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不是戈尔巴乔夫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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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不是戈尔巴乔夫的罪过

• 作者：黄老道
• 时间：2013-11-15 18: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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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戈尔巴乔夫 苏共 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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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来，许多人——尤其是党国体制的捍卫者们，将苏共政权的垮台归罪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指责他先是提倡“公开化”、“民主化”、“新思维”，从而释放了社会上的各种“异己力量”；然后，在面对他的——当然也是苏共的——最强悍的政治对手、以彻底摧毁苏共及其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叶利钦的步步紧逼时，戈尔巴乔夫又拒绝使用武力镇压，依然坚持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局势失控。因此，戈尔巴乔夫是葬送苏共及其政权的罪魁祸首。
   这种说法对戈尔巴乔夫是有失公允的。戈尔巴乔夫始终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捍卫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自从1917年以来的74年间，始终延续着由列宁开创，由斯大林完成，并由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传承下来的统治模式——党国体制，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这个体制的第七代掌门人的时候，苏联似乎依然显示着它的超级大国的一切外部体征：辽阔的国土、强大的军备、坚不可摧的政治控制、看似还算稳定的国民经济、对亚非拉一些小盟友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等等，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在接掌苏共最高权力两年多之后的198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上，还充满信心地发表了一通富有“战斗性”的演讲，“并以宣布‘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的世界。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永不回头’来结束他的演讲。”（参阅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然而，无论戈尔巴乔夫以及苏共高层集团如何给人民打气壮胆，这个看上去貌似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却已经是病入膏肓，患上了一个自然人在步入70多岁时的几乎所有病症：
　　脑瘫（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僵化）；
　　心肌梗塞（由于自我隔绝信息渠道而导致高层决策的信息流“供血不足”）；
　　高血压（持续的军备竞赛、对亚非拉小盟友的常年“援助”，以及为了维持国内秩序日益增加对“强力部门”的财政支出，导致国家财政压力的持续升高）；
　　肝硬化（党国体制原本就缺乏健康的肝功能，亦即解毒、代谢、免疫功能，随着这个体制的日益老化，这些先天不足的功能自然也就彻底“硬化”）；
　　糖尿病（党国体制的掠夺性本质，使其过多地摄入了“权力糖分”，致使其所有的组织器官——大大小小的权力机关——普遍存在着功能性障碍、衰竭）。
　　这样一个垂垂老矣、死不旋踵的体制，根本就没有自我修复功能，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是安乐死（和平转型）还是在挣扎中很难看地死掉。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恰恰就在于他相信苏共及其苏维埃政权的自我修复能力，他指望着用“公开性”、“民主化”、“人道的社会主义”等等，来重塑苏共统治的道德威信。但是，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国体制锻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逻辑，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纯社会的价值系统，大概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模式，则无论如何是与“民主”和“人道”势如水火的，因为，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向视个体自由为死敌，而没有个体的自由，“民主”与“人道”根本就无从谈起。
　　历史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叶利钦——提供了机遇。
  1987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宣布解除叶利钦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并非常强硬地宣称“叶利钦你要记住，我绝不会让你再搞政治”。叶利钦立即意识到：只有公开地、彻底地与苏共决裂，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1988年12月，他毅然投入到苏联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中去，在竞选中，他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公共场合，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传媒工具，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及其统领下的苏联政府，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树立自己廉洁奉公的公共形象，从而于1989年3月以89.4%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0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以叶利钦为核心的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公开提出要求苏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放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等等主张；同时要求苏共取消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组织。当叶利钦的上述主张被苏共二十八大否决后，他在大会结束时当众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意味着他与苏共的最后决裂。
　　随后，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在竞选演说中，他提出必须结束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将一切权力转交给苏维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三轮角逐，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以57.4%的得票战胜俄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民选的合法的政治身份和可以合法调动的政治资源，并由此开始了他与戈尔巴乔夫以及苏共的政治大决战。
　　在这场大决战中，叶利钦的社会支持率持续攀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60%～70%之间，可到当年年底就降到20%。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莫斯科的一个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这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参阅罗伊?麦德维杰夫《苏共的最后一年》）不仅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两个政治对手之间的对决出现了决定性的局面，即便是在苏共党内和整个社会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离心力：“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而“在1991年4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只有20%的人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的自标’”！（参阅迈克尔?麦克维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面对叶利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猛烈攻势，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一度曾要求戈尔巴乔夫采取“断然措施”，但遭到了戈尔巴乔同样断然的拒绝：“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有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参阅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治伦理观，遭到了苏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嘲笑，以致不满。

　　于是，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决心甩开戈尔巴乔夫，准备采取“断然措施”了——这意味着民主力量和保守势力的大决战进入了最后的生死关头。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情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了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别墅中。同时，苏联秘密警察中的精英组织——“阿尔法小组”成员，也已经埋伏到了叶利钦住所的附近，随时可以对叶利钦发起攻击；。
　　 一场挽救苏联的但毫无合法性可言的政变爆发了，结果是苏共顽固派彻底失去民心，同时削弱了戈尔巴乔夫温和改革派，叶利钦的激进派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政变成了加快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新旧体制转换中戈尔巴乔夫是不可缺的人物， 他的伟大之处是“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 何罪之有？俄国人选择了比他走的更远的叶利钦。苏联解体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的选择。历史会给戈尔巴乔夫作出公正评价。  （本文为1年前网摘资料，原作者不详）

   

    敬请点击：
1991-8-19 苏联好男儿不开枪

andesen

他有条件成为叶利钦，但还是少了一点的政治智慧和防御性的意思和霸气的胆识.

满 江 红

苏联解体不是伟大的胜利吗？

讨厌汉奸

一个新沙皇，戈尔巴乔夫在受辱中换取了虚名。

看到戈尔巴乔夫当年在苏联转型时的受辱场面，与他后来获得西方荣誉的补偿，立刻会让人想到“同情”二字。

SUPERFAN

1991戈尔巴乔夫被赶出克里姆林宫时给叶利钦打电话问自己今后的待遇。叶利钦说国家正在分崩离析的紧要关头，你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饭碗。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失败者，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发动一场自己无法控制的变革，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俄国通过几个世纪的战争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东西在一夜之间丧失。从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一定要循序渐进，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一旦失控俄国的悲剧就会再次上演，当然这是西方和他们的走狗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