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场战争！

工人阶级的斗争怎样才能有底气

读了赤旗同志推荐的关于吴贵军案开庭审判的报道，我就一直在想，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托派还是毛派），目前阶段，关心吴贵军案的意义在哪里？

在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时期（革命高潮来临以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一般任务，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一方面深入调查和了解现实的工人运动，向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学习，另一方面在大量总结现实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宣传、教育、组织，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说到宣传、教育、组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把工人（较为现实地说，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宣传、教育到哪里去？说到组织，工人组织起来以后，怎么办？

在左派内部，在工人运动策略方面，到底是将重点放在“老工人”（及其后代）方面还是“新工人”方面？始终是有争议的。与这个争议相联系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在近期、中期、远期分别要达到什么样的历史目标？这里的近期，说的自然是眼前的经济斗争。中期，就可能涉及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乃至革命形势。至于远期，实际上涉及这样的问题，革命之后，是资本主义改良，还是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不取决于任何一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愿望，甚至也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主观努力，而取决于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条件）。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有意义的资本主义“改良”还是可能的吗？

王江松说：“年后一开工，各地就爆发罢工，如广东穗保、惠州比亜迪、江西富士康、山东荷泽和威海。这些罢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走出厂区变成游行，由对资方的抗争延伸为对政府的抗议。这会成为劳工运动的一种常见模式吗？若然，则官方的‘聚众扰乱社会－交通秩序罪’就Hold不住了，游行示威将成为事实上的权利。”

猛一读，还颇有些激动人心。细细想来，王江松所说的“事实上的”游行示威权利，老工人早就有，反对征地农民恐怕也有，新工人恐怕也不是现在才有吧？高度重视劳工三权问题，这在自由派、托派、小资改良派中恐怕是一致的。从积极的方面说，劳工三权的宣传对于新工人的初步政治觉醒可能起一定作用。

有没有消极的方面？关键的问题是，目前工人没有劳工三权，仅仅是因为政府不允许、法律不允许，还是说，法律只不过是确认资本积累实际所要求的界限？在资本积累要求与劳工三权之间，是否有超额利润的缓冲？因而，一旦政治专制的“外壳”被消灭了，理性劳资两利的合理“内核”就可以得到充分实现？这恐怕是判断王江松等是否有历史进步性的关键所在。

否则，新工人斗争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已经出现了）。工人阶级再斗下去，就会威胁到资本家的最低利润。这时，或者，改良主义者只有退却，要求工人“理性”，要求工人为“企业”做牺牲。或者，用空洞的激情、好斗勉强支持，像韩国工运那样，但是把资本斗垮了、吓跑了，接下来就是失业、斗争失败。到了那时，要斗，都不知道找谁斗去。欧洲上百年的改良主义，最后也就是走到这一步。他们的工人运动，从领袖到群众，现在都毫无办法。中国工人运动难道也要步这样的后尘吗？或者，有人还认为那是“先进”的榜样？

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把政权的问题提出来。但是，仅仅有政权还是不够的。仅仅是政权，还是要靠资本家、“纳税人”。纳税人不纳税，就垮了。哪怕是改良主义政权，要站住脚，经济上一定不能被资本家要挟。查韦斯靠的是石油，薄熙来靠的是重庆八大投。

将来的地方工农民主革命政权，要首先把当地的自然资源（土地、矿产）垄断起来（对，就是要垄断！），为我所用。然后就是要和资产阶级算历史旧账（算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的帐、算资产阶级勾结黑社会欺压百姓的帐），积累新社会主义的第一桶金。然后就是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全面与资争利。

有了这些，才不怕“纳税人”。工人才不怕失业。工人阶级斗争才有底气。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地方工农革命政权可以依靠谁呢？到哪里去寻找它的群众基础、阶级基础呢？或许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切尽在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