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之灾难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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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事实上，只是在毛泽东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之后，“左”倾错误才不得不收敛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从毛泽东嘴里一连说出了“打”、“杀”和“撤职、查办”，可见他对“左”倾错误及有关人员已经几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泽东终于动怒了！这是雷霆万钧之怒，这是四海翻腾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国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正因如此，邓小平强调：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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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始终如一、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在做最艰苦的长期斗争的！　　

尤其是对农村工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至1961年，在这三年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春种”和“秋收”这两个关键时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处心积虑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还在继续着。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这样，毛泽东他也决无回天之术、点沙成粮了！　　

于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饥荒也就在劫难逃了。这也就为居心叵测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无知，攻击“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诽谤毛泽东留了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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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即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1958年11月21至27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在这篇名为《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　　

“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他强调：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期间，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中的左倾错误察觉之快、认识之深刻、纠正决心之大！并且指出了其根源在“县、乡干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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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就多达27篇。　　

那么，这是有意抬高毛泽东吗？显然不是。　　

因为关于1956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而这些领袖的选集都是在这个决议之后编辑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刻意贬低他人、抬高毛泽东。所以，这只能证明：　　

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急先锋！在当时，他发表了最多的反对言论。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预防以农村农业为主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了！　　

从《毛泽东文集》中不难感到：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已经很少就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发表意见和指示，但是对农村工作他却不曾放松。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早就提前打了预防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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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是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　　

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第一种（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为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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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陈云作为党的五号领袖、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行家著称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是主要却只是具体的工作问题。　　

虽然是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却没有一篇是像毛泽东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更没有涉及到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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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　　

《邓..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刘、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六个多月！　　

甚至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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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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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只有7篇：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　　

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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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建国初期，战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蒋要反攻，西方列强要封锁，苏联要当老大，美国联军又入侵朝鲜，新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内忧外患，当务之急是什么？难道是大搞所谓民主吗？况且，中共新政不是自封的，不是象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老子打了天下就直接坐天下的，而是通过民主协商选举诞生的，连国民党人士都有不少人参加的，难道这不具有民主法制的性质吗？主席稍微腾出手来，就继而组建人大，而且代表大量从基层劳动者里产生，难道这还不够重视民主吗？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从奴仆一下当了主人，对民主法治还非常陌生，突然搞大选，搞普选，搞竞选，条件具备了吗？有那个必要吗？尽管如此，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选，实际上也都是民心所向，即便搞普选也一个都跑不了。主席会落选？老总会落选？还是总理会落选？这本身就已经是民主的高度体现真实体现。在那个时候，中共不当领导核心能行吗？不亲自组建人大能行吗？把人大彻底推出去由人民绝对自由选举，爱咋咋的，现实吗？这是当时社会现状决定的必然方式。

再往后呢，打下天下的部分干部滋生了享受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要当走资派，红色政权要受威胁，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把主动退居二线的主席"被软禁"，自行其事，另搞一套，有人居然十年不向主席汇报工作，逼使主席成为聋子。这些人，以为打天下没主席那麽大的本事，坐天下治理天下却不一定比主席差，所以打天下时极力鼓吹毛泽东思想以讨取信任，一旦自己官当大了，也当主席了总书记了，就再也不提毛泽东思想了，要搞“修养”了，要搞“三自一包”了，要甩开主席另搞一套了。主席看出了方向路线有问题，可在北京已经说话不灵，才不得不走出京都，准备再次星火燎原，发动文革，夺回被走资派窃取的部分政权。在这里，主席发动文革，本身就是调动大民主，激发大民主，历练大民主，提升人民的主人意识，主席倡导的“四大”，是人民有史以来最为洒脱的民主权力及斗争武器。难道主席是不重视民主的吗？这也算是搞专制吗？然而，文革并没有达到主席所期望的美妙境界.人民难以合理规范的驾驭大民主权力。有人总是习惯于把主席当成专制的代名词，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五十年后期至文革伊始，由于主席主动退居二线，促使前L的威信猛增，那时高层又不像现在，缺乏透明度，人民根本不知内幕，所以那时搞大民主普选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只能先搞文革，先保住无产阶级政权，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人民得到大民主的训练，这实际上是主席的大手笔，是对马列主义的超越性独特贡献。不从无产阶级的战略高度看待这一点，简单斥之为专制，是荒谬的。
主席不是恋权的人，要恋权，他就不会主动退居二线，就不会主动把国家主席让给L，以那时主席的崇高威望，自己不退，谁敢逼退？主席是想让L,D尽快走向前台，得到历练，以便尽快取代自己，可L,D是怎么干的？成了独立王国了，完全自作主张了，把主席甩到九霄云外去了，给了锅台就上炕，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怎么就不该向主席汇报工作？你走正道也可以，又偏偏走邪道，要往资本主义那条道路上引，那主席能干吗？革命革的是什么呀？革命烈士的鲜血能白流吗？主席还敢把权力交给L,D吗？只能夺回来。不是主席要诚心搞 "专制"，是他实在不敢把权力交给不放心的人，他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呀。不理解主席，动不动就骂他专制，是极其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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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在体制内处境艰难，现在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

那些在国内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以及在职的大大小小官员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到世界各地如: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荷兰的红灯区，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都需里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如果说三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中国共产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中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靠“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3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中国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中国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大多数人就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所有人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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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应该让这样好好干活的人、一线工作的人，先富起来才是对的。领导干部应该后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出了偏差，到了80年代就号召“党员干部先富起来”。这就坏了，怎么能让党员干部先富起来呢？这是违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党员干部永远要后富才行。就是当你的单位职工都住上好房子的时候，你最后一个搬进好房子，你这单位怎么可能效益不好，你这单位怎么可能不兴旺发达呢？就这个道理，很多领导干部都不懂，自己去掠夺人家、占有人家的劳动成果。所以才造成今天中国遍地是毒、遍地是隐患、遍地是炸药的这样一个局面。

比如现在盖房子那些工人，他为什么不愿意给你好好盖——“谁给你好好盖呀？盖好了我也买不起”，是吧？所以他就不给你好好盖了。谁给你用好的材料啊？尽量地弄虚作假，因为他恨呐。

解决不好这个关系，一切生产目的都无法实现。因为生产者他会带着满腔仇恨，跟你往里边撒毒啊、注水啊、放豆腐渣啊……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个人开小饭馆，日本鬼子来吃饭，他做完一碗汤，偷偷往里边撒点尿，给鬼子端上去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跟他是仇人啊，“我凭什么给你好吃好喝的？”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蛋糕啊，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做得也很大，但是呢，90%都切下来送到美国去了。首先这蛋糕就没解决好最大的一块给谁！我们最大一块是送给美国了，所以美国人天天不干活，天天拿着刀看着你们。美国就是全世界的总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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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论”

在30年前，我们经济学界说：“我们大家呀，不要老讨论这个蛋糕怎么分，我们先齐心合力把这蛋糕做大不好吗？把蛋糕做大了大家再分，怎么分你分的都比以前大嘛。” 哎，我们一听，这有道理啊，对呀，咱们何必争这个蛋糕怎么分，咱们先一块做蛋糕。原来我这蛋糕只能分一斤，做大了之后呢，不管怎么分我也应该分二斤以上吧？——原来是这么想的。

然后大家就做蛋糕，蛋糕做得特别大，越来越大。但是发现呢，我这蛋糕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小，首先是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小。比如原来这蛋糕十斤，我能得一斤；现在这蛋糕做到一千斤了，我得到了三斤。看上去好像我比原来得到的蛋糕多了，可是我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再仔细一看，这3斤还不如原来的1斤：原来的1斤是货真价实的1斤，这3斤里边有注水的，还有有毒的；另外，这3斤蛋糕已经不够我生活的了，因为我这蛋糕不是光要让我吃一个温饱，这个蛋糕我还要用来换手机、换电脑、换汽车、换房子。也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蛋糕的过程中，自己吃亏了。而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他是不是做蛋糕富裕起来的呢？不是，他是忽悠我们做蛋糕。我们来做蛋糕，我们一边做他一边切，他把我们做出来的蛋糕都切走了。30年来，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也不让你懂蛋糕具体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只在埋头做蛋糕，不知道谁切走了。

其实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哪呢，就在于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我们调整好了生产关系，然后反过来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我们当然要做蛋糕，不能大家都停下来不做，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先要解决好蛋糕做好之后、做蛋糕的过程中，怎么分。怎么分蛋糕，这就叫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分配——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讲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之所以严重地不公平，就在于不是按劳分配。辛辛苦苦干活的人，你所得到的报酬配不上你的劳动。你越辛苦的人挣得越少；不辛苦的人、抢劫的人挣得特别多，杀人的人可以不判死刑。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要想挽救我们的这个社会，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就是先确定好了“谁做蛋糕做得最卖力、做得最好看，你就拿最多的那份”，这才是对的。我们不是说要搞大锅饭、平均主义，那是不对的；按劳所得、按劳分配，才是对的。就是谁干得好，谁得的多；谁不干、谁巧取豪夺，这要受到惩罚。这个方向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方向。

胡硕士

中国不彻底清算毛泽东是没有希望的。

铁人

不要美化和掩饰了。毛就是作恶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