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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拨款申请引发冲突，1,000多名示威者以暴力硬闯立法会，要求特区政府撤回申请，港媒称之为黑色“6·13”。之后“6·22”全民电子公投、“6·27”法律界人士黑衣抗议以及一年一度的“7·1”大游行等戏码也将会接连上演。于是，香港的激进暴力问题再次挑动人们的神经。这种混乱让人担心香港的社会氛围会变得更加激进，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一国两制”带给香港的宽松环境导致了这种激进势力的出现。对香港激进势力发展的判断已经影响到中央对香港的现状及未来走势的看法，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如何落实，因此必须谨慎梳理。
香港政治力量生态的变化，有一个相对明显的时间点，那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无论是以左右划分，还是以保守、激进划分，或是以京港划分，“六四事件”都凝固成一片叶子，遮蔽了香港各种政治力量的眼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有对方积极的因素都被屏蔽，负面的东西被无端放大。而作为对香港握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一旦陷身在这样的状态，就很难对今天香港的真实生态作出判断，很难分清真正的激进势力到底有哪些，自然也就无法谨慎梳理和彻底遏制。
香港的暴力抗议行为，之前就发生过多宗，冲解放军驻港部队军营、冲中联办、游行中同警方肢体对抗等等。而伴随着这一切的则是香港激进势力，香港城邦化及回复港英统治理念是他们的典型标志。在当前的香港政治生态中，激进势力的迅速冒起无疑是最令人担忧的。这些年来，香港的激进势力多被大陆视为意识形态上“右”的激进。原因是这些极端民主派试图从根本上挑战中共对香港的管治，企图让香港和中央对立。诸如社民连、“人民力量”等激进政治团体，利用一系列夸张的举动来吸引港人眼球。他们高举“民主抗共”旗帜，喊出“打倒港共政权”口号，妄图博取香港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态势下，“右”的激进势力不自觉地成为了北京亟需应对的极端势力。据悉，相当部分的内地官员提起目前的香港就大谈“激进分子”和“敌对势力”，仿佛这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对中央的最大威胁，甚至有人开始质疑“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这种“扩大化”的错误理解也暴露了中共对香港激进势力的不完整认知。
表面看来，这种明显以反共抗中为主旨的激进、暴力是中共在治理香港问题上的最大挑战。但事实上，香港社会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民怨泛滥和社会矛盾聚集时期，激进的表现总是会成为舆论和各方关注的焦点，起到一定的宣泄作用。“六四事件”后的香港意识形态化及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使这种情况日益突出。不过，这种激进力量在香港并不强大，也不是社会的主流。只是这些“右”的激进分子经常将自己塑造成先进的社会力量，绑架和操控民意，将种种粗暴行为“合法化”，从而造成了舆论上的强势。防止激进势力借民怨造势，破坏港人与中央的信任才是中央需要注意的。
当然，虽然香港的激进力量并不强大，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用坚定和强硬的方式应对。而且，中共必须区分“激进势力”和“激进观点”。反共抗中的激进势力在港人中没有太大市场和土壤，但一些激进观点可能在社会矛盾积累中被当成宣泄的工具。对于后者，应该以现实政策作为应对手段，用柔性态度和坚定说理的方式来化解这种激进观点，避免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与激进势力实际“融合”，让激进势力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
由此可见，中央要真正对上述激进势力“釜底抽薪”，还要在解决香港社会深层矛盾上下功夫。而这其中也同样存在着另种激进势力。在香港的社会生态中，“打打杀杀”的激进民主派容易分别，但以极左为标志的激进派就难以看清，特别是他们隐藏在建制阵营中。
长期以来，内地一些治港官员存在一种“宁左勿右”的政治理念和传统，在“六四事件”后这更成为主流心态。以至于他们在执行某些相对开放、自由的政策时，为规避责任，趋向于选择“左”的做法来确保政治正确。譬如，周南、廖辉等中央主管香港事务的官员，作为“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具体执行者，往往限制在“左”的极端思维里，难以真正发挥自己在香港与北京之间桥梁的角色。面对港人在“六四事件”上热情不减，这类京官更在“左”上变本加厉。而一些香港建制派的成员作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时刻以“保皇”为使命，投内地左官所好，跟随甚至有意制造“左永远比右好”的怪圈。尤其是一些香港建制派人士，动不动就访京告黑状，代北京“传话”刺激香港气氛。这时港人的“六四”态度成为他们最好的汇报题材。这些以极左思维为准绳的人总希望香港负面因素多，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给中央传达错误的信息，引发两地“对立”的紧张气氛，以此来谋求或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但他们所言所行的后果就是不断让中港矛盾扩大，不断让香港“问题成堆”，让中央授权给他们来搞。一个巴掌拍不响，今天香港极右激进势力得以发展不能不说同这种极左的激进理念有很大关系，这样一左一右的激进发展在香港社会形成互生共存的关系，所以这两种激进势力对香港的危害作用其实一样。
在建制阵营中，还有一股隐蔽的极左激进势力在香港政坛暗中作祟。例如一些“杰出”的官商代表，披着“亲共”的外衣，表面上通过“左”的面目维护北京立场，竭力讨好执政者，背地里却利用北京对香港的经济优惠，中饱私囊，汲取香港的经济发展成果，贪婪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这种激进中是最实在的受益者，也是最不愿意改变现状的一部分。对香港政改的抵触和叫停是他们的心愿。而正是由于这样的隐形的贪婪激进势力的存在，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他们造就目前香港社会的种种不公，却将民怨引向政府甚至北京，在香港的政治波动中坐收渔翁之利。
应该看到，香港回归这一段时间，香港的政治生态相对平静，虽然有民主派，但态度还较为平和。而且北京方面对香港各政治势力也相对宽容一些。而这一切，在北京“六四事件”后发生变化。“六四事件”的发生直接引发了香港“恐共”的思潮。“六四”过后，香港民主派在意识形态上对抗北京的意味加重，与中央的“政治博弈”成为主流。而近年香港的激进势力崛起，也是利用了这场发生在25年前的政治运动给中共烙下落后、恐怖的专政阴影来赚取 “民心”，并不断从中榨取“营养”。反观内地的涉港官员，也同样在“六四事件”后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习惯于将香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先经过政治扫描，不惜将“一国两制”的差异逐渐收缩。如此一来，双方都为今天的不同极端的激进路线铺下基础，香港的泛政治化由此种下恶果。
其实，双方都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民主派让“六四”的一叶挡住了之后中国内地的积极发展和中共在执政问题上的修正与更新，在中港问题上较多地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北京，特别是涉港官员被“六四”这一叶遮住的可能是“一国两制”的长远视野，认为这项国策会对“敌对分子”妥协太多；遮住了香港的积极因素，看到的是遍地矛盾，港人治港的失败；遮住了清晰的敌我界限，没办法去团结大多数打击真正的“一小撮”，也给自己制造了很多不是敌人的“敌人”。因此，相当于香港民主派的“一叶障目”，北京方面的影响会更大，危害也会更多。
综上，对所有的激进势力，中央都应该认真分析和消除，而不是只看见民主派中的激进势力，而忽略其他的极端派别。中央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反而应该弱化意识形态，而重点看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对香港深层矛盾的解决、对香港民意的鼓舞是否有正面意义。在对待当前的香港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中共以及温和民主派都还在被“六四”这片“叶子”所遮蔽，就会让无论左和右的激进势力有机可乘。这就如同本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可以成为合作者方面打得不可开交，而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捞好处，这是最愚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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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6-25 19: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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