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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乔姆斯基：伟大的美国大学体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打印本页]

作者: 好兴致 时间: 2015-4-28 11:41
标题: 乔姆斯基：伟大的美国大学体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乔姆斯基：伟大的美国大学体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美国政府怎么“教化”那些成天想着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大学生？方法有许多，而其中之一就是沉重的学贷。在美国上大学可不容易，可以算笔简单的帐：每年学费是两到三万，住宿、食物加上教科书是一万多，那么四年下来，许多学生就会背上至少十万美元的债务。毕业后就该还贷款了，以美国个人年均收入的中位数（25000美元）计算，大学生就算找到了工作，也存不下钱，更别说还贷款了。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女大学生会找富有的干爹，“求包养”。但问题在于，即便收取了如此高昂的学费，美国大学的财政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近年来，美国高校基本上都是通过收取外国留学生（比如中国）来弥补财政缺口。

为什么会这样？“无政府主义者”诺姆·乔姆斯基教授试图找出答案。本文是他在2014年2月4日时通过Skype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观察者网注：美国一个活跃的工会，成员不仅限于钢铁工人）兼职教师协会的成员所作的一次演讲，该演讲文稿最近才在国外网站上广泛流传。在演讲中，他认为是高校的企业化管理导致了大学体系的崩溃，应试教育正在扼杀学生的自由。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已经完全脱离了初衷。但他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为什么要废除教员终身制

这是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就跟企业雇临时工一样。沃尔玛称这类人为“准员工”，他们都是些得不到福利的工人。这属于企业的商业模式，目的在降低劳动成本，强化劳动者的奴性。大学的企业化进程从上一代人开始就在有系统地进行着，算是新自由主义攻击方式的其中一种，意味着教育已经失落了初衷。大学的实际拥有者是董事会（如果是公立大学，则是议会），他们想减少支出，还想要温驯的劳工。要从根本上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聘请临时工。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雇佣临时工的热潮一路上涨，高校也不能例外，这就把社会分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有时被称为“富人经济体”（花旗银行为其投资者指明投资方向时，发明了这一术语），这群人身处全球财富顶端，大多数居住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剩下的人口组成了另一个群体，即“漂流者”，他们的处境是极不稳定的。

这一意图有时相当明显。当1997年艾伦·格林斯潘（观察者网注：格林斯潘是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87-2006]，曾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在美国国会作证，就其监管下产生的经济奇迹发言时，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利用了“劳动者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感”。工人缺乏安全感对社会来说是十分“健康”的，因为如果他们觉得没有保障，他们就不会要求涨工资，就不会去罢工，也不会要求福利；他们会顺从主人，乐于完成工作。对企业的经济健康来说，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想来当时人们都认为格林斯潘的这番言论是很通情达理的，因为无人对此加以反驳，格林斯潘本人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那么，把这套理论用到高校上面：你如何去巩固这种“劳动者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不保证就业，让劳动者没有安全感，那他们就会乖乖闭上嘴，拿着微薄的工资好好做事；如果第二年他们还被允许在同样的状况下继续工作，他们就该心怀感激、知足常乐了。从企业的角度看，这就是保证社会健康有效运作的诀窍了。如今大学正走向商业化的运转模式，不稳定状态正是它们想要的。这种状况在以后会越来越普遍。

这还是大学运作模式的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其它方面也同私人企业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比如增加了层层叠叠的官僚化的管理部门。如果你要控制劳动力，你就得拥有行政权力——看起来像是经济浪费，却利于管控。大学里也一样。在过去的30或40年时间里，为管理教师与学生而设的行政人员数量有了急剧增长：教师与学生的增长比例是相对持平的，但行政人员的比例却大幅上涨。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本杰明·金斯伯格写了本《教师的衰落：行政管控制大学的兴起及分析》，很值得一读。书中详细描述了高校里这种商业化的大规模管理体制及其管理程度——当然还有那群收入丰厚的行政人员。这当中包括了专业化的行政人员，比如说院长。院长原本在教师行列内，他们可能会在行政处待上几年，之后再回归教师队伍。如今院长的职务大多已经专业化了，他们还需要副院长和秘书，以及其他许多许多的人，组成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所谓商业模式的其它方面，指的就是这个。

而雇佣廉价劳工（同时也是弱势劳工）的这种商业操作可追溯到私人企业的产生，工会也因此出现。大学里的廉价、弱势劳工指的是研究助手与研究生。显而易见，研究生比研究助手更加得不到保障。这种方式提高了管控效率（因为安定感不强的劳动力更听从命令），同时也保证了资金能转拨到除教育外的其它领域。自然，后果是由学生及从事这种弱势职业的人承担的。一个以商业模式运作的社会，正具有此种特征。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心照不宣地参与了这一行动。比方说，你发现自己的存款有点问题，就打电话给银行。哈哈，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你打过去，听到的只是电话录音：“您好，请按键选择您要的服务。”很可能选项里没有符合你要求的，就算有，你按下去之后，先会听到一段音乐，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请稍等，多谢您的耐心”，诸如此类。最后，话筒那端终于有人声了，你才算有机会去问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率”。根据经济学计算，这一系统降低了银行的成本。当然啦，因为这种成本被强加到了你身上，而如果以一个庞大的用户群计算，那么成本就会增加无数倍——但在经济学计算下，这些并不能算作成本。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你会看到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高校把成本强加到了学生和教师身上，他们不单是临时性质的，还被安在一种注定无依无靠的位置上。在商业模式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这对教育有害，但如今教育已经不是他们的目的了。

事实上，如果你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在过去，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实施得还要彻底。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当这类操作还刚刚开始时，各个政治派别都对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表示了极大的担忧，那个时代通常被称作“动荡年代”。之所以叫“动荡年代”，是因为美国正日趋文明化，而这就很危险。人们对政治的参与热情日益高涨，试图为妇女、劳工、农民、青年、老人等等“特殊利益”群体争取权益，因而导致了一场显而易见的严重反弹。关于政治谱系中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国际主义组织三边委员会还出了本名为《民主的危机：关于三边委员会民主国家统治能力的报告》的书。

卡特政府（观察者网注：吉米·卡特1976年出任美国总统，1980年寻求连任时败给里根）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担忧所谓“民主的危机”，说白了就是民主的泛滥。20世纪60年代那些“特殊利益”群体试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中争取权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可不能被允许。但政府放过了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企业，因为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企业本来就该掌管国家，所以我们最好就此闭嘴。“特殊利益”群体正在找麻烦，政府认为“必须对民主加以更多的节制”，人们必须回到过去那种对政治的被动与冷漠状态。政府尤为关心学校，按照他们的意思，学校并没有做好“教化年轻人”的工作。从各类学生激进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中就能看到这些年轻人没被教好。

那么怎么“教化”年轻人呢？方法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用沉重的学费债务压住他们。债务本就是个陷阱，学费债务更是如此，它比信用卡债务的数额要高得多。一旦掉进这个陷阱，你就一辈子都没法脱身了，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设计的。一家企业背了太多债还能宣布破产，但个人基本上没法通过宣布破产来摆脱学费债务。如果你不还债，就无法享受社会福利。这就是“教化”手段的一种。

我倒不是说学费债务就是为这一目的发明的，但它显然歪打正着。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经济学基础在。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高等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在拥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比如历来稳踞宝座的芬兰，高等教育就是免费的；而像德国这样的富裕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也是免费的；墨西哥并不富裕，但比起它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其教育水准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同样是免费的。事实上，看看上世纪40到5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一大群原来根本上不起大学的人得到了免费的高等教育（观察者网注：美国国会1944年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旨在帮助退伍军人在战争结束后能更好适应平民生活，其中就有提供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资助的条文），这对退伍军人以及社会和经济都大有助益，当时经济快速增长，这也是原因之一。当时即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很便宜。以我为例：我在1945年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常春藤盟校，当时的学费是100美元，折换到现在，大概就是800。那时拿个奖学金也很容易，你可以住在家里，想打份工也可以，上大学没有任何负担。现在的情况就要离谱得多了：我的孙辈们都在上大学，他们打工是为了挣学费，又要上学，又要工作，几乎难以支持。学费债务就是被政府当做“教化”手段来使用了。

还有另一种“教化”手段：减少老师与学生的接触。班级被扩大，聘请的临时教师个个操劳过度，几乎不能靠着一份兼职工资吃饭。如果你没有就业保障，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当然也谈不上更进一步，得到更多。这些全都是惩戒、“教化”和控制的手段，同工厂的管理方法十分相似。在工厂里，工人们必须遵守和服从纪律，像管理生产或者决定车间运作方式这类事务，他们是无权参与的。——这是管理者的工作。现在这套模式就被搬到大学里去了。我觉得那些曾经在私企和工业领域待过的人对此会见怪不怪，毕竟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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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姆·乔姆斯基

高等教育应当是什么样的

首先要记住，从来不曾有过什么“黄金年代”。过去的方式与现在不同，在某些方面要好一点，但远远谈不上完美。举个例子，传统的大学等级相当严明，在决策时几乎没有民主的成分在。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激进运动里就有试图“民主化”大学，试图让学生代表加入校务委员会的。这些尝试都由学生自发进行，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现在大多数的学院里，学生多多少少能参与到院系决策中去。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建立一个民主的教育机构，机构里所有人（教员也好，学生和职工也好）都能参与决定这一机构的性质，决定如何运行它。这种模式也应该推行到工厂里去。

我要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激进的思想，它们直接脱胎于古典自由主义。如果你读过古典自由派主要代表约翰·穆勒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认为工人管理与控制车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才是自由与民主（见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这种思想在美国也得到了呼应。比如历史上的“劳工骑士团”（观察者网注：亦称劳动骑士团，1869年由7位裁缝工会的会员在费城创立，旨在保护所有为生存而劳作的工人们），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引进一种合作化的工业体系来取代工资体系，从而建立起某种合作化的机构”。或者看看约翰·杜威（观察者网注：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五四前后来中国讲学，促进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位20世纪的主流社会学家是怎么说的。他不但提倡学校教育，也提倡工业教育。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具创造性的独立个体，而工业教育则希望造就有当家做主意识的工人。后者被他称为“工业民主”。他写道，只要一个社会里的重要机构（比如制造、贸易、运输、传媒）还未处于民主控制之下，那么“政治就会成为财阀操纵下的阴云，覆压住社会”。这差不多是种入门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中去。它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第二天性，也应当渗透到大学教育里面。当然，一所大学里的某些决议最好把（民主透明性）排除在外，因为会涉及诸如学生隐私之类的问题，也不排除各类敏感议题的存在。但在大部分的高校日常事务里，学生的直接参与不但正当，而且大有裨益。比如我所在的系，40年来的系会议都有学生代表参加，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作者: weinberger 时间: 2015-4-28 11:54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放弃自己国家优良的教育体系，来到被破坏了的美国大学学习。看来这世界上傻瓜真是不少。世人皆醉，唯有我三达五毛独醒啊。

作者: 好兴致 时间: 2015-4-28 11:58

weinberger 发表于 2015-4-28 11:54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放弃自己国家优良的教育体系，来到被破坏了的美国大学学习。看来这世 ...

你这喂berger 的狗粮，抬抬你的狗眼看看，那是谁写的，OK？
那是你主子！
愚蠢不堪无知无耻的东西

作者: weinberger 时间: 2015-4-28 12:15

三达发表于 2015-4-28 11:58
你这喂berger 的狗粮，抬抬你的狗眼看看，那是谁写的，OK？
那是你主子！
愚蠢不堪无知无耻的东西

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言论都有。但是只有一种人会每天化很多心思来收集，翻译，断章取义的整编其中诋毁美国和西方，吹捧中共的部分言论，拿出来在网上向海外华人作宣传。还要美其名为‘在民主国家就是要批评，监督政府’。实际上是什么目的，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作者: 好兴致 时间: 2015-4-28 16:38

weinberger 发表于 2015-4-28 12:15
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言论都有。但是只有一种人会每天化很多心思来收集，翻译，断章取义的整 ...

很合适描绘那些攻击中国的狗粮和公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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