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重演查理案：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好兴致

   

《查理周报》的枪声自从响起就一直回荡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在2015年的情人节上，类似的一起案子更令欧洲人大为惊骇：一名曾将伊斯兰教先知穆圣画作动物模样的“漫画家”在哥本哈根的文化中心里被当成了乱枪攒射的目标，尽管他逃过一劫，但已有人因此丧命。鉴于法国驻丹麦大使当天也在同一座大楼里大谈“艺术、亵渎和言论自由”，这件惨剧的出现就未免有了几分讽刺的意味。只要傲慢的老欧洲永远以高高在上的视角审视地中海沿岸，继续搅动其中的混乱，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穆罕默德漫画事件的始作俑者，丹麦发生枪击事件其实不应大惊小怪

试图缉凶的哥本哈根当局很紧张，急急忙忙的就将枪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可就丹麦来说，这种事件的发生也终究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该国的《日德兰邮报》本身就是风潮的源头：该报2005年连续登载的12张漫画点燃了全球穆斯林民众的怒火。巴黎喋血后，欧洲尤其是丹麦的某些惯于“用民主的方式侮辱所有的宗教”的激进人士就惴惴不安，生怕哪一天自己就会被该国都市贫民区里的阿拉伯移民、难民打杀了，即便他们勾肩搭背站在一起，也没法掩饰这种因做了亏心事而来的恐慌。

必须承认，无论是巴黎的贫民窟，还是德国的郊区，以及丹麦的城市夹缝里总会有为数不少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会说所在国的语言，不少人更有着非法的营生。譬如此前在巴黎射杀漫画家的一对兄弟正是如此。在普通欧洲人看来，这些人拿着救济却不肯工作，只知道每天定点礼拜。他们的出现不仅有碍观瞻，更已成为治安的威胁。不过，在分析人士眼中，欧洲人的不安到底只在贫富差距、治安变差、房价飙升、物价上涨等因素上，相对而言，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群体只是在诱导下成了欧洲民众的“出气筒”，一如阿拉伯国家在欧美面前无力的身份那样。

问题也就在这里，广大的老欧洲怎么会有这许多阿拉伯人？不可否认，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在战后50年间在移民政策的“先松后紧”有点关系，但这根本原因终究还是与欧、美搅动阿拉伯世界分不开的：倘若当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又怎么会离开家园，前往言语不通的欧洲去讨生活呢？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就沿着地中海逃亡欧洲，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上百万的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地中海沿岸阿拉伯人也经过各种渠道告别混乱的故乡，这其中固然不乏懂得西方语言的政治避难者、“良心犯”或知识分子，但更多的还是目不识丁，只知道挤进偷渡船里混口饭吃的青壮。

直到21世纪，类似的悲剧仍在继续。在英、法掀起利比亚空袭、伦敦来的王党分子领导内战，法国飞来的异见分子组织叙利亚“临时政府”后，伴随着富庶的国家变成人间地狱，数以万计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民众也因此铤而走险：本地政府和造反者的冲突毕竟没法马上带来民主，民主了也未必马上就有饭吃，但只要溜到欧洲，那就似乎等于进了天堂。对于“老欧洲”们来说，以法国、德国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口号一直与大革命后的“博爱、平等、自由”一样属于不可触碰的禁忌。欧洲对于阿拉伯“独裁国家”的“民主化运动”的支持更让他们至少要做出一副欢迎从北非到地中海沿岸的各国移民或偷渡者的样子。

   

可遗憾的是，即便是在“自由”、“民主”的欧洲，阿拉伯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据法国“紧急反种族歧视”协会的调查，有阿拉伯姓名的人在就业领域很容易遭拒，很难租到房子，尽管法国颁布了《反种族歧视法》，但这一法令的作用仅仅只是让法国人闭嘴而已：为免于祸从口出，法国社会对阿拉伯人的避忌已经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道空气墙。这一局面就让阿拉伯移民在法国的失业率比一般欧洲移民高出至少5个百分点，多数低收入的阿拉伯移民更不得不依靠法国的福利讨生活，龟缩在郊区的便宜公寓里，比起和所在国上层建筑攀附的知识移民和流亡人士，这些从故国逃亡来的普通人也就只剩下信仰作为唯一的依靠了。

其实，移民群体尤其是阿拉伯人群体在欧洲更多已经成了左右党派“神仙打架”背景下的牺牲品。在仅有4.2万阿拉伯移民的丹麦更是如此。从1993年开始，该国政坛三大党：中左的“社民党”、中右的“自由党”和右翼的“人民党”就在移民的问题上大打出手。社民党前党魁、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实施了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自由党为煽动民意，就开始联合反移民的人民党在丹麦国内宣传“反对大量移民”和“拒绝多种族社会”，并以立法权为交换，在人民党支持自由党夺取政权后，由前者负责起草反移民的丹麦《移民法》。在社民党于2011年夺回政权后，新上台的施密特政府又改回了相对温和的政策。但无论各方如何修改移民策略，阿拉伯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终究是难以回避的现实。

就这样，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在欧罗巴的阴影中蛰伏，很多欧洲人认为既然可以在大城市里看到他们，那么他们的总数就一定会很多。自2009年后，西方世界更乐于渲染“欧洲阿拉伯化”的危机。但相对于全欧7亿6千万人口的总数来说，真正从阿拉伯前往欧洲并开始定居的仅有两千余万。鉴于这些人有很多仅仅在所在国身处蓝领阶层，不少人仍身处贫困线以下，这也让他们很难有什么作为。阿拉伯移民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还不如隔三差五展开骄傲游行的同性恋人士。西方世界也许会津津乐道于一个新闻界虚构的“叙利亚女同性恋反对派知识分子”在巴沙尔政权下“被迫害”的故事，却压根不肯对自己身边的阿拉伯人多瞄一眼，即便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

从这里看去，背井离乡、投奔怒海的的阿拉伯人在九死一生后，于欧洲的新世界里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二战让犹太人翻身，吉普赛人也不再被轻易送进监狱后，阿拉伯人就取代了他们此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位置。当阿拉伯世界仍然遭遇西方的压制，百姓因战乱不断逃亡时，他们对于欧洲的期望总有一天会在到达目的地后遭遇破灭。巴黎和哥本哈根的枪声就说明了些问题。

对此，欧洲各国领袖们看到终于出了人命，不得不勾肩搭背站在一起，指责开枪的人不好，进而说其中有“恐怖分子”的影子。可遗憾的是，既然欧洲对于地中海沿岸的搅动并未停止，那么当阿拉伯人因此不断的涌进欧洲时，此后的前景恐怕就得到了预示：既然欧洲不肯让阿拉伯世界得到安宁，又无意让移民在自己手中得到公正待遇，那么他们之间也终究会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