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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三和居士 于 2011-11-20 18:23 编辑
大学阶段其实没啥好写,众多回忆文章和影视作品已有描写,各地各校大同小异而已。那时的大环境是,大多数的人对十二年的文革乱象已经厌倦了,人心思定。文革时期得势的那些人,有的因为权斗而失落,其余的也因为大势所趋而识相收敛。大多数的人们企望着否极泰来,对未来满怀憧憬,年轻人满怀信心,在氤氲中,人性里的善得到尽情的流露。大学班里的小环境是尖子集中,历届生是沉淀的金子,基础扎实,应届生是学习神童,机灵,接收力强。大家都万分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习自觉、刻苦。我在这高手林立处,特显出自己基础薄弱、逻辑归纳演绎笨拙、记忆力差等弱项,不努力不行啊。
大学的学习方法与中学的差别很大,大学老师不大注重课堂艺术,起码我没遇上像《雪花那个飘》里李阔那样知识渊博又课堂生动的老师。大学是老师引进们,学艺靠自身。上午听课,下午实验室,没课没实验的时候,还有每个晚上的自修时间,奔图书馆占位子自学,自学自学自学。然后测验、考试。
我各门课的考评成绩都记不准了,记得微生物考得最差,68。比较好的有:植物分类95(呵呵,在风景优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全球唯一的亚热带季雨林自然保护区、原生态的鼎湖山实习9天,天天男女同学跟着老师上山辨认植物,采标本,互问互考,书本知识与实物、实践结合,学得轻松活泼),遗传学98。最后的教育实习也是90以上,其他的记不住了,没保存资料。我不太喜欢死记的知识,可生物学,尤其是古典生物学,很多知识是描述性的,简直是被食脑吸髓。英语也花了我近半的精力,可效果不好。既赖工农兵学员老师教得不好,发音不准,语法讲太多,把语言工具当方程式来解。也赖自己没语言天分,记性差,岁数偏大。校方所选的南开科技英语上下册,词汇与日常用语及生物专业都不太相关。我们系的教学研究强项是植物生理,副系主任是该课全国统编教材的第一作者。可是我对此课兴趣不大。我的兴趣偏向于人体、医学方面。除了系里设的课外,我自学了医学院校统编教材的生物学、组织坯胎学、人类遗传病学概要等。
大学办图书馆的传统令学生受益匪浅,作用就像现在的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当然,不及互联网方便和快速。专业内的参考书,专业外的闲书,为有兴趣、有学习有余力的学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更辽阔的空间。别说闲书无用,闲书丧志,它对人的成长不无益处。只懂专业的仅仅是个工具、零件,广泛摄取多领域知识才利于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我在图书馆借阅过一些历史的、政治的书籍,还有文学、美术作品,自己订阅了小说月报,又通读了形式逻辑。
另外可以述说发生在求学期间的几件事。
一年级上学期,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到学院给77、78级同学作报告。记得他说自己只是中等资质,杨乐比他聪明。他的一点成绩,都是勤奋的结果。非常不幸,不几年,传来张广厚积劳成疾,肝病去世的消息。
我们学院政治系有位黎教授,黎克明,后来知道他与南京的那个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关系不错的。那时我们的哲学课是两个班一起上的大课,有一次老师都不讲课了,让同学们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题自由发言讨论。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可没参加讨论的热情。
文革期间,与我们学院邻近的暨南大学,校舍被第一军医大占了。一年级下学期,79年春天,军医大里住进了很多伤兵,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撤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截肢和瞎眼的,肯定是踩上了地雷。晚上,军医大操场上放映内部战争片,不少同学都去免费观看,我现在还有点印象的就仅有《巴顿将军》了。
1979年反自由化,我市破了一个地下民刊发行点,搜到一本通迅员名录,其中有我们系77级的陈同学。陈是海南考上来的,共产党的孩子,学习优秀,还正上党课。系里当时找陈同学谈话,承诺只要陈同学彻底交待问题,承认错了,就既往不咎,一切不受影响。后来毕业分配,陈同学还是被贬到市郊的末类中学,入党也没了戏。我以为处理重了。可那也是一贯的。当时系里77、78两级同学集中开会,系总支书记作报告,辅导员找同学个别谈话,气氛肃杀。此役辅导员立了功,升学生科长,再升校长办公室主任。后外调某报社任社长,其间受贿,判了十四年。陈学长后来下海,如今是某健康用品公司传销部亚太区总裁。陈同学捐了很多款给母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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