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蒋介石在粮弹补给上大做文章。他将外国援助的武器大都装备嫡系部队,而对地方部队作战所需的基本的武器弹药都不予供给。因此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一般都较差,川军尤甚。出川前,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电请补充,蒋介石复电:“俟到西安后照办。”但到西安后,蒋介石又令川军原车东开,划归第二战区,武器弹药“由战区直接补充”。到了山西,阎锡山推说:“要南京解决”。结果该集团军未得到任何补充,与装备优良的日军苦战旬月,伤亡过半。随后被东调徐州,归第五战区辖制,经李宗仁“竭力请求补充”,“中央”才“破例补充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韩复榘在1937年7月16日向蒋介石密呈第三路军对日作战准备情形的电文中陈述:“第三路军各部之器械,多年久失效,轻重机枪平高射炮等武器极为缺少,弹药存储量亦不充分,均须仰赖军政部之补充接济。”蒋介石仅批一“阅”字了事。最可笑的是,当中央军撤退时,蒋介石指令孙良诚部留在黄泛区打游击,“孙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弹药,蒋介石竟要一粒子弹一角钱,还需现款交易”。这使孙良诚自感日暮途穷,在1942年春率领所部及8个高级将领向日伪投降。 这其中,西北军投敌最多,也最受蒋介石排挤。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的余部星散各地。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而去职;韩复榘因轻弃鲁省而被正法;石友三因勾结敌伪而被诱杀,继任高树勋恐军心动摇,率部从黄泛区西撤,汤恩伯秘设一陷阱拟将其包围缴械,不料被高树勋发觉,仓皇逃入第五战区才得以幸免;其余如张自忠、刘汝明、孙连仲、孙桐萱等部也是屡遭排挤,实力较弱的庞炳勋、孙殿英部更是如孤魂野鬼一样朝不保夕。 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令他们寒心。对于这些旧军阀出身的部队而言,他们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那样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在敌后恶劣环境下生存发展的能力。在明哲保守和“有奶便是娘”的错误指导下,他们放弃民族大义,选择了看起来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对这些伪军虽然谈不上重视,倒也一度努力试图争取。日军一方面用此前与国军作战中的缴获武器弹药补充这些伪军,另一方面将这些伪军派驻各地,并许以种种权力,让其在该地自筹军饷“现地自活”。这样的待遇并不优厚,伪军所有行动也必须听命于日军,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伪军每每被怀疑通敌,或成为战斗损失的替罪羊。例如43年“华北战地参观团”的覆灭,日军便怀疑是伪军内线通报,大量撤换伪军。一旦被怀疑,伪军随时会被处死或拉到矿山做苦力。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挤压之下,他们也就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在沦陷区驻扎下来。 日本扶植的几个伪政府也在沦陷区实施强制征兵政策,强行征兵填充伪军队伍。伪满日军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在更多的地方,对于没有民族意识又穷困潦倒的沦陷区百姓,当伪军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八路军战士任旭东也曾问过被俘伪军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只讲自己的福利,能吃饭,伪军好歹能挣点钱养家,而八路军没什么军饷,连饭都吃不饱,连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艰苦,所以他们宁肯去当伪军,也不愿意当八路军。”打入伪军内部,时任南通清乡区行动大队副中队长的恽前程的说法也有一定代表性:“就我们部队来说,当时一些人挂着伪军的牌子,心态很无所谓。这些人害怕离开家,不用离开家,发的钱还多一些,他们觉得很好,被收编了也无所谓。” 伪军的战斗能力和素质一般随其前身的风格和底子所决定。山西伪军继承了晋军的风格,善于守备据点工事;河北伪军大多有民军和西北军的老底子;西北军出身的伪军敢于白刃,后期善于上房压顶,敢拼手榴弹;伪蒙古军则是乱打,战斗力很差;华中忠义救国军序列出身投敌的部队原属于军统系统,正规军式的大规模野战打得不好,却对特务活动十分熟悉;至于特务队,便衣队、夜袭队等等,由于只有轻武器并且缺乏战斗经验,只能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碰上八路军正规部队和坚强的游击队就溃不成军。像爱护团、自卫团、维持会乡警这样就抓人头凑数的警察部队,除了日常治安,什么能力都没有。 由于伪军战斗力差而装备相对八路军优越,经常成为抗日武装“刷装备”、“刷成就”的重点对象。不少伪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甚至会与八路军主动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除了默许八路军在其防区内开展各种活动外,还有从日军方面领取武器弹药提供给抗日武装,再以作战损失的名义向上头“报销”,以至于在冀中一度不得不按子弹壳来给伪军核发弹药。在抗战后期,还有不少伪军受到共产党的爱国思想的影响,最终调转枪口反击日本侵略者。 作为中国民族意识形成和觉醒的最重要阶段,大规模出现的汉奸队伍正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演变的一个风向标。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两党对汉奸团体的大规模审判打击以及此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汉奸这个群体虽未彻底消失,却再也无法在中国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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