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夜雨十年灯

定远

收到消息，大家又要出海了。
每年都有一些时候，是打鱼的好季节，因为风浪小，鱼也多。别人打鱼的时候，我们也到海上，去一个从前钓鱼的地方，会一群常年等待我们的仇人。有的时候走得成，有的时候走不成，但每年要去时，都会找合适的人一块参加。
每次有这样的场景，我都要打电话，在电话里告诉从没见过的陌生人：我是保钓行动会的一名成员，行动会收到您的报名表，让我和您联络，了解并介绍一些事情。
打电话之前，我会喝一口水，让自已的声音平静宽和，不要听得太弱，也不要有傲气，因为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很多天。

一九九六年，还在校园里埋头啃书的时候，报纸上传来几条淡淡的短消息：一是日本人开着炮舰，在中国一个叫钓鱼岛的地方闹事；一是有位叫陈毓祥的香港青年死在那片海上，留下孤儿寡母和一群愤慨不息的中国人。
我曾以为从一九四五年以后，就不必担心太阳旗下刺刀的寒光，原来实在天真了一点。读完报道，平静地离开了报刊亭，同学们都在慷慨激昂，我只是皱了一下眉头。
当初愤愤不平的同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我却还在为心里许过的那个愿而奔波。也许，承诺有时就是这样沉重而无法放弃。

同所有人一样，我也在随后的日子里毕业，接着是工作，移民。早已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在国内的日子也或多或少地知道政治的险恶，然而一到海阔天空的加拿大，还是马上打通了保钓组织的电话，也许少年时的理想，最值得去追求吧。
二零零三年的十二月，中国厦门召开保钓论坛，通过了我起草的《保钓宣言》，那时自已正在风雪交加的多伦多，为生活辛苦奔波。没有人能想得到，在宣言上签字的那一批人，要为自已的言行付出多大的牺牲；更没有人想得到，在重重压力下，这一批人很快天水一方，难能相见。
二零零三年，《全球保钓宣言》。

二零零四年，三月。
“能不能在一个礼拜内赶回来？”我收到一个陌生的消息。
给我发消息的人，我从没见过面，也很少打电话，完全是陌生人的感觉，但却让我激动不已。三月的那一天是生日，没有庆生，却在备死，平静地安排好不多的财物，悄无声息地飞回中国。转机时看新闻，台湾的陈水扁顺利连任，看到那张丑脸，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人将来肯定会对我不利。
我的预感没有错。两年后，这个人会给我带来相当的麻烦。

这次出海的经过已经在无数媒体和网络上报道过。我们十六个人从浙江出发，趁着两场风暴的间隙，无声无息地靠近了钓鱼岛。因为出其不意，等到日本人察觉的时候，保钓船已经开到近岸，终于七名兄弟冲上了岛，把日本人建的什么神社也砸了，我和其他八个人则留在船上返航。
这是一次成功的突袭。很多人因此觉得突袭是件轻易的事情，甚至觉得我们抢了风头，没有人想过，我们返航的时候，海上已经开始下一轮风暴，晚回去半天，能不能开回码头就难说了。
回到国内，没想到马上要面对另一轮风暴。因为官方加紧了对保钓活动的限制，一些人便把矛头对准我们，加上有意或无意的妒忌，很快就聚集起一股愤青，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蹲在网上破口大骂，用词污秽下流，形同泼妇。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就不该去保钓，应该让他们去海上充一回英雄才对。
这些都是网上成天“誓死报国”“恨不抗日死”的所谓爱国有志青年。从那时一直到以后，我逐渐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嘴上越是慷慨激昂、越是时刻强调自已不爱名利的人，心里想得往往也就越紧；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不用听他标榜什么，只要看他都做些什么事就可以了。

十六个兄弟就此散去，我又回了多伦多。航空不景气的时候，机会很难找，正当疲惫不堪时，突然收到一条短讯，说温哥华附近有个不错的机会，建议我去试试。
我于是精神一振，同几个朋友一块来到了陌生的温哥华。
在温哥华的日子也很辛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安顿好工作，于是把多伦多的家当又折腾过来。看着陌生的温哥华，我心中充满犹疑：这座城市艳丽而浮华，怕不是我能融得进去的。

这时国内正在搞反日大游行，爱国青年们群情激昂地四处上街，我忧心冲冲地看着国内的报导。爱国或反日也许是很好的游行理由，但太多的人把它当成了满口污言秽语骂人的借口，到处去发些脑残的谣言和假新闻，甚至在街上四处打砸：倘使爱国爱到最后变成对妇女和小孩乱殴、四处砸抢的暴民，这种事显然有些变了味。而当局的做法也确实耐人寻味，一开始不管不顾，到后来突然收网，拿下一大票人请进局里喝茶，既应付了国际舆论，又收拾了不河蟹分子，如此阳谋，实在是聪明极了。
我于是默然。这些天里看过这么多热血，也经历过激动，已经冷静得难能冲动。政府的手腕固然狠毒，一些“爱国”网管的韬略也实在开眼。照他们的想法，是平时尽管放任甚至鼓动网友的情绪，使他们充斥些昏头昏脑的假新闻，而使网站人气高涨，才容易控制人手办活动；但事情爆发时，不少人背地里推动不知情的网友自投罗网，又在表面上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留下一身清白名声，如此帝王心术，令人心悸。
爱国不爱国，本就不是靠头上那顶纸糊的帽子，我越发厌恶起这些事情来。很有几个人不愤，四处去散谣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于是冷眼看着。
这些本就不是我所喜爱的，你愿意就去玩心术罢。
然而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至少，是大量充实了历史知识，而又结识了一帮人品正直、不肯同流合污的朋友，并劝了不少年轻人把心思放到学业、生活上去，遇到事情多思考核实，不要一天到晚泡在论坛上骂人。在我来说，这样是起码的社会责任，在他们则是少走成长时的弯路。
于是去了香港保钓行动会，为他们奔走呼吁。时光很快又过去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有船了。
因为经费紧张，保钓组织一直是租船出海，只有香港有过一条钓鱼台号保钓船，却在九八年被日本撞沉，中国政府也不肯出头。一路紧张到现在，终于有人捐了一笔钱，买了两条一百多吨的旧渔船，从此保钓组织又有船可开了。
这是个很大的好消息，不过我们高兴得也有些早：有时有船，照样出不去的。

二零零六年，香港保钓行动会欢天喜地，大家把两条保钓船洗刷一新，又装上长程电台和海水淡化器，准备找日本人算帐。为了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行动会专门制作了保钓报名表格，欢迎大陆保钓同仁一块参加。
中国大陆有三千万网民，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赞成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就是两千多万，假设每一千人里只有一个肯去保钓，也要两万多人。行动会因此十分紧张，一面在各网站发保钓报名通知，一面全力以赴，准备处理想象中的两万多份报名表：毕竟我们只有两条小船，怕装不下这么多人。
事实证明，我们真的多虑了。
爱国网站确实人气沸腾，没有压力的时候办个活动，随时组织一百来号人都不成问题，大家踊跃在镜头前面亮相表现，姿势要多英勇有多英勇。然而真的要自掏腰包、危及性命时，中国人的精明就显了出来：我们尽管四处宣传，但几大网站都反应寥寥，发帖支持的叫好声压倒一片，但从开头到最后出海，接到的报名表也只有一百余份。剔除掉那些猎奇的、资料不全的、表示工作请不了假的，再一一打电话去，同报名者谈保钓运动意义及局势、讲清活动性质和危险后，能剩下来的便只有十几人。一开始怕船太小不够装，这时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几个人，两条船还是装得下的。
回想当初保钓高潮时几百人聚集着要出海的壮观、网站上成千上万誓死捍卫的帖子，再看挫折后十几人的冷清，我不禁苦笑起来：国人的精明，大概就体现在这里吧。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因为大陆官方的阻拦，最后只来了一个人参加活动，而行动会因为修理欠费，不得不留一条船抵债，只剩下一条出海，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台湾保钓能支援分担日本人的兵力，否则冲岛是没有多少胜算的。
这时还是民进党在台上。看着电视里陈水扁扭曲的丑脸，我对这个希望难抱信心：日尚非敌，有汉成奸，这货却是我们不争气弄出来的败家子，不好怪在日本人头上的。
无论是四面无援还是孤军深入，我们仍然出发了。做，可能是死；要死，战到最后一刻死。


临行前的那一天晚上，静静地整理海图资料。这次出征敌强我弱，结局早在一开始就注定，我们也难指望战胜日本人的炮舰。
明天就要穿上救生衣，走上战场。保钓卫疆，九死无悔，尸沉东海，转世尽忠，明天要做的，是实践曾经许下的承诺。
出征将至，鏖战在际，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已：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不是海军，没有指挥过舰船，没有当过水手，游泳也学得不好。我只是一个民用航空工程师，从来不接触政治和军事，第一次看到炮舰朝自已冲过来时，我也曾畏惧过。
我切切实实地知道对手的强大。
真的到海上对抗吗？那是几十万中国海军也不敢做的事情，如果我退缩，没有人会指责我。
然而我不愿退，那是我的承诺与责任。
这些年在孤灯下苦读，努力工作、尽力生活，曾经少年得志，曾经名传一时，也曾经受尽诽谤、身录黑榜，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感谢这些经历，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性不尽完美、百般缺憾，我知道选择的路危险重重、豺狼满窟，我们从前有文天祥、岳飞，今后也依然会有袁崇焕、张志新。
是的，我准备好了：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这一刻，我无所畏惧。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香港保钓行动会出征钓鱼岛。

这是一次充满意外的远征。先是保钓船遇到风暴，机器故障、有人摔伤，接着飘到台湾海域被台湾海巡署拦截，要我们退出所谓领海。我们据理力争需要支援，但海巡船就是不答应，争了半天，终于传来消息是怎么回事：据说不让我们进港是陈水扁的意思，海巡署的命令则直接来自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们都决心要把我们拦死在海上。说起来行政院长的大名也很实在，其贞如娼，倒是颇有自知之明；只是偌大一个民进党，难道没有人告诉陈水扁，在杭州栖霞岭岳飞墓前，秦桧已经跪了八百多年么？！
我们只好在海上靠着仅存的一部轮机同海巡署对峙。在经历了相当紧张的过程后，终于台湾当局退了一步，准我们在靠岸很近的一个浅滩抛锚，想办法修船。
从二十二号出发到这时，已经是二十五号，相信日本人也在那边等得久了。这一天晚上，我们在船上欣赏岸边的风景和灯光，旁边是台湾炮舰紧紧盯着，这个宝岛很近也很遥远。
十月二十六号，保钓二号停在台湾近海，大家忙成一团：修主机、修船栏、装保护窗、整理旗帜，但没有得到一点补给（海巡署不允许）。台湾联系了技工支援，可也告诉我们，这次他们受到官方阻挠，无法出海。
单船直闯钓鱼岛，这是绝对的孤军。指挥组向大家说明了情况，然后投票表决，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逢敌亮剑，孤军也要出击！
这一天夜里，保钓船群情激烈、战意高昂。在台湾海巡署虎视耽耽的敌意和袖手旁观的嘲笑眼神中，我们升起大幅国旗，驶进漆黑一片的暗夜，直冲钓鱼岛。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已经能看到日本人前来围堵的舰只：对方用探照灯罩住了我们。
黑灯瞎火的夜里，有人照明也没什么不好，再一会才到大战时分，大家继续休息。
凌晨五点，日本人不断左右逼近，船声被浪推得左摇右晃，再也睡不下去了，于是洗漱、吃饭。
这是一个阴霾的早晨，大风浪，见不到太阳，我们一路向钓鱼岛冲击。日本人先是制造浪涌，接着用高压水炮，最后索性直接撞了上来。小小的保钓船在十几条日舰轮流攻击下强行支撑了好几个小时，无奈日舰比我们大也比我们结实，终于船身变形，栏杆全部被刮开，开始漏水了。
离钓鱼岛还有十一海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前进。天上是日本人的飞机，海上是日本人的舰艇，一条漏水的船左摇右摆，不能自主，最后只好决定，祭奠完陈毓祥后返航。
在日本舰群的攻击下，这次保钓行动就这样心有不甘地结束了，只留下保钓船的累累伤痕和日舰被撞下来的碎片。
战未毕，如雨季之天空！

回香港，接着回温哥华，继续航空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同以往一样，出海归来，马上又有人风言风语，有人恶意咒骂，也有人鼓掌支持。看淡了潮起潮落、风卷云舒，我还要努力生活。
温哥华很小也很繁华，我却感到出奇的孤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饭局酒局歌局牌局PARTY局…我只是坐在屋里读书。
有人可曾体会过热闹到孤独的过程么，那是最磨炼性情也最煎熬人性的痛苦。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极致的孤独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身处于闹市却似无人之境，呐喊于生人而毫无反应，就象被世界遗弃一般。保钓本就不是例行的话题，付出最重，而所得寥寥，我在这孤独中不甘地呐喊，又在呐喊中归于孤独。

日本人不退，我们也不退，到了第二年，又打算出海。
这次出海比上次难多了。海事处发了信，警告我们不许出海。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官老爷觉得你合法的时候，做什么都合法；上头不高兴了，随时找个理由派狗腿子上门，你就不合法了。海事处的理由很多，一会说渔船只能打鱼，一会说不能载客，总之去钓鱼岛就不合法，至于去年为什么合法，这个他们不管，请找有关部门解释。
即使是香港，所谓的有关部门也是神通广大，日本人是不敢得罪的，但却还能对普通老百姓作威作福。经历了种种人前背后的曲折诡异，保钓船最终没能开出港口，只留下海事处官员傲慢的嘴脸和政治势力阴霾的背影。
有了船也不能出海，只是空耗自已的力量，我决定辞掉工作，去北极边上的一个小机场，那里很冷，但能挣多一点钱。

才从三十多度的香港回来，很快就到了零下四十度的加拿大北方。大风卷着雪花在冰封的机场肆虐，我把自已从头到脚裏紧，努力保障航班运行。
这个工作收入是不错，就是太冷了一点…很快气温降到零下五十多度，厚厚的冰面一层堆一层。每一天都觉得自已要挺不住，那一口气却总还能撑到下班，大概只要坚持就好：有些顽强是逼出来的。
在极地干了一段时间，终于暖和过来，只有零下二十度的样子，我也松了一口气，顺利结束了合同。国内保钓很缺经费，我高兴地通知他们，如果能找到船，我可以掏一条船的租金。钱对我确实很重要，对保钓也非常需要。

在温哥华的大雪中送走二零零八年，我开始了坎坷的二零零九。
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保钓终于成了一种灰色行为，虽然外交部偶有几句支持，实际做法却是完全两回事。国内的监控、打压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经常还会累及家人，兄弟们只能在夹缝中努力生存。我不得不佩服那些两重受压而坚持理念的同仁。
也是在三月，我又收到了消息：回来。
时间要求非常紧，我只能紧急辞掉工作，收拾好为数不多的行李回国，悄无声息地从北京去大连。
大连离钓鱼岛极远，绝不是一个好的出海口，然而也只有这个地方能找到船了。临行前一天，我们坐在一起，什么也没说。一千多公里海程，沿途风浪辛苦是肯定的，恶战能否生还，谁都没有把握，我们能做的，是尽人事，安天命。
这一天晚上，有人敲响了宾馆的门，一群便衣冲了进来。
终于还是暴露了。

落在公安手上的情节很俗套。公安表示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却还是强行带走了人，同时控制我们的家人。虽然我已经入了加籍，父母却在国内，公安们奈何不了日本人，奈何不了加拿大政府，至少在两个老人面前是神通广大的，他们对这一点向来就很清楚。
关在黑屋里审了一夜，公安最后也没怎么样，据说领导有吩咐，这次保钓有外籍人士和记者卷进去，要注意形象，不宜动粗。面对我们的不满，一个年轻的大盖帽很是不愤，指着我破口大骂：别以为你有**权利（省去粗口），领导叫你有什么权利，你才配有什么权利！
我苦笑看着鼻孔朝天的警察。狗腿子大概都这付德性，所以夏瑜在牢里仍然惦记大清的天下，红眼睛阿义却只想杀他的血好做人血馒头卖钱，在这些衙役眼里，我们这些人的价值，无非是多一点表功的业绩罢。
审问持续了一夜，终于再也问不出什么来：我讲的民族大义和钓鱼岛历史、国际纷争他们不爱听，他们想知道的保钓团体情况我又不肯讲。有个大盖帽很是摩拳擦掌，可有领导的命令不能动粗，也只能干瞪眼，最后逼我掏钱买了一张机票，押回南昌了事。
南昌机场的那一头，六个警察正陪着年迈的父亲。
在南昌的日子很无味。我安静地陪着父母，很快警察又上门了，因为香港五月还要出海，传说中决定谁配有什么权利的领导发了话，不许任何人从大陆参加。
我是加拿大国籍，他们拦不住，但警察的笑容依然阴森：我们是拦不住你，不过你爸妈都在这边，你总不希望他们出什么事吧，再说以后你要回国，也得我们给你发签证，想回来就好好考虑一下…
我盯着他们的眼睛。我一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猜度国人的心思，这些大盖帽头上都顶着五星的国徽，却总使人觉得眼前并非人类，而是虫豸之流的脏东西。
什么话也没留，我收拾行李去了香港。
在香港又碰到了两年前的一出。海事处依然找借口不让我们出发，船一开动，水警们就冲上来拦截，海事处有事没事地找理由，不让出海。虽然拿日本人没辙，对付中国人总是最有办法的，相持了几天几夜，水警最后把我们扣进了局里。
从警察局出来，已经凌晨四点，看着疲惫不堪的兄弟和得意洋洋的海事处官员，心里感觉很复杂。香港回归前保钓并不犯法，可回归这么多年，官方的政治势力渗入渐深，爱国竟然成了一种合法的罪过，这到底是什么进步，没有人敢说。
你越是了解这个国家，就越可能成为不河蟹因素。终于在国内没有可为之事，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我回了温哥华。


金融危机后的航空一片萧条，工作也不容易找，一切都只能重新开始。朋友们都不理解这种事，我也感到惭愧，自已这些年几乎就象堂吉诃德一般，一个人挑战巨大的风车。
钓鱼岛关自已什么事，赢了不是家里的，输了不会抽税，为不认识的陈毓祥和渔民去得罪强大的日本，也得罪这样一个抓捕、威胁你的政府，，只能说是傻子。值么？
或许有一天，历史真的会告诉我，我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

这么多年一直冲在风口浪尖上，公安、国安、泛蓝、泛绿、行政院、民主党、海事处、总统府、香港特区、边防、细菌战、大屠杀历史、保安厅管区、宜兰县政府、海图、通讯频道、基地天线、外交部、海巡署、台北地方、厦门基地、浙江基地、柴湾基地、中联办、史维会…都缠在一起，令人疲惫不堪。我何尝不明白政治凶险，何尝看不透时局情势，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却怕自已只能生而无后、死无全尸。
知其不可而为之，宁可全败，也不让对手安稳一天。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才叫意义么？
丹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我知道自已在做傻事，而且是以自已最大的精明，去做所有人眼里最傻的傻事，然而也只能这样。
书上说，当敌人不如你的时候，你应当小心守护侧翼后方、集中优势兵力对敌突击；当敌人和你旗鼓相当的时候，你应当布置防线，机动出击周旋；当敌人强过你十倍时，你应当精装潜隐，伺机出杀。
然而敌人如果强过百倍、千倍呢？书上没有说，其实也不必说，因为这种仗是必败的。

当对手强过千百倍，必败而必打的仗，只有一种武器可以抗衡，就是纯粹。
所谓纯粹，就是不问成败、不计付出，集中所有的精力与资源，为了一个目标奋斗。敌人弱，我们出击；敌人强，我们也出击。无论受到多少挫折、无论有多少伤害，都无所畏缩，如传说中的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战至最后一人一船，宁身无完骨、尸供鱼虫，绝不言败，唯此震慑牵制对手。这份纯粹抗敌至深，噬已也必烈，拥有这份纯粹的人富贵亦清贫，在世如出家，注定要流浪奔波，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掩饰，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面对一切箭矢诽谤，不以伤痕为意，必持操守节，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奋力出击。那是心如深海早已选择的人生，是士人风骨所不能违背的操节，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内心的火焰。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附：这是我为媒体写的文章，与大众分享保钓的酸甜苦辣，也算是这些年的一段回顾。

likefule

除了深深的敬仰，行动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