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位擅权 中联办在香港添乱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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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擅权 中联办在香港添乱帮倒忙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8日 转载)                                    
   
    浩浩荡荡的占中行动接近尾声，香港将逐渐步入“后占中时代”。但这场运动给香港留下的震荡无疑是十分显著的，它给人们带来的诸多迷思也依旧待解。在这其中，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无视香港民众的怨气，神色轻佻地表示“太阳照常升起”，继而又形容占中是“政治斗争”，以及将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这些极不恰当的表态都为事件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不必讳言，这次占中运动令中央驻港机构多年以来所积存的弊病和官场恶习被完全暴露。此时此刻，中央决策层绝对有必要重新检视中联办作为一个正部级机构存在的合理性，而国家领导人亦亟需思考究竟中央驻港机构以后应该以怎样的级别及形式存在，才能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中联办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在英国殖民香港时期，以新闻机构的形式出现，实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驻香港的最高代表机构，主要负责与港英政府联系及策划左派工运等工作，香港回归以后至1999年才改称为中联办。打开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人们可以找到其声称的主要职能，总共有五条，分别是：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往，反应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处理有关涉台事务；以及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从理论上说，顾名思义，中联办本应该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联络桥梁，尽管该机构常驻香港，也不能直接参与管治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才是中央授权在香港施政的团队，才是中央在港的唯一合法代表。但长期以来，中联办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过原本设计的“联络”职能，他们的手越伸越长，权力甚至凌驾于香港特区政府之上，俨然在香港扮演着“第二中央”的角色。对此，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甚至更加直接地点出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也是香港一支重要管治力量，是“一国”原则在香港管治力量上的重要体现。这种“政治现实”让所有港府的高官哪怕是见到中联办的一名司局级官员都要展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以至于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选举中胜出之后也要亲自前往中联办“谢票”，而且一留就是90分钟，比他会见前特首曾荫权、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的时间总和还要多一倍，这是何等地荒唐可笑！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中央领导人对700万香港市民庄严的承诺。但长期以来，香港社会上对于“西环治港”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可以说，无论是运用各种力量干预香港的各级选举，抑或是发动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联办愈发深入地介入香港内部事务，毫不掩饰自己参与香港管治的企图心。而部分中央驻港官员在处理香港事务时所采用的手段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他们在各式各样的饭局和酒席上贩卖两样商品：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位置以及“小圈子”香港特首的宝座，导致买官卖官的风气在香江日盛，各种钱权交易在这个机构的带动之下也逐渐开始侵蚀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廉洁。毫不夸张地说，中联办明显已经被腐败的海洋所淹没。而另一方面，很多中央驻港的官员们至今也没有摆脱当年与英国人谈判时的斗争式思维，以对待阶级敌人的眼光看待香港的泛民主派。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些人还没有斗够吗？如果中联办以现在这种形式和级别继续运作下去，只会激起港人更大的反感。不仅有违“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对香港的良好管治及维护中央政府在港威信亦十分不利。
   
    古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时香港的乱局确实足以令北京思考变招。在很多香港市民眼中，中联办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官老爷”的形象，其官员打着“中央政府在港代言人”的旗号作威作福，并凭借这一身份从香港各界捞取了无数油水。而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畸形政治生态下获取的巨大利益，不惜欺上瞒下，以牺牲香港民众的政治权利为代价，对政改的拉倒暗自窃喜。因为只有维持现行的“小圈子”选举制度，那些有志入仕的港人才能继续有求于他们，自己的“价值”才能得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绝对不能对中联办听之任之，对其狐假虎威的行为坐视不理。现时北京最迫切的是让特区政府依据《基本法》全面，无障碍地治理香港，成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唯一代表，而不是让中联办主任的权力凌驾于特首之上，成为香港这座城市实际上的首脑，令香港社会出现所谓的“第二支管治团队”，甚至是“第二权力中心”。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中联办的历史地位做出解释。中联办之所以能够成为正部级的机构，可以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时，为了使身处第一线的谈判者在与对方交手时表现得更有底气，北京必须要让驻港机构享受崇高的地位，并授予其充分的权力，这是当时的历史大环境所决定的。公允地说，他们在香港顺利回归中国一事上确实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随着香港的局势渐趋安定，今天是否仍有必要摆一个习惯于高高在上的部级官员，坐镇香港“指点江山”是高度存疑的。曾经有媒体报道指出，其实早在政权移交前的1996年左右，中央就曾经派人来港研究撤销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可能性，当时的顾虑正是如果在特区政府旁边还存在着一个所谓“代表”中央的机构，会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只不过当时香港新华社向中央官员力陈其存在的必要性，并呼吁负责调研的人“手下留情”，才说服了中央把这个机构作为部级单位勉强保留了下来，但仍被三令五申地要求不得与特区政府有直接的横向联系，以免发生干扰特区政府的事宜。
   
    可见，当时北京出于对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坚定决心，已经有了改变中央驻港机构存在形式及规格的打算。但2003年“七一”香港50万人上街游行，让中央产生巨大触动。时至今日，中联办“完美”利用了中央领导人对香港局势不稳的高度担忧，近乎公开地介入香港的政治运作。美其名曰与香港各界广泛联络，更好地主导香港发展，实际上则是将香港越搞越乱。而中联办这种欺上瞒下，两边挑拨的行为也使中央的对港政策受到了严重干扰，被迫背离了最初所设想的治港方向。该机构所有这些低劣的作为都清晰地告诉中央，在香港问题上是该做出结构性改变的时候了。简而言之，中联办机构降级，以另外一种更为合理的形式存在；中联办主要负责人降职，借此让特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在目前的局面下可谓势在必行。
   
    设想如果在香港新设立的机构只是一个性质单纯的联络处，最高负责人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司局级干部的话，相信特区政府受到的掣肘一定会大为减少，在施政时拳脚也必将较现时更加舒展，届时社会的焦点也才可以从政治争拗转移到经济民生上来，而这正是广大港人所热切期盼的。在香港问题上，只有当包括中央驻港机构在内的所有相关方都做到各司其职，谨守本分，既不错位，也不越位，才能让香港激烈的社会矛盾逐渐舒缓，700多万香港市民也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太阳升起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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