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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采访杨恒均：习近平想要当一名成功的改革者 [打印本页]

作者: 爱国侨胞 时间: 2014-2-23 18:15
标题: 采访杨恒均：习近平想要当一名成功的改革者
采访杨恒均：习近平要当一名成功的改革者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23日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杨恒均更多文章请看杨恒均专栏
记者日前采访了正再美国访问的杨恒均博士，当记者指出杨博士过去几年的博文几乎都成功预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时，他回应说，他那根本不是“预测”，而是引导。他会通过文章把中国应该走的路融到喜怒笑骂的文章中，当局如果够醒目的话，一定会朝这方面走，如果他们不清醒，或者坚持倒行逆施的话，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杨博士说，他从来不搞什么预测，他那所有看似预测的文字其实都是引导，那是他的写作风格，很多朋友看不懂，误解了他。

他说，历史的大趋势在那里，只要读过几本书，了解一些国情的，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的人，大多都会“预测”到未来。例如，你现在就可以“预测”朝鲜的金家一定会完蛋，难道你会搞错吗？难道这种邪恶的独裁不会垮台吗？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记者请杨博士谈了对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的看法，他说习近平在大力推动改革，这是有目共睹的，他非常支持习的改革。但改革到什么程度，会去到哪个方向，以及能否成功，就不好说了。过去一年习改革的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改革才充满了风险。例如，清党整风无疑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一年下来，党政军各级看似积极配合，抵触情绪也不少，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同时，也许是外界以前对习抱的希望过大，竟然也对习的清党反腐抱冷漠态度，尤其不少自由主义份子更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习的改革还真存在一定的风险。

杨恒均博士谈到戈尔巴乔夫，他说西方和俄国都渐渐忘记戈尔巴乔夫了，但中国人不但没有忘记，而且“戈尔巴乔夫情结”还相当严重：一部分人希望中国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一部人在努力阻止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杨博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和内容是不容质疑的，实际上除了改革选举制度之外，戈氏当初搞的很多改革，中国后来也都在做。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失败了，不但没有保住党的领导，而且断送了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所以，那些希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的人必须意识到，你越希望，他们越会警惕，中国也就越不会出现自己的戈氏。

杨恒均博士说，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以及他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改革的失败，而不是成功。设若戈尔巴乔夫改革成功了，苏联至今不倒，戈尔巴乔夫至今还是高龄80的独裁者，那恐怕不但是苏联的失败，也是全世界的失败。他说，很难想像这样的情景，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还没有结束，中国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他说，中国改革需要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但中国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们会竭力避免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一个垂死的制度，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方式方法有严重的问题，例如在没有绝对的权威的情况下，就试图啃硬骨头，是非常危险的。

杨博士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一说民主，叶利钦几乎样样都比他更民主；他一说坚持党的领导，党内保守派几乎都比他更共产党；他率先放开对媒体的控制，媒体却都不愿意放过他。改革一开始，他几乎就失去了对改革的控制，几年不到，他把体制内外和左右两派都得罪了，被极端保守派视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同时又被极端自由主义分子贴上了“民主、自由的叛徒”的标签——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改革都不可能成功的。

杨恒均透露，中国某位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比较感兴趣，曾经计划邀请他访问中国“密谈”，后改为研究戈氏的所有文献，就是研究他原本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为什么失败的那么惨。由于戈尔巴乔夫至今都认为不应该让苏联解体，应该在他掌握的“党的领导下”进行一步一步的改革。并认为这样的改革同样可以达到民主的彼岸，反而少了叶利钦和普京时代的“混乱与独裁”。这一想法比较合中共领导人的胃口，他们希望改革，但不想自己被改革吃掉。

杨恒说，中国朝野内外都有“戈尔巴乔夫情结”，只不过当局思考的是如何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改革，却又不失败，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道路，却又不重蹈他的覆辙，当一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不是那个改革失败的戈尔巴乔夫，也不是那个因改革失败而被认为成功了的戈尔巴乔夫，而是当一名成功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很显然，这不但需要政治理想，也需要政治权威、政治智慧甚至政治手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者对权力的掌握，有权威的领导人掌握大权后并不一定会改革，例如金家王朝、穆巴拉克和卡扎菲之流的；有权威的领导人愿意改革的，也不一定一改到底，例如邓小平；但愿意彻底改革的领导人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威，才能获得成功，例如蒋经国。

当局把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他没有牢牢掌握住对国家安全以及领导改革的权力，过早放松对媒体与知识分子的控制，最终失去了对改革的理论和舆论控制。杨恒均博士说，在苏联当时的体制下，要想有充分的时间一步一步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就必须做到这样三点：踢开左派（保守派）而坚持党的领导，压制右派（民主派）而主动实行民主改革，放开媒体却不许他们议论自己，为了放权、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而必须得集权。

杨博士说，他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改革，更不赞成这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但赞不赞同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允许你的理论与理想发挥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过往千年的历史表明，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中，只有极少数才会使用这些权力去建立旨在限制他们手中权力的制度，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们”真正掌握权力后，到底会走向哪个方向，能够走多远，其实都是未知的。

记者追问既然是未知的，为什么杨博士又对当今习的改革有期待甚至有信心这个问题，杨博士回答说，“我是对民众有信心，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以把改革与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当局甚至一个人身上？现在不同往日，历史大趋势不说，中国普通人的觉醒不可低估。掌握了一定权力的领导人到底会走向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民众的觉醒、参与和互动程度。”杨恒均博士最后对记者说，“任何领导人都想下一盘很大的棋，但希望领导人独自下这样一盘大棋，而你我只做旁观者，甚至“观棋不语”，那肯定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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