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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杜贤荣:毛泽东对中华文化影响将超孔子等前人(7)（转）
文革中"打砸抢"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
文革中毛泽东一直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
“十六条”特别强调: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在辩论中， 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
“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政策和策略是党 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
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 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 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 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走资派：“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走资派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
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
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
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
1966年6月9日，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
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 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 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 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
用出身不好的人，“组织不纯”，“阶级队伍不纯”， “招降纳叛”，“反动组织”;能“鸡蛋里挑出骨头”，有“反动内容”，是“反动组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是 “阶级异己分子”，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 “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1966年6月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这条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 “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 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 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 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 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 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
“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 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
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
那些血统论、打砸抢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 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
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
“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 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 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 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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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西方朔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10 15: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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