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何不下“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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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皇帝很爱作检讨，当时叫下“罪己诏”。每当发生了大的灾难，皇帝就要下“罪己诏”，把导致灾难的原因都揽在自己身上，狠狠地把自己批评一番，以求得臣民的谅解。可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伟大领袖“红太阳”毛主席生前就曾多次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一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透露：“在审讯‘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讲过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不能下“罪己诏”的话，毛泽东在1957年夏的青岛会议上就讲过。当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会上谈整风问题，说到县区乡干部都有一些右派观点，表现在统购统销、合作社的优越性、肃反对不对？城乡关系、农民生活苦等问题上。这时毛主席插话：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指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刘澜波，在1980年四千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小组会上回忆说：“我还不止一次地听毛主席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这就不禁让人纳闷了，一生酷爱让别人作检讨的毛主席，为什么他自己却不下罪己诏呢？难道真的是一下罪己诏，就会“亡国”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古代帝王很多，但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都“亡国”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给的，具有神圣性，但同时皇帝又必须“以德配天”，如果他荒淫无道、实行暴政，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资格，人民就有可能起来推翻他。这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使他们在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必须出来反省忏悔，否则就会危及到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皇帝权力的神圣性又意味着“朕即天下”，他们的权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用当心下了罪己诏后就会失去合法性，就会失去政权。相反，通过下罪己诏还得够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帮助他们渡过统治危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汉武帝晚年的轮台诏书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古代帝王下罪己诏，非但无损于他的威信，而且会有不少天生就无限忠于圣明天子的儒生，在一旁发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的赞叹，实在是一场无本万利的政治表演秀。

而毛泽东如果下罪己诏，非但捞不到古代皇帝下罪己诏的好处，弄不好就会带来垮台的命运。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最高领袖的权力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产生只是出于维护这个集权统治的需要，只是出于不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维护最高领袖的权力，除了要靠不断的权力斗争外，还要实行个人崇拜，对他进行不断的神化，把他塑造为真理的化身。一旦最高领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真理化身的地位就丧失了，他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就要下台，沦为可悲的下场。而且在中共的游戏规则中，政策错误可以在维持现行领导权威的前提下加以纠正，而路线错误必须通过更换领导班子予以克服，借用毛自己在文革时期告诫陈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路线错误改也难。”

如果毛泽东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事关全局的路线问题上认错，势必会授人以柄、自取灭亡。在中共党史上早已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凡是承认错误做过检讨的领导人，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一直到华国锋，再到胡耀邦，最后的结局都是垮台，或者再也不能当第一把手。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才坚决不下罪己诏，因为他清楚，只有让自己永不检讨，才能为自己树立一个一贯正确、始终英明、向来伟大、永远崇高的形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

有人可能说了，毛泽东不是不下“罪己诏”吗？为什么却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一次罕见的检讨？是的，这在毛泽东来说确实是破天荒了，但这和严格的检讨，真正的“罪己诏”还是有区别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空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有所交待了。1962年1月30日下午，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并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然而，在这个极为罕见的毛泽东所作的“检讨”中，他也只是泛泛地提一下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没有具体讲到自己犯了哪些错误，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三面红旗”更是没有提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他进一步说道：“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讲话引起了毛的极大不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困难时期，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他甚至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到这几年的问题，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好家伙，三年就饿死三千万人，在和平时期发生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难道这样的错误“就那么一点”？

　看看毛泽东说的那几句话，能叫检讨吗？不知道伟大领袖想过没有，1959年他让彭德怀是怎么检讨的；延安整风期间，他让周恩来是怎么检讨的；还有张闻天，这位一手把毛捧上台的人，又是怎么检讨的。至于博古，张国焘，王明，王稼祥，哪一次检讨都是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几十页几百页的写。别人向他检讨时那么苛刻，他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却轻描淡写还不情不愿，根本不能算检讨，离罪己诏的程度差得就更远。

这有当事人的说法为证。刘澜波回忆七千人大会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统治缺少自我批评精神，……相反，尽是压制、打击和报复批评者，七千人大会上一面大讲民主集中制，一面还说：‘全国几亿人，一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言外之意，责任还说大家，而对林彪的‘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

三

毛泽东虽然不下罪己诏，不爱作检讨，但他却非常喜欢让别人经常不断地检讨。在毛泽东时代，五花八门的检讨是其政治生活领域的一大特色。从最底层的普通人物到最高层的领导人，都要不时地就自己所犯的错误做出检讨，就是刘少奇、周恩来等这些处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显要人物也不例外，甚至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依靠——他的夫人江青，也要经常做出检讨，唯独他自己一个人例外。虽然他也大力提倡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曾说：“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检讨过。

在毛时代，毛作为党的化身，作为被神化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向组织做出检讨实际上就是向他做出检讨。他要人做出检讨，一方面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分岐所导致的。他要通过政治斗争，让人做出检讨，从而打击压制对方的政见，巩固推行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让人做检讨是他的统治之术，是他进行政治斗争、巩固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样做的好处好处很多：

　1、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2、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3、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4、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总之，毛泽东通过让别人不断地做出检讨，使别人只能臣服于他，只能甘居于他的羽翼之下，以便更好地支配和控制他们，确保自己手中的大权永远在握。而他自己却从不做检讨，这样就成了真理的化身和正确的代名词。说到底，让人检讨、自己不检讨都是对其权力的一种维护手段，是为其统治服务的。

毛泽东的这一统治特色，林彪对此是心领神会的，故而他也成了一个不愿作检讨的人。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南下巡视全国，沿途同很多“封疆大吏”打招呼，并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但前提是林彪必须做检讨。但林彪坚持不做检讨，他曾对人说，“一做检讨，白纸黑字，握在他的手里，你就完蛋了。”不过，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林彪虽然没有做检讨，最后还是完蛋了。

可见，不愿作检讨，不下罪己诏，这种登峰造极的统治手腕，并不是谁都可以用的，只有毛泽东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才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朋友多

回复 1# UAE

废话！老毛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真正封建皇帝，他与时俱进自称中共党员，他就是谦虚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他才不会傻的下什么“罪己诏”，那是古代封建皇帝的玩意儿。

骑马海

疯子怎会自认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