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执行了个人的“重返亚洲”计划：我在2013年里分别去了韩国、日本、越南和中国（两次）。可写的东西当然很多，例如中国的新领导班子、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中日争端，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紧张态势。不过，我不止一次发现，自己明明坐在东亚某宾馆的房间里，手头却写着中东的事情。
被中东貌似紧急的消息转移注意力——这种倾向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病，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难境地。理论上，美国致力于重返亚洲，会将亚洲事务摆在其外交政策最核心的位置。但实践中，正如近日一位美国官员向我解释的那样：“白宫忙于危机管理，而外交政策领域中90%的危机都来自中东。”2013年确实是这样：这一年的危机有叙利亚内战、埃及军事政变，以及伊朗核问题重要谈判的开启。
在约翰·克里就任美国国务卿第一年的全年时间里，美国重返中东的政策得到了巩固。在早前与新团队的一次见面会上，克里被告知，他的前任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选择上任后首访亚洲，以此来释放信号。他们礼貌地建议克里采取同样的做法。但他对此完全不感兴趣，明确表示他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外交政策最传统的优先事务上——中东和平进程。克里沿袭了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等许多杰出前任的传统，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寻找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圣杯。这位美国国务卿访问该地区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他现在开玩笑说，自己是去圣地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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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美国国务卿克里看上去颇有些疲惫
克里对工作重点的选择出人意料，体现在两方面：他不仅不选亚洲而选择了中东，还坚持把目光锁定在以巴和平进程上，而非锁定在按理来说更紧迫的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上——例如目前已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冲突、埃及的严重骚乱、以及伊朗核计划引发的紧张局势。实际上，今年以来，克里逐渐深入参与了上述所有问题，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以巴双方的压力。
由于美国向中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放一放。这个事就是奥巴马大肆宣传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是10月份奥巴马总统爽约，没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美国总统缺席，让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会场的主角。事实上，奥巴马缺席的原因是一场国内危机——预算僵局，让奥巴马确信不能在那时离开华盛顿。但亚洲对此的解读是，美国重返亚洲的计划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讽刺的是，尽管奥巴马政府因把注意力转回中东而受到亚洲的严厉批评，但恰恰是许多中东的政策制定者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美国一心打算把力量撤出中东。
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无疑将减少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处理叙利亚和伊朗问题的方式使一些人更加怀疑，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意愿正在下降。沙特和以色列认为，美国急于跟伊朗达成协议，意味着它想在伊核问题上金盆洗手。与此类似，美国在对叙动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也被解读为参与意愿下降的标志。讽刺的是，重返亚洲的说法虽然愈发遭到亚洲本身的嘲笑，但仍然受到中东国家的认真对待。最后一个表明美国可能有意撤出中东的“证据”是该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猛增。
奥巴马政府的官员表示，所有这些美国从中东“撤退”的言论都是荒谬的。一位官员争辩道：“如果你认为正常参与的标准是在伊拉克驻军4万、同时在阿富汗进行另一场战争，那么撤退的说法才算成立。但以任何正常的标准衡量，我们目前都在深度参与中东事务。”
的确，在认为美国过度参与中东事务、和认为美国撤出速度太快这两拨人的争论中，那些强调美国将继续保持参与深度之人的观点更能站住脚。不管是与伊朗的核谈判、以巴问题，还是埃及国内事务或海湾地区安全，美国都在忙于处理各种中东问题。
实际上，那些敦促美国转向亚洲、实现外交政策再平衡之人当初的洞见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东亚和南亚的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两个地区位于全球经济的中心。政治和战略实力也在转向中国、印度和它们的邻国。所以，还是难以理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为何要花九成的时间发愁怎么解决中东问题——这个地区的人口数（加上伊朗和土耳其）也只有中国一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如果在美国官员与阿拉伯世界“较劲”时，东亚地区的和谐程度到了其问题可以被安全搁置的地步，那么事情可以两说。但日本和中国比过去许多年都更加接近冲突的边缘。假如这两个巨头明年动起手来，美国官员或许会为2013年是美国重返中东的一年而后悔。
译者/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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