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欺骗（二）--洛克菲勒毒基因计划--道尔顿 粮食危机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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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洛克菲勒计划

第三章 小巫见大巫 “Tricky” Dick Nixon and Trickier Rockef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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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尼克松和更狡猾的洛克菲勒兄弟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粮食与石油一起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主导全球粮食市场与主导全球石油市场和武器 市场一样，成为华盛顿政策的核心。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成为美国新粮食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 都以300％～400％的速度上涨。在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华盛顿和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 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通过美元贬值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不断巩固自身高效农业市场的优势地位。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供应及价格，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持续的战略性增长。在整个美国粮食政策制定和世 界粮食结构重塑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培养的政治精英基辛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在越战时期掉转船头 1969年1月，当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正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极少数精英分子把这次危机看作千载难逢的机 会。当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不敢苟同。 接下来的六年里，在尼克松主政下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军事上的重挫——越南战争的失败。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涌向华盛顿 游行示威,抗议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战争。应征入伍前往越南的美国新兵士气空前低落，士兵们吸毒成性，被激怒的反叛士兵在战 场上“故意打伤”或杀掉他们的连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被装在尸体袋里“荣归故里”。当时，五角大楼还允许媒体拍摄运回国 的战死士兵的照片。 美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美国战后的优势第一次面临被西欧和日本新兴的更有效率的工业所赶超。截至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由 于外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国中央银行要求用黄金,而不是美元支付，这导致美元陷入了极端的危机之中。战后美国公 司的利润率在1965年达到顶峰，而现在开始逐年下降。 美国公司发现走出国门收购外国公司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美国公司跨国发展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全球化现象的前导。美国 的传统国内工业纷纷削减工作岗位，曾经繁荣昌盛的钢铁制造业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战后美国的优势支柱产业正在迅速消失。 美国工业一片破败凋零景象，二战前和战时建立起来的工厂与西欧和日本战后建立的新兴现代工业相比,已显得过时陈旧。美国企 业面临严重的衰退，银行四处奔走也很难找到可获利的领域来开展信贷业务。 从1960年到1974年，债务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中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截至1974年，公司债务、房屋抵押债务、消费债务和地 方政府债务增长了300%。在同一个15年期间，美国政府的债务更是增长了1000%。

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无论从传统上任何角 度来衡量都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也难怪世界对美元能否继续稳定与黄金的比价越来越怀疑了。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25年内，由美国权势集团一手创建的、主导世界事务的“美国世纪”的模式正面临着一些根本性问 题，这些问题引发了美国权势集团和最富裕的家族着手进行大胆的新探索，以寻求新的利润领域。 粮食，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的农业产业，与更为昂贵的石油一起将成为60年代美国新的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这是美国权势 集团在战略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

越南战争及其造成的美国社会四分五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灰溜溜地辞职,尼克松完全是美国权势集团内部斗争 的一个牺牲品。 在政治游戏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与纽约州前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相提并论。他曾拼命地想当总统。在尼克松危机期间，纳尔 逊·洛克菲勒的主要目标就是登上总统宝座。洛克菲勒与他的兄弟戴维、劳伦斯、约翰和温思罗普一起经营着他们的家族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数量庞大的其他免税机构，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 在危机四伏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权势集团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已经清醒地决定,必须有条不紊地对美国的全球政策方向 做出重大调整。 20世纪6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权势集团的权力中心。60年代时，这个家族和家族的各种基金会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着智囊 团、学术界、政府和私人企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他们一手栽培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基辛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受 聘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一个新项目工作　。

戴维·洛克菲勒的“民主的危机”

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的小圈子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霸权面临的危机做出的回应是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分赃，首次邀请日本加入“ 富人俱乐部”。

1973年，在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亲自挑选的,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约300名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参加的会议之后，戴维·洛克 菲勒扩大了他的权势集团朋友们的影响力，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全球政策圈子——三边委员会。这里的“三边”指欧洲、北美 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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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三边委员会成立时的成员包括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佐治亚州长和花生种植者詹姆斯·厄尔·“吉米”·卡特、老布什、 保罗·沃尔克（后来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埃伦·格林斯潘——他当时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成立这个 委员会并不是权宜之计。 建立一个包括西欧以及第一次包括日本的政策精英在内的、与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类似的新型高级机构这一想法，源于戴维·洛克 菲勒和他的缅因州邻居布热津斯基的多次交谈。布热津斯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资助 的对象。 布热津斯基当时刚刚写完一本书,书中他提出通过少数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商业精英参与的一系列非公开的定期会议来加强美国公 司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他个人的观点与美国传统的民主和自由并不契合。在这本于1970年出版的鲜为人知的书《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中的作用 》中，他把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看作“统治精英”。书中他直言不讳地说：“社会应由一些精英人物主导……这些精英人物要毫不 犹豫地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影响公众行为和保持对社会的严格监督控制，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戴维·洛克菲勒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第一任执行主席。 建立三边委员会这样一个私人的、非公开的精英组织,其目的是为建立相互联系的国际精英网络的全球新战略奠定基础。委员会的 很多成员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伙伴，他们的政治、经济、金融实力加起来在世界上无可匹敌。委员会的野心正如后来老布什所提 出的,就是建立“世界新秩序”,这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和与其同流合污的富人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三边委员会为20世纪90年代提出 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政策文件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起草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撰写了一篇 备受争议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这篇论文为后来小布什执政期间发动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 1975年，亨廷顿的报告题为《民主的危机》　。 对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在三边委员会中的权势集团朋友们来说，他所指的“危机”是指成千上万的美国普通民众开始反对政府 的政策。因此，美国，或者至少说权势精英们受到了威胁，亨廷顿将这一现象称为“过度民主”。对于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周 围的精英们来说，那些不守规矩的“本地人”显然变得太“不安分”了。 亨廷顿在论文中还警示道： “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通常要求一些个人和团体一定程度的冷漠与不参与。”他还说：“保密和欺 骗……是……政府的不可避免的属性。”　

民主政府由于受到一些不可预知的群众情绪的压力而具有不可靠的性质，这样一来就需要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身 边的小圈子发挥智慧,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行业管制。政府解除管制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开始于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吉 米·卡特是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栽培起来的总统候选人，也是三边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美国的境况已经不再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歌中唱的那样了。这份文件就是美国的权势集团和他们那些富有的守护者发出的 警告。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的措施。 基辛格与粮食政治 亨利·基辛格是洛克菲勒家族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截至197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他完全掌控着。 基辛格当时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二职，他将粮食和石油地缘政治作为他外交政策的核心　。 随着二战后“冷战”的来临，粮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虽然不处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具有战略地位。粮食政策通常被华丽的辞藻 所掩盖，听起来十分入耳，例如“粮食换和平”计划（《480号公共法案》计划）。华盛顿声称其粮食出口补贴是受到了来自国内 农民的压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用来掩盖真相的借口而已，而真实情况是美国农业正处于由家庭式小农场向国际农 业综合企业巨头主导的大农场转型的过程中。

主导全球粮食贸易与主导世界石油市场和主导非共产党国家的武器市场一起，成为战后华盛顿政策的核心。据报道,亨利·基辛格 对一位记者宣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华盛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像基辛格这样的人控制华盛顿政策的非常有势力的私人小圈子，包括洛克菲勒 家族，决定通过令人望而生畏的欺骗手段同时得到鱼和熊掌。 最初，农业更多地被华盛顿当作打压其他国家的大棒。20世纪70年代初，粮食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导致90年代农业-化学 卡特尔发动的基因革命的先兆。 美国新粮食政策出台的标志性事件是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这与由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世界 油价抬高400%的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世界油价的上涨和世界主要粮食的短缺犹如雪上加霜,成为华盛顿作出重大政策调整的温床 。这一政策转变被贴上了“国家安全”秘密的标签。 1974年，联合国在罗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美国倡导的。第一个议题是所谓的粮食短缺背景下世界人口的惊人增长（这只是一面之词）；第二个议题是如何应对世界粮食供应 的突然变化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和粮价都以每年300%～400%的速度上涨。 粮食危机带来的一大好处（如果不是蓄谋已久的话），就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控制世界粮食供应,进而控制全球粮 价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了战略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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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联盟成长起来，即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私营粮食贸易公司的联盟。这个 联盟的建立为日后的基因革命奠定了基础。 “粮食浩劫”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通过玩弄权术控制了传统上由美国农业部主管的美国农业政策。他在罗马粮食会议的前几个月,通过与苏联进行 以粮食换石油的谈判攫取了这一权力。 在基辛格的安排下，苏联同意向美国购买3000万吨粮食。这个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寻求嘉吉公司等私营粮食交易商的帮助，而 不是动用政府粮食储备，向苏联出售其所需的粮食。这是基辛格计划的一部分。基辛格的一位助手当时解释说： “农业政策太重要 了，不能交由农业部掌管。” 向苏联出售的粮食数量太大了，几乎将世界上的粮食储备一扫而空，这使得粮食贸易公司在几个月内将小麦和大米价格提高了70% 多。小麦从65美元一吨涨到了110美元一吨。大豆的价格翻了一番。同时，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国因 严重的旱灾导致粮食减产。就在这个世界急需进口粮食的当口，华盛顿准备乘虚而入，全面改变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交易状态。 鉴于向莫斯科销售粮食过于“友好”的条件和那年在这次销售中支付给美国农民的低价格，这个交易被称为“粮食浩劫”。基辛格 在与苏联谈判的时候，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和其他补贴作为诱饵促成了这笔交易　。

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是嘉吉、ADM、邦基和大陆谷物等美国粮食贸易商，他们是真正的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基辛格的新粮食外 交政策第一次形成了全球性的农业市场。美国权势集团,尤其是基辛格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界所有地区的霸权和控制的企图。 1974年，整个世界在油价上涨400%的冲击下蹒跚而行。在这个冲击中，基辛格在幕后做了不止一点点手脚　。 这一时期当世界油价几近冲顶的时候，世界很多地方都遭受了粮食歉收的灾害。苏联当年的粮食收成也由于农作物歉收等原因而备 受打击。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小麦和其他农业商品盈余的供应国。这标志着华盛顿农业出口政策的重大转折。

1974年初,基辛格是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是农业综合企业的朋友，他大力鼓吹人口控制。 他因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而丢了饭碗，后来还因偷税漏税锒铛入狱。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4年11月11日对世界粮食危机做出了总结性专题报告，揭示了美国权势集团偏爱治疗类选法战时根据伤员的 受伤程度安排治疗顺序的方法。——译注的原因：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谈论治疗类选法……如果美国认为因受援国未能就控制人口和改善粮食分配采取措施,而使美国认为对 其援助等于打水漂，那么美国不会给予这个国家任何帮助。这个政策可能是残酷的，但是这可能是施加长期影响的唯一办法。这种 治疗类选法也可能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华盛顿可能会觉得没有义务去帮助那些始终强烈反对美国的国家。正如厄尔·巴茨这样对 《时代》说：“粮食是一种武器。现在粮食是我们在谈判时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其实提供粮食并不是真正的武器。拒绝提供粮食造成的饥荒才是真正的武器。 “在罗马……” 冷战期间，华盛顿一直对建立国际共管的粮食储备持反对态度。世界粮食储备实质上的枯竭促成了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 粮食大会。1972年全世界粮食歉收状况异常严重，世界粮食储备只有2　09亿吨，相当于66天的存量。1974年世界粮食产量达到历 史最高纪录，然而世界粮食储量却减少到2500万吨原文如此。——译注，或者说37天的存量。1975年粮食获特大丰收后预计粮食储 备只达到27天存量　。 问题就出在丰收的粮食落到了少数几家贸易巨头的手中，它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公司。这就是当基辛格提出粮食就是武器的言论时 ，他头脑里的基本概念。 乔治·麦戈文当时是参议院人类营养委员会主席。他说道：“私营贸易商在交易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投资转化成利润……实际上 ，私人手中的储备根本不是储备。正是这种市场机制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麦戈文的这番言论并不受美国的权势集团欢迎。因此，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竞争总统时注定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粮食交易巨头 们操纵着粮食供应，蓄意抬高价格。

由于美国政府不要求提供精确的粮食报告，只有嘉吉和大陆谷物公司等粮食巨头了解他们到底 有多少粮食储备。 詹姆斯·麦克黑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农业局长，他曾在1974年的罗马粮食大会上呼吁建立合理的国际粮食政策。他指出：当时世界 上95%的粮食储备都在六家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控制之下，这六家公司是嘉吉谷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库克工业公司、达孚公司 、邦基公司和ADM公司。所有这六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华盛顿和粮食巨头之间的联系是基辛格粮食武器的核心。国际食品工作者联合会的让·皮埃尔·拉维克曾在罗马粮食大会上提到粮 食行业的六大巨头，他说：“他们决定生产粮食所需关键投入的数量、购买农产品的数量，决定在哪里建厂、在哪里投资。商业化 农业在过去十年增长迅速……与饥饿和食品短缺的增长成正比。” 接下来的十多年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拉维克1974年的警告。美国准备通过私人企业,以赢利为目的等手段重组全球粮食市场，为20 世纪90年代的基因革命铺路。 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重塑世界农业结构的过程中扮演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的角色。 尼克松的农业出口战略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是美国于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开始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1971年8月，尼克松取消 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兑换的规定,使美元与黄金脱购。他放任美元随意贬值，或者说——自由浮动。这个新规定 是保证美国粮食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出口更具竞争力的战略步骤之一。 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ADM公司成为这一阵营中的新成员。 1972年威廉·皮尔斯成为尼克松的大使级贸易谈判特别副代表。他曾是总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际贸易和 投资政策委员会是以IBM前总裁阿尔伯特·威廉姆斯为主席的一个特殊的贸易团体,当时皮尔斯是嘉吉公司主管公共事务的副总裁。 毫不奇怪，皮尔斯做到了将威廉姆斯领导的委员会报告的最后一稿提交给总统,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给其他国家施压，以消除妨碍 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农业贸易壁垒。这份报告同时还反对那些支持“低效率农民”（皮尔斯的口头禅）的政策。总之，皮尔斯做到了 让威廉姆斯的报告重点讨论如何扩大美国的粮食出口问题。 几年后，嘉吉的副总裁沃尔特·B　桑德斯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组织的会议上说：“农业政策的基本问题可以追 溯到50年前，人们一直相信保护农业收入的最好办法是将其与价格联系起来……事实上收入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效率、收入来源 的多样性、更好的营销和更大的规模，而不是单位价格。”换句话说，就是家庭式经营的农民必须赶紧撤出农业，让新的农业综合 企业巨头来主导农业。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在美国所标榜的“效率”的信条下进行的，这一转变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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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认为美国的农业具有规模和效率、技术和资本等优势，这些优势使它成为世界粮食出口的老大。按照他的观点, 像欧共体这样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在保护“低效率”。华盛顿决心打垮“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是法国战后 政治稳定的脊梁。 威廉姆斯和皮尔斯的报告运用了全球安全保护伞的观点，报告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 的主要力量所承担的海外责任。”然而，在报告中他忘了提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刻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的背景。这一虚伪的 观点只不过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来为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打开市场找到的一块遮羞布，其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为美国在冷 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牺牲”“埋单”。 皮尔斯提出的战略成为1972年尼克松“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两年后，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进入总统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协 助总统制定美国的国内农业政策。在委员会中他的目标就是消除美国农业中“过剩的人力资源”，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式农业经营者 破产，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后来他又回到了嘉吉公司，积极践行少数私营企业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政府部门之间的 “旋转门制度”。 尼克松执政期间采用的皮尔斯战略是披着面纱的粮食帝国主义。欧洲、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该放弃本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 ，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这才是世界资源“最合理的”应用。别的玩意儿都是“低效率”。 华盛顿可以应用英国“自由贸易”的经典论点。

英国自1846年废除了《玉米法案》后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在清除了针对弱小竞 争者的贸易保护措施后，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和贸易强国都得到了好处。 皮尔斯的战略，更准确地说是嘉吉的战略，其目的在于制定美国今后30年的贸易政策。这个战略在培养美国的几家大型农业化学公 司通过应用转基因植物、获得掌控世界种子和农药市场的能力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皮尔斯认为，为了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国，传统的美国家庭式农业必须为农业生产的重大革命让路。家庭式农场将变成 “工厂式农场”，农业也将变成“农业企业”。 威廉姆斯委员会相信：为了执行这样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农业必须转变为高效率的出口型产业，废除国内旨在保护农业收入 的政策，转向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这个观点得到了农业综合企业的普遍支持，纽约的大型银行和投资公司也赞同这一观 点,它们将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视为华尔街股票投资的潜在“热点”。这项政策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石。 农业综合企业和嘉吉、ADM等国际贸易巨头为美国农业政策设置了优先顺序。美国农业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被一个简单的格言所取 代：对嘉吉和粮食出口贸易公司有利的政策就是“对美国农业有利”的政策。家庭式农业经营者和他们的领头人——参议员乔治· 麦戈文——一起在这一轮重新洗牌中迷失了方向。

1971年8月，通过使美元贬值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尼克松迈出了实施新出口政策的第一步。正如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主席所描述的 那样，“新经济政策由于美元贬值赋予了美国农业以优势地位，这至关重要。” 皮尔斯进一步提出,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放弃在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以及牛肉等方面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 和蔬菜。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进口更多的“高效率”的美国粮食等商品，这些商品自然而然是由嘉吉定价和运输，发展中国家可通过 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这就为今后30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控制——控制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铺平了道路。 皮尔斯和嘉吉公司十分清楚，当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放松粮食进口管制，为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产品敞开大门的时候，其结果是显 而易见的。

经济学家J　W　史密斯这样描述这种状况： 位于广阔田野上的高度机械化的农场可以生产出的粮食,其价格比劳动力最为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低。当把这些廉价的粮食卖 给或送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当地的农业经济就遭到了破坏。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失业人口获得了土地、工业化的作业工具 并受到反倾销措施的保护,他们就可以生产出高蛋白和高热量的农作物,而且在粮食方面可以自给。开垦土地、充分利用失业人口对 于这些国家来说成本几乎等于零,而且能解决人民的温饱,这比购买所谓的“廉价”进口粮食要省钱得多。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的选择是绝对不允许的。尼克松政府不宣而战,发动了一场为美国“高效”粮食出口创造崭新的巨大全球市场的 战争。着手破坏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生产是他们打响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利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个二战后的贸易机 制，来推进这个全新的全球商业化农业的出口计划。 在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中，嘉吉公司的皮尔斯任白宫贸易副代表，皮特·弗拉尼根任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他们俩为即将召开 的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和关税谈判制定了谈判策略。他们下一阶段控制世界农业市场的主要目标是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时，共同农业政策围绕着保护性关税而酝酿出台，目的在于防止美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 的倾销伤害到二战后脆弱的欧洲市场。 皮尔斯1974年说服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的谈判代表通过美国在工业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外国在农业方面的让步 。这一举措加速了美国许多传统工业的衰退，例如钢铁工业，在美国东北部衰落的钢铁工业“铁锈地区”,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群 随处可见。钢铁工业在当时被称作“夕阳产业”，而商业化农业则是当时的“朝阳产业”。 “粮食武器” 基辛格在嘉吉公司和其他粮食贸易集团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侵略性粮食外交政策，他把这种政策称为“粮食武器”。苏联的“粮食 浩劫”就是他在外交政策中应用粮食武器的范例,又称为“胡萝卜”政策。另一个例子是他在越南战争时动用了《480号公共法案》 。

随着民众反对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政府发觉很难通过国会向南越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国会 对援助加以限制，白宫正在寻找绕开国会干预的办法。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来提供援助，另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粮 食援助来实现美国的外交与军事目标。

《480号公共法案》不受国会年度拨款审查的约束，因此尼克松可以从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借到25亿美元。这个机构也是多年后为 萨达姆·侯赛因秘密输送军事援助的渠道。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和政府储备的萎缩，农业部不再需要应用《480号公共法案》来处 置盈余的粮食。国务院在选择援助对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辛格的信条无疑是“回报朋友，惩罚敌人。” 《480号公共法案》成为印度支那战争的直接军事补助。1974年初，对南越当局的粮食援助总值达到2　07亿美元。当国会把经济援 助砍掉20%的时候，白宫把《480号公共法案》的配额增加到4　99亿美元。基辛格还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允许南越和柬埔寨各自 得到100%的金额,用于直接的军事用途。 后来，国会在1974年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将70%的粮食援助用于联合国遭受“最严重影响”的名单上的国家，基辛格试图让联合 国把南越也列入这个名单，但是未能得逞。最后，白宫通过将《480号公共法案》的援助金额从10亿美元增加到16亿美元,从而绕开 了国会。 接下来基辛格把他的粮食武器对准了智利。 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开始在智利执政并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时，《480号公共法案》就像美国对智利的其他援助 一样被中止了。这是基辛格的命令。后来，当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执政时，这项援助才重新启动。

1973年，基辛格对阿连德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政变行动，而粮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 右翼的智利富裕地主破坏粮食生产，使粮食进口量成倍增长，耗尽了智利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智利很难得到进口的粮食。接踵而至 的粮食短缺使中产阶级十分不满。阿连德向美国请求粮食贷款，但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尽管这应该归美国农业部来管。基辛格把 这项权力从农业部长厄尔·巴兹手中给偷了过来。 1973年的军事政变过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由皮诺切特政府直接在国内市场上出售。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购买力的下降使 得出售的粮食没有惠及到广大劳动群众。军方是出售粮食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粮食援助的流入缓解了军队的资金短缺，军方可以匀 出一些资金来购买武器。当时智利是美国武器的第九大进口国。 回到1948年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正积极筹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

美国国务院高级计划官员、“遏 制”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乔治·肯南在一份写给国务院的绝密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亚洲人民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忌妒和 仇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为了做到这 一点，我们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做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国家最直接的每一个目标上面。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 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番关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如此冷酷客观的评价很对亨利·基辛格的胃口，他信奉的是不动任何感情的均势“ 现实政治”。尼克松还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支高度机密的政府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 安全的关系。 这个秘密的专门小组背后的动机来自约翰·D　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其核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39年对外关系理事会 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负责人伊赛亚·鲍曼。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将成为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性政策。这也将成为美 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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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居心叵测
A Secret US National Security Memo

基辛格的秘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

1974年，美国政府的少数要员收到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这份报告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由基辛格起草完成，其 主旨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度降低世界人口数量。这一新政策的理论出发点是：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都位于发展中国 家，而发展中国家数量过多的“劣种人”妨碍美国获得充裕的、廉价的原材料，必须除掉这些高速增长的人口才能保护美国利益。 为此，美国政府要求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实施大规模绝育手术，甚至把波多黎各作为人口控制的“活体”实验场。基辛格明确提出： 美国要将粮食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亨利·基辛格 人口增长与国家安全 1974年4月，世界各地遭遇干旱，大幅调整美国农业政策的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尼克松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 辛格向少数内阁成员发送了一份机密的备忘录，他们包括国防部长、农业部长、副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份高度机密的备忘录的题目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这份备忘录中涉及粮食政策、人口增长和战 略性原材料。备忘录的内容是由约翰·D　洛克菲勒三世授意，尼克松亲自布置的。这个秘密的计划在华盛顿被简称为NSSM 200， 即《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

在华盛顿高层看来，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一旦被公开或者泄露出去，肯定会造成爆炸性影响。因此，这个秘密一直保 守了将近15年，直到与天主教教会有关联的一些组织采取私人法律行动，最终才迫使这份文件在1989年解密。1975年尼克松因水门 事件灰溜溜地辞职后，他的继承者杰拉德·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成为美国 政府的官方政策。 美国决定起草该政策始于1974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之后，在大会上联合国未采纳美国的意见。美国的意 见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更直接地说是由约翰·D　洛克菲勒三世提出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 低世界人口数量。这一计划受到了天主教教会、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坚决抵制。它们的 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亨利·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 第200号》战略。

在其拟定的备忘录原始提纲中，基辛格这样写道： 总统指示进行一项关于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产生影响的研究。这项研究需要至少展望到2000年的状况，并对人 口增长做出各种合理的预测。 在每一种预测中，该项研究应评估： (1)相应的发展速度，特别是穷国的发展速度; (2)对美国出口需求，特别是对粮食的需求，以及由于资源的竞争美国可能面临的贸易问题; (3)人口增长或者不平衡导致破坏性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不稳定的可能性。 …… 这项研究应该关注人口增长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关注生态、社会或者其他方面。 这项研究应该为美国处理海外人口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提供可能的行动路线，尤其应注意下列问题： (1)如果有必要，为了让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哪些新的行动; (2)技术创新或者发展是否有可能减少人口增长或者改善人口增长的影响　。 到1974年12月，基辛格完成了包括针对全球人口增长的详细政策结论在内的政策文件： 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世界上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最贫困的地区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世界需要粮食产量每年增 长2　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现在，人类已经开始大规模应用化肥，并对土地进行了充分的灌溉。因此，粮食产量的增加将主要来 自更高的产量。人口多的国家无法承受持续增长的粮食进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使粮食生产稳步增长二到四 个百分点也是极为困难的。集约化农业所需的资本和外汇数量很大，能源价格上涨、化肥稀缺和价格上涨更是雪上加霜。改造传统 农业所面临的制度、技术和经济问题也是很难逾越的　。 1974年12月，整个世界正处于全球高油价中的前几周，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油价暴涨了400%，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基 辛格本人在操纵这次石油危机中在幕后扮演了关键角色。他非常了解高油价对世界粮食供应的影响。因此，他决定利用高油价为美 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称为最不发达国家（LDCs）。他在报告中写道： 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如果迅速增长的人口妨碍了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由此而产生的不稳定 可能会对这些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一些人口迅速增长的最贫穷的最不发达国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它们可能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难以支付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化肥 对它们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但是在几年后它们将很难获得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的进口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可能从两方面殃及 美国：一是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二是最不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人口的迅速增长会拖累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时甚至会阻碍人均收入的增长。除了对人均收入的整体影响外，人口的迅速增长还严重 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

美国政府的计划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应该冲在推进减少世界人口计划的第一线，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 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或者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间接行动。 说白了，美国的新政策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些劣等人种妨碍我们获得充裕的廉价原材料，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们。”这就是《国 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正含义，它只不过是用了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来表述而已。 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更为露骨地宣称： 美国的战略应该支持那些在妨碍实现生育控制目标的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一般行动。例如，通过生物医学研究开发更简单有 效的避孕方法将惠及所有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改进衡量人口变化的方法将帮助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来确定当前人口的增长速度，评 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和计划生育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当基辛格谈到“通过生物医学研究开发更简单的避孕方法”的时候，他当然明白个中的深意。他与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国权势集团的 那帮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正大肆宣扬生物医学研究，将其作为人口控制的新手段。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纳粹分子对犹太 人的种族杀戮令人发指。二战前，这种杀戮被美其名曰优生学。战后它的鼓吹者赋予了它更委婉的名字“人口控制”。但这其实是 换汤不换药：为了保持“优等”人种的控制，减少“劣等”人种和人口。 嘉吉公司的粮食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带有威廉·皮尔斯和嘉吉公司商业化农业贸易游说集团的很深烙印。在题为“粮食换和平与人口 ”这一部分中，基辛格写道，“人口增长对全球政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影响之一是人口增长与粮食的关系。当这种人类最基本的需 求出现短缺的时候，人口、国家资源、环境、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稳定问题就会交织在一起。”　 他继续写道：“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增加最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粮食生产，并使粮食从生产国转移到消费国的商业流通体系自由 化。”

实际上，他在要求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解除贸易壁垒、为美国的粮食打开大门的同时，极力宣传鼓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 色革命。基辛格赤裸裸地建议，“增强对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生产（即化肥、可获取的水资源、高产种子等）和增强对提高农业生 产力的激励”——这些都是绿色革命的精髓。毫无疑问，是由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提供所需的化肥和特殊的高产种子。这正是20世 纪60年代所谓的绿色革命的实质。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呼吁，“为农产品制定全新的国际贸易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效农业生产国的产量……”。这 正与嘉吉、ADM、大陆谷物公司、邦基和其他一些当时正在兴起的、在美国占据战略性重要地位的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不谋而合。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为基辛格早期的“粮食武器”政策披上了新衣： 在任何人口战略中粮食是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为应对粮食严重短缺储备充足的粮食，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必 须加以改造以满足人口和收入增长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需求。美国农业生产的目标应该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正 常进口需求以及在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地区可能发生的粮食歉收。如果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将会面临可能发生冲突的 压力，以及出于（“养儿防老”的）心理而多生孩子，这样就会破坏对人口控制所做出的努力。 ……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人口的稳定，重点应该放在最大的和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因人口增长与发展潜力之间的 不均衡最有可能发生不稳定、动荡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 巴西、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在这些重点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 ，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进行资 源分配时给予最优先考虑，美国领导层也应做出积极努力，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　。 不吉利的十三…… 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这十三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接下来的30 年里，这些国家成为政治上最动荡的国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这些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 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基辛格自然明白，如果美国政府积极在原材料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这一图谋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就会被扣上帝国 主义的狼子野心、种族灭绝甚至更难听的帽子。他耍了一系列宣传花招来掩盖《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正企图： 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这一支持是源于以下关注： (1）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 (2）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 进一步说，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现在成了“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乔治·奥威尔真是望尘 莫及。这段话全文照抄自约翰·D　洛克菲勒三世早些时候呈送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份报告。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提到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会“大幅度增加”。报告呼吁世界粮食进出口贸易自由化 ，以解决这样一个他们所谓的问题，这样一个“自由市场”与英国在1846年废除《玉米法案》之后其制造的产品控制了世界市场时 所要求的那个“自由市场”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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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口炸弹”一样，粮食危机也是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之流一手制造的谎言，这个谎言受到了世界油价飙升的推波助澜。一时间 美国的电视上充斥着“人口膨胀”、暴乱和残杀的画面，以印证他们的谎言。其实，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实质是，没有给美 国农业综合企业进入其市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嘉吉等美国粮食贸易巨头实际上和基辛格是一丘之貉。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报告还补充道，“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发展中 国家的矿产。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如何制定勘探和开发条件，如何在生产 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 ”如果有必要的话，应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 和其他措施，以保证美国获取这类战略性原材料。 这份文件最后总结道，“从长远来看，最不发达国家必须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大规模增加农业生产。” 当谈到2000年将世界人口增长减少5亿时，奇怪的是，基辛格在他报告中的其他地方提到人口问题已经导致每年死亡1000万人。总 之，他鼓吹死亡率将增加一倍，至少达到每年2000万人，并把这样高的死亡率归结为缺乏足够的粮食。这样，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 相信这项新政策，至少是公之于众的新政策，能起到积极作用。

按照1948年联合国宪章的严格定义，这种政策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 。 基辛格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美国政治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胁迫性措施。他赤裸裸地称粮食援助应视为“国家权力的工具”。接下来， 他还毫不掩饰地提出，美国应对粮食援助实行配给限额以“帮助那些未能或者不愿控制人口增长的人”。要么绝育要么挨饿……当 然，这样的文件被定为“绝密”文件就不足为奇了。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 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它为挂着“计划生育”的羊头来贩卖人口控制的狗肉制定了方针；它将人口增长问题与获得战略性 矿产资源联系起来。然而，《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反映了美国某些最富裕的家族、最有影响力的权 势集团正在达成一种共识。

事实上基辛格只不过是政府里的一名打工仔，但是他不仅仅受雇于美国总统，他还受雇于一手栽培他的权势集团，代表他们的利益 行事，进行讨价还价。他的平步青云仰仗于战后美国权势集团中最有势力的家族的支持，这个家族就是洛克菲勒家族。 1955年，纳尔逊·洛克菲勒聘请基辛格担任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一名研究主管。一年后，基辛格成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 项目”的主管。从这个时候开始,基辛格与洛克菲勒家族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后来，基辛格与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名雇员南希· 玛吉尼斯结婚，进一步加深了与洛克菲勒家族的联系。 1975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因神秘兮兮的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有些人怀疑是野心勃勃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与基辛格和亚历山大· 黑格合谋搞的诡计。尼克松的接班人杰拉德·福特是一位低能的总统，他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此时纳尔逊离他的总统 梦只有“一步之遥”,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则担任国务卿。 1975年11月，福特总统签署了基辛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将其作为美国的官方外交政策。后来，基辛格将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位子让给他的助手、后来的商业伙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尽职尽责地向新总统大力推荐基辛 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请他签字批准。基辛格仍然当他的国务卿，而纳尔逊·洛克菲勒任副总统。至此美国进入 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粮食控制在这个勾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巴西成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 “样板” 基辛格的秘密计划很快被付诸实施。13个人口控制的重点国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多数国家甚至都没有 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 巴西是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 第200号》计划，历时14年后，巴西卫生部开始对巴西妇女大规模绝育的报告进行调查。政府的这次调查是在国会的正式过问下开 展的,由来自巴西立法机构各个政党的165位议员发起。　

1991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目标的秘密备忘录的信息在《巴西杂志》及巴西其他主要报刊上公开发表 后，这项调查开始启动。 巴西政府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70年代中期该计划刚启 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巴西政府发现绝育手术由形形色色的机构实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国际计划生 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

1989年，曾经为了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而被美国说服在绝育方面进行合作的巴西政府抗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绝育计划“做过了头， 完全没有必要”。一些报道称，这个绝育计划实施后，多达90%的所有非洲裔巴西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这意味着这个黑人人口仅次 于尼日利亚的国家的黑人后代将面临灭绝。据悉20世纪80年代巴西1.54亿人口中有大约一半是非洲裔。 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中强调了巴西的特殊地位。巴西在13个重点国家的名单中榜上有名是因为“它在人 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计划它的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备忘录警告 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洛克菲勒家族对“优生学”的支持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这一新政策的执行者是诸如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形形色色的华盛顿公仆们，站在他们后面 的是一小撮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些人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数洛克菲勒兄弟。在人口政策方面，约翰·D　洛克菲 勒三世——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的孙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亨利·基辛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美国政府的正式外交政策之前的若干年，洛克菲勒兄弟尤其是约翰· 洛克菲勒三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约三儿），就已经开始把人类当作小白鼠进行实验。约翰三世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优生学家、 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亨利·费尔奇德和阿兰·葛雷格等人。对于约 翰三世来说，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和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 欲地改变生命”。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有选择地杀掉部分体弱的羊群以便品种最好的羊群繁衍一样。 人类家庭生活的逻辑十分简单：供给与需求。正如詹姆逊·泰勒所描述的那样： 对于洛克菲勒来说，要照看好羊群……只需考虑供需之间的平衡。如果食物、水、空间等供不应求，那就必须增加供给，减少需求 。

洛克菲勒基金会把二者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供给短缺时……就用先进的医疗手段和增加农作物产量来解决。需求问题通过生育控 制和堕胎有选择地“淘汰”部分人种。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政府决策层蓄意推行的对世界各国人口实施大规模绝育的密谋纯粹是倒行 逆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一图谋是在某些最富裕的家族和最有影响的大学授意下炮制的。 大家还都没有认识到，背地里悄悄资助优生学计划的人包括洛克菲勒、哈里曼、银行家小J　P　摩根、出身烟草世家的玛丽·杜克 ·比德尔、克里夫兰·道奇、早餐麦片巨子约翰·哈维·凯洛格、宝洁公司的科兰伦斯·甘布尔等，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美国优生 学会的成员。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资助对“劣等人种”实施强制性绝育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控制人口措施的实 验。当时在英国与他们遥相呼应的是英格兰优生学会，其成员包括当时的英国财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亚瑟勋爵巴尔福和后来成为二战后第一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人的朱利安·赫胥黎。 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绝对不会赞同他们所干的勾当，也不敢苟同他们打着民主和发展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对人类大多数民族的真实看 法。 波多黎各岛上的人体实验 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制衣中心的血汗工厂中洛克菲勒兄弟中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忙于剥削那些来自波多黎各的没有工会组织的 廉价劳工。他使用本家族的东方航空公司的低价班机将这些劳动力运到纽约。同时，在一个名为“靴袢行动”的政府计划的支持下 ，他在波多黎各当地建立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制造厂，从而远离美国卫生与工业安全管理机构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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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袢行动”于1947年启动， 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10至25年的免税期让美国的企业获益良多。 当时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的副部长，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是一个有着很大影响力的神秘人物。 在纳尔逊版的“靴袢行动”中，利润的大头被洛克菲勒家族和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身边的商业伙伴拿走了。在20世纪50年代 ，大通银行在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就是通过波多黎各和“靴袢行动”向为了逃避高工资而逃离美国的血汗工厂提供资助。这个 家族控制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BEC）在波多黎各岛上积累了巨大的资产。而所谓的“靴袢”是那些被岛上的血汗工厂的所有者用 来迫使其工人加班加点的皮鞭。

就当纳尔逊忙着在波多黎各人中鼓吹自由企业精神的同时，洛克菲勒兄弟中的约翰三世正在波多黎各的穷苦百姓身上进行大规模绝 育手术的人体实验。在美国的穿梭外交中，波多黎各失去了主权，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岛屿。它事实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任 由遥远的华盛顿摆布，成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基地。通过新成立的人口理事会，约翰三世首先进行了一些减少人口的实验，后来成为 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指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政策。 约翰三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波多黎各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

根据这个岛国的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洛克菲勒的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 、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这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 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们做绝 育手术，结扎输卵管。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1965年，波多黎各至少在一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妇女绝育率世 界第一。与之相比，印度就大大地落后了，绝育率仅为3%。一旦洛克菲勒家族可以摆脱政府的干涉直接控制这一进程，情况就不同 了。 “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 约翰三世强制推行的绝育计划对于这个家族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尝试。长久以来，洛克菲勒家族都将波多黎各看作是一个方便的人体 实验室。

早在193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后来更名为洛克菲勒大学）向在波多黎各从事癌症实验研究的康涅利乌斯·罗兹博士 提供了研究经费。 罗兹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科学家。后来传出消息说，他曾故意使他的实验对象感染上癌细胞，以便观察产生何种反应。这些实验对 象中有8人死亡。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病理学家罗兹还在1931年11月抱怨道：“毫无疑问，波多黎各人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肮脏 、最懒惰、最堕落、最有偷窃癖的人种。这个岛国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工作，而是一场海啸来彻底毁灭这里的人种。

为了推动这一 灭绝进程，我已经尽我所能干掉了八个……”这原本是写给他的同事的一封秘密信件。波多黎各国民党领导人坎波斯在得到这封信 后公布了信件的内容，于是罗兹吹嘘杀掉波多黎各人的话在1932年2月的《时代》周刊上刊登了。 然而这个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科学家不但没有受到谋杀罪的审判，反而被派往马里兰州、犹他州和巴拿马建立“美国陆军生物战”的 设施，后来又被任命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秘密对囚犯、医院病人和美国士兵进行放射性实验。 在约翰三世的政策被“神圣”地载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之前的十多年，他于1961年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了 “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

洛克菲勒告诉听众：“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他还提到“ 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由于其冷酷的必然性和数字上的确定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前途变得惨淡和可怕。”他还警告：“人口增 长的严酷现实打乱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阻碍了人类更高需求的实现。” 约翰三世在1969年7月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他们的报告为基辛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号》奠定了基础。1972年，基辛格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的几个月前，约翰三世把他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 低调处理这份报告，因此这份报告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注意。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洛克菲勒提出了抑制所 谓的美国人口爆炸的重大措施。 约翰三世的建议包括在所有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向全民灌输人口膨胀可能带来的危机，以及废除所有阻止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使用 避孕措施的法律。这份报告倡导自愿绝育，建议废除禁止堕胎的各州法律。尽管教会及其他组织都强烈反对堕胎，但是堕胎数十年 来都被洛克菲勒那伙人当作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所带来的后果只有对约翰三世醉心于人口增长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充分理解。亨利·基辛格的国 家安全委员会（1974年）发布的关于人口控制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表达了对几十年来培育人类“优良品种”的继承 和发扬光大。这些努力成果直到德国纳粹第三帝国终结时才以“优生学”的名称而闻名于世。洛克菲勒家族的某些机构在全球范围 内大力推行优生学，其影响之大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当时的“种族净化”计划都望尘莫及，而洛克菲勒家族对于他们的图谋却讳 莫如深。这个文件也直接导致了政府对新的伪科学——基因学和对生命形式的基因工程——的研究提供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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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筹帷幄 Fateful War and Peace Studies

左右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就开始勾画“美国世纪”的新愿景，其核心是在战后把美国变成 全球商业帝国，因为他们发现主宰国外巨大的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和权力，他们更意识到像英国等老牌帝国那样采用军 事控制殖民地的代价过于昂贵。洛克菲勒家族敏锐地意识到以“商业化农业”来主导全球农业市场的新模式，通过种子和化肥的输 出，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52年到1979年间每个 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政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揭 示了在美国“国家利益”名义下实现其家族利益的实质。

为建立战后帝国做准备 就在美国即将在二战中大获全胜之际，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就明显地意识到美国的市场太小，容纳不下他们的野心。在他们看 来，美国的“天定命运”就是无限度扩张美国的势力，做全球性的大买卖。美国在一战中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凡尔赛和约在欧洲 坐收渔翁之利，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胃口。 美国权势集团中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们在1939年下半年德国入侵波兰数周之前,私下里组建了一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政策小组，这是在 珍珠港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参战整整两年之前的事情。这个秘密小组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基于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美国将在战争废墟 中崛起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的这一设想，制定美国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这个政策精英圈子叫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这个小组有效地承担起了美国国务院所有战后规划的重要任务 。

1942年后，大多数小组中的成员都被不露声色地直接列入了国务院的工资名单。 当然，这个小组的工作是由神通广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1939年11月到1942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战 争与和平研究小组向草拟战后美国经济霸权的议程这个项目捐助逾35万美元。当然，这项投资也像该基金会的其他投资一样，日后 的回报数以千倍。这个议程定义了战后美国的全球商业帝国　。

20世纪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大萧条”的重创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一小撮商人和他们在耶鲁、哈佛、普 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等私立大学中的学术同伙,以及华尔街主要律师事务所的一些高级合伙人,都在为新的“泛美时代”做准备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英帝国的“泛大不列颠时代”摇摇欲坠的时候巩固美国的实力，取而代之。 这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精英。与英帝国不同，他们称霸全球的美国愿景是基于经济目标，而不是实 际拥有一个殖民帝国。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进步”， 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巨头就可以高举民主和支持“备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人 权的大旗，以支持“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的名义，来掩盖他们的利益。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这个专门小组所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民主。他们代表的是一小撮美国企业精美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利益，这一小撮 人早就在全世界开疆拓土，扩展了他们的利益。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企业家成员个个卓尔不凡，可不是无名小辈。 对外关系理事会是1919年5月凡尔赛和会期间在巴黎马杰斯提酒店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成立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J　P　摩根银 行的代表(其中包括托马斯·拉蒙特)、洛克菲勒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以及一些精英人物，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爱德华 ·豪斯上校。会议还邀请了一部分英国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塞西尔·罗得斯塞西尔·罗得斯，英国政治家、殖民者。——译注 的秘密圆桌小组的成员。

会议讨论了建立民间的机构网络,为双方政府的外交事务提供“意见和建议”。 一战时期，美国有影响力的几个银行和公司很少走出国门,大多数公司的总部设在东海岸的纽约，被称为东海岸权势集团。一战后 ，这个权势集团实际上的总部就是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外关系理事会的首批资助者包括J　P　摩根、约翰·D　洛克菲 勒、金融家奥图·卡恩、伯纳德·巴鲁克、雅各布·希夫和保罗·沃伯格，这些都是当时美国商界最有权势的人物　。 这个精英小组通过游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使他们在反垄断以及其他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限制中得到豁免权，为他们进军国际市 场提供了法律保障。

1918年国会通过了《韦布-波密伦法》，为“直接有利于出口活动”的企业垄断提供了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标准石油公司是这项 法案的主要受益者。1919年国会通过了《艾奇国际条例》，这个法律为“从事出口活动和资本输出”的美国银行提供了同样的反托 拉斯法的豁免权。纽约的大通银行、国家城市银行和J　P　摩根是这项法案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在1920年的美国钢铁公司兼并案 中，最高法院裁定，造成对几乎整个市场控制的兼并行为“并不违背公共利益。 ”　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外利益的核心就是洛克 菲勒家族及摩根家族的大银行和石油利益集团。 这些国际性大公司和大银行的领导人已经活生生看到了在接管欧洲殖民地的烂摊子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与美国国内有限的市场潜力 相比，主宰国外巨大的新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潜力、利润，以及最为重要的——权力。 “美国世纪”——美国的生存空间 1941年初，大约距日本空袭珍珠港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和一位与他过从甚密的东海岸 精英一起,在2月17日那期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文章中，他阐述了以对外关系理事会为中心的美 国东海岸权势集团正在形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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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 卢斯写到，“独裁可能需要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自由比独裁所需要的生存空间要大得多。”他公开呼吁美国人欣然接受世界主 导力量的新角色——一个美国还没有参战的世界。指出“唯一的办法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实力和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应该全心全意 地担负起我们肩负的义务，抓住相应的机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采取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向世界施加我们最大的影响。” 　 卢斯的话反映了以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为首的、国际化的美国商业和银行业权势集团的新观点。因为他们需要在战后毫无限制 地获取全球资源，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也看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黄金机会——所有昔日的竞争对手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 美国银行业和工业巨头需要发展空间，或者叫做“宏大地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中的“经济与金融小组”,对20 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世界贸易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把西半球与太平洋连接起来纳入由美国主宰的集团当中，这个集团建立在“美国 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之上。　这个集团包括了当时还属于英帝国的地区。他们所谓的“宏大地区”是要把除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的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领导人之一的伊赛亚·鲍曼在二战期间被公认为美国的“地缘 政治家”。他对“宏大地区”有另外一种表述——“美国经济的生存空间”，这是引用了希特勒描述德国经济扩张的合理性时用到 的地缘政治术语　。这种表述后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停止使用，由更为中性的“美国世纪”取而代之，用来描述战后美帝国主 义的新愿景。 在鲍曼和其他对外关系理事会国务院研究小组的成员看来，美国新经济地理学的卫士们把他们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无私倡导 者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他们将通过跨国控制来维护世界和平。在一战后期，鲍曼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机密战略小组“调查组 ”工作时，就着手研究如何给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披上自由和仁慈的遮羞布。

正如鲍曼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其他策划者所设想的那样，1945年后美国对世界的主宰将通过一个新机构——联合国，包括布雷顿森 林体系新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来实现。 鲍曼领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曾为罗斯福总统制定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基本规划。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全球封闭市场的旗帜下， 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大力推行它们的计划，在战后强行打开新的未开发的市场,攫取廉价的原材料，为销售美国的工业产品寻找新的 出路。 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为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起草了600多份政策文件，涉及世界上可以想到的任何角落，从各个大洲到最小的 岛屿。所有文件都是基于美国打赢了这场美国甚至还没有正式参战的战争的假设。 对于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有远见的美国权势集团和决策者说，二战后的全球权力已经不能再用对殖民地的军事控制来衡量了。大英帝 国等欧洲老牌帝国的庞大体系代价太昂贵，效率太低下。权力应以经济实力来衡量，也就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后来提出的“ 软实力”。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更能体现美国大公司的全球观，因为这个家族的财富完全是建立在 一个石油和银行的全球性帝国之上的。这个家族，尤其是纳尔逊、约翰三世、劳伦斯和戴维四兄弟（他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对外关系 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把二战的胜利看作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按照他们的利益主导全球改革的绝好机会。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在定义这些全球利益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躲在幕后，谨言慎为，很少抛头露面。他十分精明 地把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利益重新定义为“美国国家利益”。毕竟，是这个家族替国务院资助了战争与和平研究。 纳尔逊在拉丁美洲的冒险行为 确切地说，伊赛亚·鲍曼和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宏大地区”和自由市场发展的理念迅速变得清晰起来。纳尔逊· 洛克菲勒作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立即抓住了二战为美国公司带来的新经济机会。 战后当约翰三世忙着通过人口理事会设计人种净化和减少人口的更有效的新方法时，纳尔逊则关注着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作为一 个有远见的国际商人，他把目光放在了世界粮食生产上，特别关注墨西哥等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问题。纳尔 逊后来将这场世界农业革命称为“绿色革命”。这场所谓的绿色革命的确具有革命性，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绿色革命完全不同。 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任命纳尔逊为“美洲事务协调员”（CIAA），名义上是代表政府办事，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人员， 借此职位他在拉丁美洲扩展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范围。纳尔逊身居高位，凭借反对纳粹染指美洲事务，推广“美国民主”的掩护 ，得以将美国政府的支持转移到美洲主要国家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盟友手中，这些国家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 廷。那时他就在为战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做精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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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纳尔逊被任命为美洲事务总协调员，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美国官方的中立性。为了掩盖这块“疮疤”，后来美洲协调 机构披上了在拉丁美洲宣传“美国文化”的机构的外衣。 洛克菲勒不可外扬的家丑 1941年,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控制着84%的美国石油市场。它的投资 银行是大通银行，其主要拥有者是洛克菲勒集团。仅次于洛克菲勒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是德国最大的石油化学托拉斯、德国战时工业 的主要组成部分——法本公司。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优生学研究的时候　。

当纳尔逊·洛克菲勒表面上以美洲事务协调员的身份打击纳粹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时，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沃尔特 ·蒂格尔正在安排向纳粹德国空军运输至关重要的四乙铅汽油。当时英国正遭到纳粹空军的轰炸，因此它对向纳粹德国运输如此重 要的战略资源提出了抗议，标准石油公司因此改变了政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一个把戏而已：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整个船队改为在 巴拿马注册从而躲过了英国的搜查或者扣押。他们的船只还在向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不断地运送石油，加那利群岛位于摩洛哥和 西北非西属撒哈拉的海岸之外，在那里为开往汉堡的德国油轮加油。 二战期间，美国参议员哈里·S　杜鲁门在一项调查中指控，鉴于洛克菲勒家族与法本公司的关系，洛克菲勒家族“几乎犯了叛国 罪”。

CBS的战地记者保罗·曼宁于1944年8月10日报道，洛克菲勒和法本公司通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的关联银行转移 了他们的“外逃资本”。 纳尔逊·洛克菲勒战时在拉丁美洲的任务是，在中央情报局建立之前协调美国的情报工作和秘密行动。他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 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私人美洲地区情报主管威廉·斯蒂芬森爵士之间的直接联络人。威廉·斯蒂芬森领导着一个称为英国安全 协调处的掩护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森的秘密总部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3603房间，离纳尔逊的办公室不远。这并不是个 偶然的安排。洛克菲勒和斯蒂文森在美洲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情报工作。

洛克菲勒将家族商业关系网中的一些人带到了华盛顿官场，包括大通银行的约瑟夫·罗文斯基、安德森克雷顿农业商务公司的得克 萨斯棉花巨头威尔·克雷顿。纳尔逊的助手约翰·麦克林托克战后在中美洲经营着巨大的联合果业公司，1954年中情局在他的掩护 下在危地马拉顺利组织了一场政变。 二战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工作为20世纪50年代其家族利益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他构思了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这一理念在 冷战中将该地区的军事精英牢牢地跟美国的政策拴在一起，这些军事精英都是些残酷无情的军事独裁者，他们都因支持洛克菲勒家 族而得到实惠，也确保了洛克菲勒商业利益获得优惠待遇。纳尔逊把那些得到他支持的、与美国合作的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称为 “新式军人” （the New Military）。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美国企业对拉丁美洲投资方面一直是领袖级人物。当时他任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 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1938年他曾尝试与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协商解决标准石油公司在墨西哥存在的麻烦，但 是未能成功。卡德纳斯此前将标准石油公司的墨西哥分公司收归国有，这一决定导致了美国和墨西哥双边关系恶化。 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建立了墨西哥美国开发公司，并亲自向战后的墨西哥工业进行投资。他还鼓励他的兄弟戴维在墨西哥建立 大通银行拉丁美洲分行。他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打着帮助墨西哥解决粮食问题的旗号重新在墨西哥获得一席之地。 作为美国政府“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制定了杜鲁门总统的对外援助计划。他的典型做法是利用美国政 府作担保启动大通、花旗等纽约的私人银行向拉丁美洲提供大规模贷款。

二战时期，作为罗斯福政府的美洲事务协调员，他组织了一个该地区新闻记者和主要报纸发行人的网络。他以切断从加拿大进口新 闻纸的供应威胁这些中立的拉丁美洲报纸发行人，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久洛克菲勒就吹嘘说，已经通过控制由美国船只运输 的新闻纸，控制了1200名报纸发行人。 洛克菲勒控制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让对美国，特别是对洛克菲勒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有利的新闻谎言在拉丁美洲狂轰滥炸。在打击纳 粹势力的旗号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兄弟们正为战后他们那巨大的私人商业帝国奠定基础。 二战临近结束时，纳尔逊和他的小圈子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最具深远影响的秘密行动，就是确保在建立联合国过程中美国获得大多数 参与国的支持，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在1944～1945年间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人们不难看出，美国的 这些新商界精英们是如何摆布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的。联合国只不过是披着世界民主外衣、被他们利用的工具 而已。

据历史学家约翰·罗福特斯称，洛克菲勒曾在幕后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施压，强迫他们支持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 其中也包括支持轴心国的阿根廷胡安·庇隆政权。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强行要求庇隆正式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尽管只有两周战争 就结束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阿根廷拥有战胜国的投票权。 洛克菲勒的政治战略就是利用他的拉美洲国家集团在联合国“收买”多数票。欧洲的9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19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 道了。因此，美国政府和强大的国际银行商业利益集团主宰了战后格局，最终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联合国中也 处于主导位置。洛克菲勒家族甚至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在纽约建立总部慷慨捐赠了土地。这也算是一笔好买卖，因为可以带来一大笔 额外税收减免。

总之，早在1941年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未雨绸缪，为日后在拉丁美洲发展他的商业化农业做好准备，这让美国商界的所有其他任何 人都望尘莫及。 洛克菲勒-华莱士报告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洛克菲勒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前农业部部长亨利·A　华莱士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墨西哥与当地政府讨 论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华莱士是著名的农学家，1940年以前在罗斯福政府内任农业部长。他曾创建了一家种子公司，这家公司后 来发展成为先锋良种国际公司，它几十年后最终成为四大转基因种子巨头之一的杜邦公司的一部分。

华莱士-洛克菲勒代表团撰写的墨西哥报告强调了培育高产农作物的必要性。当时玉米、小麦和大豆是墨西哥的主要农作物。1943 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墨西哥农业计划，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领导。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中 包括了一位年轻的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博洛格。洛克菲勒家族正在准备为战后世界农业市场的转型迈出第一步。 同年，当纳尔逊和副总统华莱士考察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农业机会的时候，劳伦斯和纳尔逊开始在拉丁美洲大量购买高质量的廉价农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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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家族开始让他们的业务更加多元化——从石油扩展到农业。 然而，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式农业，现在轮到全球性的“商业化农业”登场亮相了，“商业化农业”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 发明的。石油是新型商业化农业经济的核心。石油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在石油领域建立的全球垄断 集中的经济模式，将会成为将世界农业的性质转变为全球“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1941年3月，珍珠港事件的9个月前，劳伦斯利用英国在美洲的财务危机，在哥伦比亚的马格达拉纳河附近购买了150万英亩（约60.7万公顷） 的优质农田。他的兄弟纳尔逊也刚刚在委内瑞拉购买了一个西蒙·玻利瓦尔曾经经营的大型牧场。正如当时洛克菲勒在美洲事务协 调机构的助手油嘴滑舌地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英国口袋里面的上好财产，现在我们也应该都把它们捡起来。”

截至罗斯福总统任命32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洛克菲勒早已和粮食及商业化农业密 不可分了。1943年，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奥尼尔与纳尔逊等其他成功的美国商人一同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在墨西哥查 普尔特佩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间合作会议。 在查普尔特佩克，洛克菲勒与奥尼尔在美国农业需要新的出口市场这方面意见一致。拉丁美洲的广大市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纳尔逊说他当时正在寻找新的“战场”。深谙自由市场真谛的洛克菲勒要求美洲国家只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敞开大门而对其他国家紧 锁国门，要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政府）为美国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产品打开市场大门。 洛克菲勒在查普尔特佩克也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达成一致：对拉丁美洲国家出售美国过剩的军事武器,将是把战后的拉丁美洲 拴在美国裤腰带上的好方法。对美国军事安全的依赖将与拉丁美洲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公司和银行资本）一起发挥作用。

20世纪40 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在这个转型中冲在最前面，他们同时也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防产业中拥有主要的股份。 20世纪40年代后期，冷战逐渐升温，杜鲁门宣布美国应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共产主义的扩张作斗争。他号召向发展中国家 输出专业技术和资金，并且强调美国的私人机构而非美国政府在向海外转移技术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个理念源于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对于势力强大的洛克菲勒利益集团） 在冷战中的一件武器。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几乎与武器和工业产品相同。美国农业部的粮食盈余也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件武器 。正如前面提到的，到1954年，《480号公共法案》，即“粮食换和平”计划，原则上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一进程。 洛克菲勒家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对全球粮食和人口问题的看法传达给美国国务院,他们和纽约对外关系委员 会的盟友们占据着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位置。 洛克菲勒集团对国务院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这段冷战的关键岁月里，每个担任过 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2年到美国政府任职前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翰·肯尼迪和林 登·约翰逊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61年前也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4年腊克斯的接班人亨 利·基辛格也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小圈子。吉米·卡特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也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但是这个私 人的非盈利机构对战后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悄无声息、隐藏于幕后。 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和基辛格对于洛克菲勒关于私有部门行为的重要性高于政府的角色这一观点心领神会，他们也明白洛克菲勒 把农业视为像石油一样同等重要的商品，可以根据极少数控制粮食贸易的公司的外交政策目标进行交易、控制，使之稀缺或充裕。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很少公开提到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基辛格-洛克菲勒的关系链，尽管它对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粮食政策都非 常重要。

早期的商业化农业：洛克菲勒与嘉吉公司联手 1947年二战结束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又建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作为营利性实体，其目标是 显示私有资本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升级。实际上，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主要是为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美元可以产生巨大 影响的国家中大规模地引入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与美国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嘉吉公司联手在巴西开展业务。国际基本经济公司有很多计划：杂交玉 米生产、生猪生产、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承包耕种以及粮食存储。

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叫Sementes Agroceres，该公 司后来在巴西动植物遗传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和嘉吉公司开始开发杂交玉米的新品种。他们使巴西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玉米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巴西 ，玉米与大豆混合用于喂养牲畜。这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基因大豆在世界牲畜饲料市场中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甘蔗农业经济也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的大豆生产。一棵甘蔗可以生长5年，到了第6年就必须挖出来，种上新的甘蔗，这个过程通常叫 做“轮耕法”。巴西农民首先尝试在挖出老甘蔗和栽种新甘蔗的间隙中种植大豆。这是因为大豆使土壤富含或者说“固定了”氮元 素，而甘蔗的生长需要氮，种植大豆就可以减少化肥的施用量，而化肥恰恰是把大豆引入巴西的重要原因。 嘉吉等美国粮食贸易公司首先将大豆作为牲畜饲料出口，后来大豆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大豆成为美国粮食控制中的一件 主要武器。 莱斯特·布朗1974年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他自己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他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时说：“ 如果农民想充分发挥新型种子的潜力，在需要的各种新投入中，化肥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农民获利，他们对 各种农用投入的需求就会迅速增加。而且，只有农业综合企业才能有效地为他们提供这些农业投入。”

布朗还进一步宣称，跨国公司是“使农业技术知识转移制度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农业综合企业在当时是提供种子和化肥的最佳 途径。当然，他所指的农业综合企业是杜邦、先锋良种国际、嘉吉、ADM之类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因此，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 洛克菲勒绿色革命的鼓舞下，美国商业化农业出口与石油和武器并驾齐驱，迅速成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战略核心。 巴西和委内瑞拉 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纳尔逊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开展类似的 工作。他想继续开展他在二战中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时启动的项目。于是，他和几个从前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工作的同事一起创立 了“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公开目标是技术转移和教育。 洛克菲勒想通过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迅速将基础设施现代化。

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声称：如果他们的努力徒劳无 功，那么这个地区就面临着因人口爆炸而使生活水平降低的问题。作为委内瑞拉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1946年后，洛克菲 勒说服了壳牌、美孚、海湾石油和其他许多私人捐助者和他一起着手进行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项目。纳尔逊和他的兄弟 们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为后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提供了指南，这些研究准确地指出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和 非洲的哪些国家可能“同情共产主义”。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被挑选了出来——巴西入选的原因是它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财富 ，而委内瑞拉则是由于洛克菲勒家族在该国经营着石油生意。

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肆宣扬冷战必要性的高手，而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其家族利益的发展。而他的老 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前主席、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行的“大规模报复”的核政策和冷战的“边缘政策”与他 的意愿并行不悖，这些政策使人民意识到所谓来自苏联军事力量的危险和威胁。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名义下，一切行动和政 策都变得合情合理。 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其他美国的大银行家和商人们在拉丁美洲的农业上所做的文章形成了世界粮食生产革命的早期阶段。在这一进 程中，他们着力掌控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日常必需品。和以往大多数革命一样，其实质并不是他们大肆宣传鼓吹的那样。 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了急先锋。它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名字——商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的模式由 其主要参与者——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大腕们——制定的规则所驱动，这一模式为20世纪90年代引入基因改造的粮食作物——转基 因生物——搭建了一个完美的平台。但是这桩带有战略利益的“婚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长期目标又是什么？这一切仍然掩藏在 自由市场的高效率、现代化、为营养不良的世界人民提供粮食等美丽外衣和各种宣传谎言之下。他们就是以如此狡猾的方式来掩盖 其阴谋改变整个人类命运这一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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