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

　　凌子回忆，“当时廖公说，香港人对洋人的评价特别在乎，如果在外头任何一个电影节有一点响动，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样了。”当时，中国新闻社主要对港澳发布消息，所以港人是这部电影重要的观众群之一。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他是国际电影圈里大名鼎鼎的“中国通”，曾多次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当时，马克·穆勒来到中国，在电影局待了一个星期，看完13个电影厂呈送的全部影片，都没选中，最后决定将中新社立项拍摄的《原野》送去参赛。

　　为出国参赛，影片要送到日本东洋显像所进行后期制作。摄制组派摄影师罗丹赴日办理。临行前，罗丹从单位借了一提包的日元。“当时没有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罗丹就抱着那包钱去的日本。而且走到哪都抱着那个包。”凌子说。

　　一切就绪。凌子回忆说，就在签证全部办理完毕准备前往威尼斯的时候，演职人员突然接到电影局通知：禁止前往威尼斯，理由是这部片子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

　　凌子至今还记得，电影节上，她一进餐厅，演奏人员就弹起日本歌曲。“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原野》是第一部中国大陆生产的入围参赛电影。

　　《原野》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

　　回国之后，按照正常流程，《原野》开始进入审查和公演事宜。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此片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就是不让演。电影局说中新社是对外的，所以国内不能演。”凌子说。

　　后来，因电影局称此部电影不能代表中国，也因这电影不允许在国内放映，凌子在圈内得了一个绰号：“外国导演”。

　　据凌子回忆，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宣扬暴力复仇。凌子记得，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 ”，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

　　一时间，关于《原野》的传闻四起。有说影片中有刘晓庆的裸戏，而且电影分为国内国外两个版本。影片主演刘晓庆在其回忆录《路程》中写道，“传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后来据说竟然出现在国内的《大参考》上。”



叶剑英与叶向真


　　内参片转公开

　　虽然国内禁止公映，但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从另外的渠道伴随着传言在大众中开始传播。“《原野》那会儿成了国产内参片。很多机关开会，休息的时候都放这个电影的录像带。”《原野》的监制马游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凌子感到，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1982年，凌子为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根据作家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电影节的关注，对方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给回应，随后寄出另外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参展。与《原野》相反，凌子的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

　　有香港的朋友问凌子：“你又怎么了？”凌子无奈地答，“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这两部电影之后，《原野》的男主角杨在葆曾在一次碰面中对凌子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要保持下去，下一部要拍什么，表现什么？”

　　凌子当时回答，“下一部我要拿大顶。”1985年，凌子果然拿出了一部“拿大顶”的作品《三宝闹深圳》。这是一部北京和香港合拍的闹剧喜剧，夸张的闹剧风格与凌子前两部影片基调大相径庭。

　　凌子用《三宝闹深圳》这个闹剧挥别影坛，此后不久前往香港居住。

　　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结。1987年12月15日，中国新闻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一栏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据凌子好友黄嘉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是凌子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身居香港的凌子突然接到一位友人电话，告之《原野》在国内上映的消息。随后凌子接到邀请，回内地领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奖项。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打个补丁。”凌子对于时隔7年解禁公映的解读是，“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了吧。”

　　现在的凌子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倡导儒学的普及工作，大部分时间安静地生活在北京。电影，对她而言似乎已成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