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UAE 于 2013-9-20 20:09 编辑
有一次,在一个国际反贪培训课上来了几个国家学生,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印度人,一位是埃及人,他们仨位一直在争论“贪污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个中国学生说:“贪污泛滥是因为没有民主制度”,那个印度学生说:“不对,贪污是因为没有严厉的惩罚“,那个埃及学生说:”不对,贪污是因为没有统一思想“。
这时来了一位美国教授,说:“那好,中国人到印度去反贪,印度人到埃及去反贪,埃及人到中国去反贪吧,你们各人所缺的不就有具备了吗?”结果,没过多久,这三位学生丧气地回来了,异口同声“反贪最缺的就是不贪污的人”。这个笑话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民主的把民主缺位当成原因,有民主的把严惩缺位当成了原因,宗教治国的把没有统一思想当成了原因,说来说去,所有人都把反贪任务推给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前提条件”,结果反贪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 其实这里所讲的“不贪污的人”在一个贪污泛滥的社会是无法产生的,否则就不是贪污泛滥的社会了。无法在本地生成那该如何是好?这让我想到了“洋清官”这个名词,这指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任命的外国人官员,最早的如元朝的马可波罗,他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当官,后来又回到了意大利,还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和他同时代在中国当官的西方人很多,但都是中亚和西亚来的“色目人”,其中更有一位从阿塞拜疆来的财政大臣成了巨贪,可见欧洲来的比较有规矩。明朝基本上不任用洋人当官,最多只是当个边传教边搞培训的技术教练,利玛窦就是个例子。满清人虽然远不如蒙古人那样喜欢任用洋人,但毕竟比明朝好许多,其中英国人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长48年就是个有名的例子。这个洋人官员坐在这个肥缺上不但不贪,而且有效防止其他中国官员贪污,建立了一套专业化的海关管理体制,为大清国财政立下汗马功劳。 一位真正的西方财政官员骨子里就与中国贪官不同,他不必像中国官员那样对党发誓不贪污,你想想哪个贪官真的相信党?这不是逼人说谎吗?你怎能指望官员会遵循这些虚假道德?他只对天发誓,就是对上帝发誓,不论他是否真正信仰上帝,但他至少珍爱自己的人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把自己当成上级的权力工具。这种职业品质在英美和北欧国家最为明显,而南欧和东欧相去甚远,东方国家中唯有日本可与西方媲美。日本人把职业当成一种精神生命,剖腹自杀也成了一种自我惩罚的规则,不同的是日本人原来只为效忠主子。 许多中国人说民主制度对官员起了监督作用,其实西方行政官员大多不是民选的,而是属于一个行政官僚集体,是一种职业管理人,他们的生计基本不受选举影响,他们清廉是一种虔诚的职业操守,即使到了中国这充满贪腐的官场也依然坚守如故。 在中国这充满等级伦理的社会中,要培育一个既充满智慧又清廉的官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小看到就是长辈贪,并从中获得特权,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贪的经验和满足感,所学所有都成了贪腐的工具,贪婪成功满足了暂时的心理需要,却同时促成无法摆脱的贪瘾。虚假的清廉英雄典范不但不能起榜样作用,反而加剧了贪官的人格分裂,使得贪腐成为一种精神病态。用人才“移植”方式聘用大批西方人做中国公务员,让他们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从思想和制度上监督和培训中国公务员,把西方职业精神带入中国,不失为一条改造中国吏制的有效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