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名叫“蒙人烤肉”，那样就算不上欺世盗名了。

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是坦言皇帝新衣的孩子。
如果孩子能够遇上讲究时间、空间、因果逻辑、讲究游戏规则、不固守成见偏见的玩伴，
他会很快乐！对手知识多少倒无所谓。

独孤求败的心，在万古的荒漠呀！

....大幕正徐徐拉开，在紧锣密鼓，翘首期待中，渐入佳境！龙虎相争的好戏正在开演！ :smile:
让我们屏住呼吸，目睹那期待已久的卧虎藏龙、电石火光的高手搏击！！  :smile:
拭目以待铁博士的单手屠龙术（另一只手要打理UPS ），如何应对各绿林好汉的围剿夹击！  :rolleyes:
这才是真正的较量，其他TMD都属消遣和扯蛋！


呵呵，烤肉不知道触动了哪根经，先抽一根百科给抻它一抻，锻它一锻，看是铁还是驴粪蛋。哪有闲功夫弄什么搏击，只全当消遣尔。

就是就是！
铁博士还不明白铁的来龙去脉？

先放一堆大块文章，看完了就没心思为不相干的农民的祖宗的黄土地背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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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烤肉引起了关于铁器在中国起源问题的讨论，有点意思。

有人提出“汉语铁字直接是阿尔泰语系名词的借用、简化。”和“历史上离阿尔泰山居民最近的秦国因为最早使用铁，构成了统一中国的武器因素。”两个论点，让人颇感意外。不知有何根据。不过就所引文章看，既没有论证“铁字直接是阿尔泰语系名词的借用、简化”，也没有证明“历史上离阿尔泰山居民最近的秦国因为最早使用铁，构成了统一中国的武器因素”，很有罔顾左右而言他之嫌。

对于第一个论点，本人认为，可能是把铁姓起源和铁字起源给混淆了。铁姓起源的一个说法是，“先祖瑞或其先辈在蒙古军队西征时，被从波斯化的阿富汗地区（阿富汗现官方语言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突厥种族中括到中原地区。先于1263年到颍州冶铁。或因冶铁，遂以铁为姓；或按照突厥回回取汉姓的习惯，以突厥人的惯用名中铁木耳、贴木儿塔识等的首音节铁或贴为姓（铁、贴在当时互通用），且铁木耳含有刚强的意思。”注意这里的时间，是在蒙古军队西征时，涉及突厥，涉及冶铁，遂以铁为姓。有网友已经指出突厥和秦国，时间上对不上，是有道理的。突厥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要远晚于秦国。中国历史上，北方重要少数民族的名称，早一点的是匈奴，然后是乌桓，然后是鲜卑，然后是室韦，然后才是突厥。突厥后面是契丹，女真，蒙古，满。铁、突厥相涉的时间要远晚于秦国，同时，铁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相涉，恐怕也就是这个时间。而这只能说明北方少数民族以铁为姓的渊源，并不能说明汉语铁字的起源。因为汉语铁字的出现，时间要早得多。就铁姓的起源说，其实最早的铁姓源自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中商朝遗民居地铁丘，属于以邑名称为氏。则铁字早已存在。春秋时期的《诗经》和春秋战国之际的《礼记》中，已经有铁字（甲骨金文中是否有铁字，本人还在查找中）。这个铁字，不知道与阿尔泰语系名词如何挂上钩的，还须持“汉语铁字直接是阿尔泰语系名词的借用、简化”论者来证明。

对于第二个论点，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个时间要远晚于中国古代铁器使用的时间。因为早在商代，古人已经知道使用铁，并且已经知道铁的特性。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一件铁刃铜钺，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铁虽是陨铁，但铁的特性，商代人已经搞清楚了，使用铁的时代也远比秦国要早。商虽比后来的秦国要偏东一些，但时代要早得多。因此秦国使用铁，也与“离阿尔泰山居民最近”没有必然的联系。

至于冶铁术的发明，后附百度百科，各位可以参阅，不必多说了。


冶铁术
[编辑本段]
中国冶铁术的起源
　　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一件铁刃铜钺，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的墓葬中发现一件铁刃铜钺；现存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二件铁器，一件是铁刃铜钺，一件是铁援铜戈，这二件铁器传说出自河南浚县商末周初的墓葬。
　　经研究鉴定，这些铁器是用陨铁制成。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贵族墓地Ｍ２００１出土一件玉柄铁剑，经鉴定，其铁剑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同一墓地还发现了三件用陨铁做刃的铜器。山西天马曲村的晋文化遗址中发现３件铁器，出自遗址第四层的一件铁器残片，时代早到春秋早期偏晚，约为公元前８世纪；出自第三层的一件较为完整的铁条和一件铁片，时代定在春秋中期，约为公元前７世纪。这三件铁器经过金相学研究，两件残铁片，金相组织均显示的是铸铁的过共晶白口铁，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铸铁器，铁条则显示的是块炼铁。春秋时期中原铁器仍十分罕见，只在陕西凤翔、甘肃灵台、甘肃永昌、江苏六合、河南淅川、长沙杨家山、长沙识字岭、长沙龙洞坡、湖南常德、山东临淄发现过这一时期的铁器。进入战国时期，中原冶铁业发展迅速，已作为生产工具、武器等消费品广泛使用。近年来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多处战国时代的大型平民墓地中出土了７００多件铁器，在对包括三晋地区在内的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出土的属于公元前３世纪的约４０００件铁器的制作技术进行研究，三晋地区是出土公元前３—５世纪铁器最多的地区，这里成为战国时期中国冶铁的一个中心。
　　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
　　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发现７件铁器，从测的１０个碳十四数据看，发掘墓葬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十七世纪，下限略晚于公元十世纪，所出铁器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出有铁刀的３１号墓测一碳十四数据，为距今３２４０±１３５年。轮台群巴克墓地出土铁器较多，有铁剑、刀、镰刀和锥等。一座墓中常常数件，从测的９个碳十四数据，墓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和静县察吾乎文化出土有少量铁器，有铁釜残片、锥、环等。１９８６年后发掘的察吾乎文化墓地材料分四期，全面揭露的察吾乎沟四号墓地近２５０座墓葬中只出一件铁器，出自第一期墓葬中Ｍ９８，是一件铁刀。从察吾乎文化分期看，早期已零星使用铁器，晚期铁器渐多。从测的二十多个碳十四数据看，这一文化年代的上限超过公元前十世纪，下限到公元前五世纪。不久前结束的尼勒克吉林台古墓群发现数以百计的新疆史前时期的铁器。初步观察，这里的史前墓葬可分为早晚两大期，早期彩陶发达，晚期基本不见彩陶。早期墓葬已测三个碳十四数据，均为公元前十世纪前后。２００２ＹＮＱＭ０３是一座典型的早期墓葬，出土的彩陶和铁刀，所测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的十二世纪前。和静县哈布其罕１号墓地出土少量铁器，能辨器形者有铁耳环，从出土文物看，年代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六世纪。乌鲁木齐柴窝堡墓地发掘墓葬１８座，１７座属于第一类型墓葬，有９座墓葬中出有铁器，有些墓葬中的铁器较其他随葬器的总和还多，能辨器形者有包铁金泡、铁刀、铁镞，墓地测三个碳十四数据，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十世纪，出有铁器的Ｍ１ｂ碳十四测定年代为３ ｌ ６ ５±１ ２５年。且未县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二期文化墓葬中出有铁剑、铁戒指，从测的４个碳十四数据看，年代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塔什库尔干县香宝宝墓地出有五件铁器，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的十世纪到五世纪。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墓地出土不少铁器，碳十四年代从公元前８世纪到公元前３世纪。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东风机械厂墓地个别墓地出有小件铁器，碳十四年代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乌鲁木齐柴窝堡林场ＩＩ号墓地大多墓葬出有铁器，能辨器形者有铁钉、铁泡，据碳十四测定年代，墓葬年代在公元前８世纪。吐鲁番鄯善县洋海墓群及苏贝希墓群已发掘墓葬数百座，早期墓葬中出有一件铁带扣，在弯扣上套铜，后期铁器常见，早期墓葬中出有可断代的铜器，上限年代不会晚于周初，可能早到商末或更早。
　　中国冶铁术的起源
　　西亚各地发现的铁器可以早到公元前３０世纪中叶，距今约４５００年。公元前１２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铁器的使用日益普遍。中亚多数地区在公元前２０世纪未或公元前２０与公元前１０世纪之交开始了早期铁器时代。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墓葬文化晚期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又分早晚两个阶段，所测碳十四数据，晚期阶段在公元前１４至１３世纪。印度的彩绘灰陶文化阶段铁器制作水平已很高，在这一文化面积很小的阿特兰基海勒遗址中发掘出铁制品１３５件，有家用器物、家具、其他手工业工具，用于战争或狩猎的武器。绘彩灰陶文化的年代早于公元前１１世纪或更早。原苏联中亚地区的居民学会冶铁后，铁器也很快被使用于日常生活和狩猎与战争的所有领域。古花拉子模地区的阿米拉巴得文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不晚于公元前１０世纪。弗尔干纳盆地一支较为发达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是楚斯特文化，在这一文化的达尔弗尔津特佩遗址出土有早期的炼铁的矿熔碴。楚斯特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２０世纪与公元前１０世纪之交。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是从商代中期到周末数百年间，人工冶铁术并未在高超的冶铜技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西周末偶见人工冶炼的铁器时，仍使用陨铁。新疆属于中亚的一部分，大多地方的地理地貌与中亚其他地区区别不大，特别是北疆一些大河将新疆与以西中亚国家连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发现表明在古代它们拥有相同的文化。和中亚其他地区一样，新疆在公元前２０世纪与１０世纪之交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并很快普及。中、西亚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为原始的块炼铁，穷科克台地墓地出土的铁器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鉴定，为块炼铁或渗碳钢，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人工冶铁亦为块炼铁，早期的冶铁技术一致，从新疆和中原地出土的金铁合体或金玉合体的器物看，早期铁器十分珍贵。商代开始，中原和古西域就有非常密切的文化联系，商末贵族墓葬中的玉来自西域，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品，这里还出土过一面早期铜镜，背面为线描的动物纹饰，明显不是中原体系的铜器，风格类同的铜镜在和静县察吾乎沟文化中发现过—件，德国柏林博物馆收藏品中有一件，虢国墓地的那面铜镜显然是西来的。鄯善县洋海墓地出有一铜铁合体的铁器，同墓地出有管銎战斧、铃形镂孔铜器等，这些铜器在西亚等地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遗址中就有发现，中原和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同类铜器年代到商末。最近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发现喇叭口状铜耳环，它是安得罗诺沃文化中的典型铜器，类同器物在甘肃河西及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发现，年代在商周。上述器物明显是从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流布，和这些器物一样，在西亚和中亚早已出现的铁器也随之由西向东传布。新疆铁器出现的时代早，发现多，河西沙井文化发现二件铁器年代可早到西周，关中地区铁器早到春秋早。人工冶铁术由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传布的线路也基本清楚。冶铁术传入中原后，在已经十分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很快发明了冶铸生铁，这项工艺早西方一千多年，从此中国的冶铁术开始领先西方。最早进入人类视野的铁矿物无疑是铁陨石（或简称陨铁），这种不折不扣的天外来客，为人类提供了有关铁的最初知识。
　　铁陨石主要由铁镍合金组成，一般含镍4～10％，极少数陨铁中的镍含量可以高达60％。陨铁的绝大部分都是可锻的。
　　有证据表明，石器时代的人们已能够利用陨铁。居住在西格陵兰约克角地区的石器时代的人们，一直用含镍8％左右的陨铁制造工具。在北格陵兰曾发现过一把爱斯基摩人的小刀，由一些装在海象牙上的陨铁片组成。在中国，古代陨铁制品也正在不断被发现。 1972年冬，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520±160年），发现了一件铁刃铜钺。全钺残长111mm，阑宽85mm。铁刃宽60mm，在铜外部分已经断失，铜身夹住的部分厚2mm，深 10mm。对这件古兵器进行的科学考查表明，“铁刃中没有人工冶铁所含的大量夹杂物，原材料镍含量在6％以上，钴含量在4％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经过锻造和长期风化，铁刃中仍保留有高低镍、钴层状分布”，研究者据此断定，这件铜钺的铁刃系由陨铁制成，而整个铜钺的制作过程是：先将陨铁锻造成薄刃，然后再浇铸青铜柄部。
　　在我国历代文献中，有关陨铁的记载也可谓不绝如缕。最早记录陨铁堕落现象的是《史记》：“秦献公十七年（公元前368 年），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所谓“雨金”是指许多铁陨石同时堕落，也即现代人所谓的“陨石雨”，而栎阳是秦献公的都城，其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其后，唐代樊绰《蛮书》中记载云南南诏王备有“天降铎鞘”。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南番有毒槊……言从天而下，入地丈余”。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某日，沈括在常州宜兴县曾亲见陨铁堕落并作了详细记载：“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此后，在《元史•五行志》中也有一段清楚的记载：“元至正十年（公元 1350年）十一月冬至夜，陕西耀州有星堕于西原，光耀烛地，声如雷鸣者三，化为石，形如斧。一面如铁，一面如锡，削之有屑，击之有声。”
　　建国以后，许多陨铁实物也已被陆续发现。如1958年在广西南丹发现了早期降落的铁陨石雨，经现场勘查，已发现的十九块南丹铁陨石中，最小者为1.3kg，最重者为1.9吨，含镍量在7％左右。而不知何时落在我国新疆准葛尔地区的一块重约二十吨的铁陨石，则是目前世界上收集到的第三大铁陨石。
　　以上事实说明，原始民族在早期就已经能够利用天然陨铁。而至迟在商代中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水平的锻铁技术，熟悉铁的加工性能，认识铁与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显然，中国人对铁的最初认识只能更早。
　　炼铜早于炼铁，不仅已为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所证实，而且也符合冶金技术的发展规律。原因很简单，就像从树上摘苹果总是从低处摘起一样，由于炼铜（专指古代）较炼铁容易，最早诞生的当然是炼铜术。
　　炼铜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自然铜的利用。绝大部分自然铜是含铜高达98－99％的红铜，不仅具有金属光泽，而且具备良好的加工性能。最初，人们也许只是把自然铜当成石料来打制石器，在实践中必然会发现自然铜具有石头无法比拟的延展性，容易按需要打制成形。接下来，人们自然也会发现，将自然铜放到火里烧过后，打制起来就会更加容易。如果火焰温度足够高，自然铜就会熔化，而熔化的铜水能够流动，凝固以后又可随容器成形。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必然导致炼铜技术与铸造技术的萌生。
　　红铜的熔点是1083℃，而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就已达到了900－ 1000℃，已经具备熔炼自然铜的技术基础。我们已经知道，在铜矿床的表层，除了自然铜外，还有孔雀石和赤铜矿，尤其是孔雀石，色彩鲜艳夺目，极易引人注意。孔雀石常同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激起用孔雀石炼铜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一旦付诸实践，就是炼铜技术的诞生。稍具化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孔雀石属于碱式碳酸铜，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就会分解为氧化铜，而氧化铜同木炭一起加热，就能还原出铜来。
　　铁的情形则很不相同。铁很易被氧化，除陨铁外，自然界中的铁都呈氧化物或其它化合物的形态存在。纯铁的熔点为1537℃，直接熔铁在新石器时代根本就不可能。铁矿石的还原温度虽然并不需要这么高，但温度低时还原速度很慢，对实际生产没有意义。同时，低温还原出来的铁在冷却时很容易被重新氧化，又变成了铁锈。因此，尽管铜、铁矿总是共生，在炼铜术诞生之后，冶铁术的诞生仍须时日，需要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为其准备足够的条件。事实是，这场技术革命果然发生了，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持续近千年之久，相当于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场制陶技术的变革，变革的内容主要是：用快轮制坯代替手制；改革陶窑火道和箅面火眼，使窑室内的火力更加均匀；扩大窑室直径，窑壁由直立改为内收。窑壁内收是为了封窑的方便。在陶器烧到一定火候时密封饮窑，就会制造出还原气氛而烧出灰陶，此时如果让大量松烟进入，使其发生渗碳作用，就会烧出很好的黑陶。由敞口氧化烧制红陶进步为密封饮窑制造还原气氛烧制灰、黑陶，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人们已经掌握了对铜铁冶炼至关重要的知识――高温下的还原。
　　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还无法弄清原始冶铜术的细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制陶术完成上述变革之后的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中华大地上的铜器突然多了起来，除红铜外还有了青铜和黄铜，并最终顺利进入了青铜时代。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源于制陶术的冶铜术分享了制陶术的最新成果，完成了由萌生期到成熟期的过渡。而随着冶铜技术的成熟，冶铜实践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也只有到了这时，铜、铁矿共生的前提对于冶铁术的诞生才有了实际意义。而炼铁高炉首先在中国诞生也才有了根据，当然，这是后话。
　　冶铁史始于块炼铁出现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器，是1973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700 年）的原始黄铜片和出土于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3100年）的青铜刀，中国冶铜术的起源当然不会晚于公元前3100年。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成果，夏代的纪年范围为公元前2070年～前 1600年。也就是说，大禹活动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距离冶铜术的起源至少已有千年之久。在长达千年的冶铜实践中，无论是铜矿的冶炼、铜器的铸造，还是冶炼设备的修造，都没有理由不进步。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早期炼铜使用陶尊，外部涂有草拌泥，起绝热保温作用，内面涂有耐火泥层，铜矿和木炭直接放入炉内。这一装置不同于从外部加热的“坩埚”式熔炉，可以使炉内温度提得更高。可以想象，在这种内热式陶尊炉中，当混入铜矿中的氧化铁矿较多时，在炼渣中还原出铁来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块炼铁在冶铁史中首先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块炼铁也称为锻铁，是在较低的冶炼温度下由铁矿石固态还原得到的铁块。在西南亚和欧洲等地区，直到十四世纪炼出生铁之前，一直采用块炼法炼铁。冶炼块炼铁，一般是在平地或山麓挖穴为炉，装入高品位的铁矿石和木炭，点燃后，鼓风加热。当温度达到 1000℃左右时，矿石中的氧化铁就会还原成金属铁，而脉石成为渣子。由于矿石中其它未还原的氧化物和杂质不能除去，只能趁热锻打挤出一部或大部，仍然会有较多的大块夹杂物留在铁里。由于冶炼温度不高，化学反应较慢，加之取出固体产品需要扒炉，所以产量低，费工多，劳动强度也大。与生铁不同，块炼铁含碳极低，质地柔软，适于锻造成形。由于块炼铁在锻打前疏松多孔，故也被称为海绵铁。
　　不难看出，我国古代的内热式陶尊炼铜炉很适于冶炼块炼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冶铁产品当然也非块炼铁莫属。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以“江苏六合程桥两座东周墓曾出土用块炼铁制成的铁条和白口铸铁丸，湖南长沙一座春秋晚期墓中曾出土白口铸铁鼎和一把中碳钢制成的剑”为据，断论在中国冶铁史上，一开始就是块炼铁、白口铸铁和钢同时出现，“这是我国古代冶铁工匠的勋业，是世界冶铁史上的奇迹”云云。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奇迹？事物发展的规律又岂能轻易违背。当然，立此论者以春秋时期为中国冶铁史的开端，而“中国冶铁始于春秋”又是学术界权威的结论，提出这种看法原也情有可原。殊不知，中国冶铁术在夏代就已开花，春秋战国之际的铁、钢并出，不过是中国冶铁术取得突破性进步，开始结果而已。
　　说到这里，不由使笔者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事情发生于古人类考古学界，中国史前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的化石材料，在建国前经西方古人类学专家魏敦瑞（Weidenreich.F）研究，认为其中的三具头骨分别代表原始蒙古人、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三个不同的类型。言下之意，是这三种人的祖先跑到了一个山洞里。建国以后，中国当代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根据模型又作了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代表原始的蒙古人种，差别只在于一些细节尚未充分形成。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山顶洞人本来就是这三种人的共同祖先，而不是这三种人的祖先为了某一重大事件不远万里到一个山洞里来聚会。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为学者能不慎哉！
　　文明初肇“刚铁”生逢其时
　　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笔者胆敢把块炼铁放在中国冶铁史的开篇，当然有所根据。以《古代社会》一书名垂青史的摩尔根曾告诉我们，“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相同。”验之于人类发展史，此说不谬。由石器而陶器，再到铜器和铁器，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共同的发展轨迹。当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冶铁史都从块炼铁开始时，中国冶铁史独从生铁开始，当然不合情理。不仅不合情理，也有悖科学规律。冶炼温度只能由低到高，冶炼设备也只能由简易到复杂。先有块炼铁，后有生铁，必然是历史的真实。
　　前文已述，由于块炼铁产量低、费工多、劳动强度大，人们为了提高产量，就要强化鼓风和加高炉身，炉子必将逐渐从地坑式向竖炉发展。炉身加高以后，炉内上升的煤气流与矿石接触的时间延长，能量利用率有了提高。鼓风强化则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使气体压力加大，穿透炉内料层的能力增强，因而允许增加炉身高度；另一方面是燃烧强度提高，直接提高了炉内温度。这些都促使产量提高。可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温度高了虽然铁产量有所提高，往铁里渗碳的速度也加快了，当渗碳超过2％以后，就引起了质变，得到的是另外一种产品――生铁。生铁的熔点最低可达 1146℃，而温度升高后还促使原料中的其它元素被还原进入铁中，这就使得生铁的熔点更为降低。于是，得到液体产品的可能出现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在原始的块炼炉中，由于炉子过热或燃料比过大，偶然也能得到生铁。笔者以为，这种最早的液态生铁非白口铸铁莫属。在这种白口铸铁中，几乎全部的碳都与铁化合形成了碳化三铁，其断口呈暗白色，晶粒粗大，具有很大的硬度和脆性，因此被称为“刚铁”，既不能承受冷加工，也不能承受热加工。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在这里。本来块炼铁含碳极低，质地柔软易于锻造；而白口铸铁又脆又硬，完全失去了块炼铁优良的锻造性能。白口铸铁，也即“刚铁”有没有用？如何利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是东西方冶铁史发展的分水岭。
　　毫无疑问，西南亚和欧洲地区在早期由于炉子过热或燃料比过大肯定也得到过液态生铁，由于其锻造传统过于强大，而生铁不耐锻打，这种液态生铁多被视作冶炼不正常的产物而抛弃了。在中国则不然，生铁一开始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一点在《禹贡》篇中同样透露了玄机。
　　我们知道，夏代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而文明的主要标志是发明了文字。“仓颉造字，鬼神夜哭”，文字既能“感天地而泣鬼神”，足见其在先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而中国先民对文字载体的选择则决定了中国冶铁史的走向。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国最早的文字或画于陶器，或刻于竹木，或铸于铜铁，或镂于甲骨，而竹木和甲骨是最常用的材料。不管是刻还是镂，“笔”的硬度至关重要。当“刚铁”初现时，虽然不耐锻打，其硬度却是当世之最。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长，让梁州进贡“刚铁” 用于刻镂文字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这种产品有了用途，其生产工艺自然就会有人琢磨。春秋战国之际的铸铁大兴，实肇始于此。“刚铁”的出现，恰逢其时。
　　当然会有人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们会问，比中华文明更早的古埃及文明，为何对生铁的早期发明未做出贡献？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则可能是其文字用不着刻镂。古埃及人发现了纸草，并用作书写材料。纸草是由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近似芦苇的水生植物（纸草）制成的，古埃及人割下纸草，取出草骨，切成小薄条，在木板上一块块贴起来，压平晒干后即成黄色纸卷。笔管则用纸草茎，墨水由纸草炭化加水配成。在纸草上写字当然要比在竹木或甲骨上容易得多。欧洲作为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区，在初期视生铁为废物实属情理之中。
　　承接传统生铁铸造成形
　　大胆也好，狂妄也罢，至此为止，笔者为中国冶铁术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原始冶铁术至少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即已在古梁州诞生。块炼铁（柔铁）首先出现，白口生铁（刚铁）紧随其后。由于白口生铁一出现就派上了用场（刻镂），使得生铁冶炼技术得以生存并有所发展，并最终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影响，在春秋战国之际奠定了中国冶铁术的基本走向――以生铁冶铸为主。而以生铁冶铸为主的技术传统是中国古代金属文化与西方早期以锻铁为主的金属文化的主要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生铁冶铸技术的早期发明与广泛应用，造就了中华文明最初的辉煌。
　　为了弄清中国早期冶铁术以生铁冶铸为主的原因，我们不妨简要回溯一下中国早期青铜冶铸的历史。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的传说，前人多认为荒诞不经。现在看来，黄帝生存的年代肯定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其时冶铜术早已诞生。将此说与“蚩尤以铜作兵”的传说相联系，则黄帝铸鼎未必不可能。
　　继黄帝铸鼎说之后，传说中还讲到禹铸九鼎以及禹子启曾命人在昆吾（其地在今河南濮阳附近）铸鼎。据郭沫若考证，昆吾在当时是一个冶铜中心，昆吾的铜在古代非常著名。如果说黄帝铸鼎之说因无法证实可以存疑的话，禹铸九鼎的传说却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可以作证。
　　二里头文化一期至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而夏代的纪年范围是公元前 207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当然属于夏文化。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不仅发现了铸铜手工业作坊的遗迹，找到了冶炼用的陶锅、陶范和残留铜渣，而且出土了青铜材质的刀、镞、锥、鱼钩、铃之类的小件铜器和凿、锛、爵等较大的铜器。其中的一件铜爵，通高12厘米，经电子探针法定量分析，含铜92％，含锡 7％，属于典型的青铜器。研究者指出，当时的青铜冶铸技术正在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
　　在时代稍晚于二里头文化的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碳14年代为公元前1550年左右）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有多种兵器。与二里岗文化同期的湖北盘龙城则出土了159件青铜器，有器形25种。在四件青铜礼器中，其中三件的含锡量在7％上下。研究者据此断定，当时的青铜礼器，大多数是按一定的铜、锡配比铸成的，这只有在青铜冶铸技术的高级阶段才能办到。
　　到了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殷商后期，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已相当高超，不仅器形相当完备，而且尽可能用铸造的方法解决金属器件的成形问题，其它加工工艺均处于从属地位。从殷商后期到西周晚期，几乎所有的青铜器件都由铸造成形，尽管某些器物的形制相当复杂，匠师们习惯的做法仍是采用多种形式的铸接工艺或经多次铸接使之成形。甚至轴配合和薄壁件的制作也通过铸造手段来实现。
　　不难看出，铸造成形是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巨大的。在冶铁术诞生之初，需要锻造成形的块炼铁占主导地位，用于刻镂的“刚铁”只是偶然才能得到，数量极少。问题在于，当冶铁术诞生的时候，青铜冶铸技术已接近成熟，炼铜炉也已逐渐由矮小的陶尊炉向具有一定高度的鼓风竖炉发展，这一技术进步的趋势迟早要对冶铁术产生影响。当“刚铁”由于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多，仅仅用于刻镂已无法消化时，为“刚铁”寻找新的出路就成了问题。而这时，拥有铸造成形技术传统的中国古代冶铸匠师，当然不会把液态生铁及其凝集物视作废物，他们必定会采用最得心应手也是最近便的铸造成形方法来利用这些（虽然不太令人满意的）“恶金”。于是，铸铁技术宣告诞生。接下来当然是铸铁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当社会终于认识到铸铁的作用，开始大力推广时，这种最富 “革命性”的金属终于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一时刻，历史的车轮正好行进到春秋中叶，距离冶铁术的诞生，已有1400多年之久。
　　管仲霸齐铸铁初显神通
　　照理说，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作背景，冶铁术的发展不应如此缓慢。不过，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倒不妨试着找出其中的原因。
　　泰利柯特有一个论点：冶铁术并非先进炼铜工匠的专利，而是更早期原始炼铜工匠的发明，或者竟然完全是由不懂炼铜技术的一批新人创造的。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冶铁术的起源比我们能够认识到的还要久远。不过，这一说法确有道理。以常识而论，工艺愈先进，规矩就愈多，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小。而炼铜时炼出铁来，本来就纯属意外。顺着这一思路下推，我们就会发现，在青铜时代，冶铁术的诞生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一桩新生事物而已。而新生事物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当然颇费时日。更何况，在制钢技术发明以前，作为新产品，（块炼铁）制工具硬度不如青铜，（白口生铁）铸礼器又黑不溜秋，缺乏耀眼的光泽。铁欲大行于世，必须等待时机，而这一时机到来的标志应该是：处于地表易采易炼的氧化铜矿已不敷使用，铸铁的生产成本已大为降低，生产力的发展又急需大量的工具。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谈何容易，铸铁的姗姗来迟自有道理。不过，当时钟指向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时，这一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自取灭亡后，关中地区充满了野蛮的戎人。宫室文物大部被毁，土地日见荒芜，继位于危难之时的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重新建国，这就是东周的开始。东周之时，王室衰微，加上周边夷狄不断侵扰，国家名为统一，实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趁隙而起，争霸中原，以实力较短长（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6年）。在经过了一番此消彼长之后，公元前651 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大会诸侯，周王派宰孔参加，赐给齐桓公“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齐桓公也由此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齐国原本不大，又地处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海之滨，为何能首先称霸呢？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智的齐桓公任用了管仲为相。能干的管仲则通过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使国家很快富足，军力迅速强大了起来。而在管仲诸多的富国强兵措施中，“官山海”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据《管子•海王》篇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耳。”郭沫若认为，“ ‘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我看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在诸侯中特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得出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铸铁为耕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所以桓公称霸并不仅仅由于产生了一位特出的政治家管仲，而是由于这位特出的政治家找到了使国富强的基本要素。”
　　郭沫若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这同时也告诉我们，铸铁技术在齐桓公时已接近成熟，因此才引起了当权者（管仲）的注意。反过来，由于当权者的大力提倡，铸铁技术的发展也就大大加快了速度。试想，铸铁农具的使用既然能使齐国“足食”，相邻各国必将仿而效之。稍后的战国时代铸铁技术被七国普遍采用，其最初的契机应该是在这里。而中国冶铁术以生铁冶铸为主的基本走向由此而奠定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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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同意，我去过一次，发现所谓的蒙古烤肉根本就是骗人的。估计老板是香港人，香港人就是能忽悠，什么也敢拿来胡搞。好多杂碎餐馆旗帜鲜明的写着京川菜馆，做的却是一塌糊涂。因为他们来的早，结果占了先入为主的光，把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完全的给埋到了坟墓里。完全阻隔了中华正宗美食走向世界的路。我跟每个人认识的西人都说，不要去那种杂碎餐馆，纯粹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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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
《孔丛子·陈士义》
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
以之切玉，如割木，
秦贪而多求，
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多伦多信息港 http://www.1tor.com 2009年08月26日 网易 [ 字号：缩小 增大]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

　　战国时期，各国拥有先进的铁兵器，秦国铁兵器在凤翔、咸阳、临潼均有出土，秦始皇宫殿入口，都有探测铁兵器的设备，不见一件铁兵器的俑坑，没有理由属于秦代。俑坑底部和淤泥上部，呈现出几十年的时间差，吕不韦戈落在淤泥层表面，说明它只是在俑坑建成几十年之后，由外来人携带进来的。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 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 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 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师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 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 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 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 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 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 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 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向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梗

请问哪一句证明了秦军是用铁制武器的？


有哪些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是中国最早使用铁器的？

又有哪些证据证明秦人是从什么阿尔泰人那儿学的冶铁术？



傻逼，明明是广告贴，你还那么认真？

增加知识，开阔眼界的据理力争，才是真正的爽心悦目的！欢迎这样知识面丰富的高水平的争论！
最喜欢幽默和探知！幽默带来欢乐，而知识则给人力量！！
大家继续啊！    :smile:

蒙古族人要是看到了能气死，欺世盗名罢了。



严重同意，我去过一次，发现所谓的蒙古烤肉根本就是骗人的。估计老板是香港人，香港人就是能忽悠，什么也敢拿来胡搞。好多杂碎餐馆旗帜鲜明的写着京川菜馆，做的却是一塌糊涂。因为他们来的早，结果占了先入为主的光，把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完全的给埋到了坟墓里。完全阻隔了中华正宗美食走向世界的路。我跟每个人认识的西人都说，不要去那种杂碎餐馆，纯粹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