族才形成）。中华民族也不能再抱所谓华夷之辨或天朝大国的思想，而必须以开放的心胸面对世界、广收兼容，扬弃传统、承认自身的不足并加以努力，使文化得到新的发展，绝不可再落入“老大民族”的旧套中。

广东农民

定远

最初由[广东农民]发布
除了最后一段，其他的部分很有见地。

惭愧惭愧，你果然有眼力。此文系驳国内某些顽愚的大汉主义者所做，因此在文末加了一段狗尾，虽尽力装饰，却无续貂之能。

广东农民

又有几个人能象苏东坡一样“吾文如万斛清泉，随地而涌”？

JUS~

元. 明, 清,

这三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可以说是三个垃圾朝代
士大夫阶层毫无自尊

广东农民

最初由[JUS~]发布
元. 明, 清,

这三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可以说是三个垃圾朝代
士大夫阶层毫无自尊

先秦百家，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峰。

自秦嬴政焚书坑儒之后，就再没见过天日了。

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面对世界文明的冲击而产生的自我反思，是另一次中国文化的高潮。

阁下如果今天再看看《新青年》，依旧属于现任政府的封杀范围。

JUS~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种中华民族固有的人间真情, 和万丈豪情, 从蒙古蹂躏中华以后, 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再加上明清两个大垃圾朝代对士子们的无情阉割.  如今的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无穷无尽的功利了, 看看加拿大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就知道了. 人与人之间是如何赤裸裸的功利啊, 更不用谈国内的人

定远

最初由[JUS~]发布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种中华民族固有的人间真情, 和万丈豪情, 从蒙古蹂躏中华以后, 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再加上明清两个大垃圾朝代对士子们的无情阉割.  如今的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无穷无尽的功利了, 看看加拿大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就知道了. 人与人之间是如何赤裸裸的功利啊, 更不用谈国内的人

我在想，社会整体人际关系的维系有两点，一是社会法律与信用体系，二是文化背景，二者缺一不可。中国是先失了社会法律与信用体系，然后单靠文化维系，力量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出现弱化的情况。
朋友非常少不怕，但是不交错人，不要有功利的因素就好。

定远

顶一下...最近有人谈及民族问题

flymonster

最初由[JUS~]发布
从蒙古蹂躏中华以后, 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再加上明清两个大垃圾朝代对士子们的无情阉割.  如今的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无穷无尽的功利了, 看看加拿大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就知道了. 人与人之间是如何赤裸裸的功利啊, 更不用谈国内的人
这个民族已经灭亡了，当然加拿大华人之间的人际关一团狗屎！本来就不是同一民族么！英文CHINESE是对将汉语的人的同称。什么印尼的，泰国的，大陆的，香港的，新加坡的都被西方人叫CHINESE。实际是一种虐称，懒得分你到底从那来，就象BLACK PEOPLE一样，管你从那里来，就是只黑鸟。所以台湾人要求叫TAIWANESE，这是觉醒和自尊自强的表现。建议以后来加拿大的，改叫自己HANESE，别在用CHINESE了！：） :O

longpred

最初由[广东农民]发布


先秦百家，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峰。

自秦嬴政焚书坑儒之后，就再没见过天日了。

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面对世界文明的冲击而产生的自我反思，是另一次中国文化的高潮。

阁下如果今天再看看《新青年》，依旧属于现任政府的封杀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