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不改低迷，大学生毕业后一职难求，薪资持续偏低，而同时物价（尤其是房价）一路上扬。这些都是青年人愤懑的重要来源。马政权因此很容易地就变成了青年抒愤懑吐怨气的直接对象。而此时，又由于港台两地在“两岸关系”上的某种结构模拟性，再加上港台两地的“社运经验”的相互串连，“香港化”的恐惧于是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因此，虽然马政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向来是唯恐不足地谨小慎微，坚守政经分离与政冷经热，但由于它“先天”的正当性脆弱，它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一种想当然尔的故事框架：马英九这个“中国特首”，违反民意，独裁专制，支配国家机器，进行黑箱作业，出卖台湾利益，以逞其卖台狼子野心。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Fuck the government、“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等口号一一浮现。
“太阳花学运”所爆发出的反中能量，有近期一系列事件作为其汇聚前导，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那以反对“亲中”资本旺旺集团在台的媒体并购案为名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旺中”），目前学运的领导骨干几乎都是“反旺中”运动的要角。反旺中的一个著名标语就是夹戏谑、讽刺与恐惧的“你好大，我好怕”。几乎在“反旺中”的同时，台湾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创造出一个“你好大我好怕”的学术版名词──“中国因素”，对中国势力透过政商产学媒渗透到台湾，支配腐蚀瓦解台湾的民主体制提出了麦卡锡式的恐怖预告，指认了台湾岛内的“非台”（un-Taiwanese）因素。当然，这种恐惧感并非纯然蹈虚，而是建筑在中国崛起，而台湾的经济走下坡的（尤其是被放大了的感觉）对比之上。这个预告不能说没有它的某种表层合理性，特别是参照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某些真实的市民困境，但是这个预告的“实质不合理”在于它重复冷战话语，把“中国”妖魔化，使得一切关于两岸的合作交往的讨论都被怀疑──除非是与大陆的公知或维权者合作。这里隐藏了弱势法西斯对于捍卫“生存空间”（或“家园”）的一种绝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