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回溯毛泽东建国方略的历史流变，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毛泽东建国方略经历了一个复杂、深刻的历史流变：对待苏联模式，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从“节制—消灭”到“再发展—再消灭”；对待与西方交往政策，从“限制”到“学习”再到“拒斥”；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也是不断流变。纵观毛泽东建国方略的历史流变，贯穿着“加快发展”与“维护安全”两个价值取向的交汇与激荡，这使得他在探索经济建设过程中难免存在阶级斗争惯常思维，“加快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很难统一起来。但这毕竟反映出毛泽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薄弱的国内经济发展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强国之路的种种努力，这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一、对待苏联模式：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
建国初期，我们采用“一边倒”外交，基本上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来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因此，苏联模式不可能不在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众所周知，苏联在工业化初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和预见，建立了一套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后人往往把这种体制称之为“苏联模式”。这一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早期，以及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求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加速建立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因而，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正是这个体制，使苏联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管当时工业化是低标准的，但这是后来打败德国法西斯不可缺少的物质前提。但这一模式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如不能有效调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抑制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不公正的同时，却造成官僚主义、新特权阶层等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不仅缺乏效率，不能激励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聪明智慧，而且使社会主义最终价值追求成为空洞的政治号召，失去现实感召力。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们的速度。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在这里，苏共对于为什么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回答是最深刻的。在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面前，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在政治经济各层面上都高度集中的体制应运而生。对于新中国来说，采用苏联模式也曾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很快察觉到其弊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照搬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由此，毛泽东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倡导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始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终因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再加上国内外诸种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在毛泽东时代还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毛泽东那里，毕生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加快发展”与“维护安全”具有相互冲突性，这使得他在探索经济建设过程中难免存在阶级斗争惯常思维，“加快发展”与“维护安全”很难统一起来，即通过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通过提升国力来维护国家安全。这导致毛泽东一系列建国方略的历史流变。
二、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从“节制—消灭”到“再发展—再消灭”
毛泽东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在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因此，建国初期，毛泽东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他对打造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太平世界的渴望又使他憎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本性，不希望新中国仍然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憎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心声，而是那个时代遭受过旧社会国内外资本主义剥削的所有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于老一代工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相反，对于社会主义却迅速地贴近和向往，有着崭新的感情。”。
正是由于存在价值选择的二难困境，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从“节制—消灭”到“再发展—再消灭”，表现出明显的反复性。新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不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不消灭资产阶级。1953年我们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应该说，当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步骤地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比较正确的。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利用资本主义，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营、合营企业的不足，丰富市场需求和方便人民生活；又可以作为国营经济的对立面，通过适当竞争刺激国营经济发展，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个较为符合实际的想法在实践中并没有贯彻多久，毛泽东很快用 “一大二公”替代了经济上的“百家争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被彻底否定了。
在这里，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出现反复性呢？概言之，建国初期，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以私有制、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方式对恢复国民经济有利。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以后，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诉求基础之上的特殊的方式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美好蓝图，资本主义这种生产经营方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又想通过“又搞资本主义”方式缓和经济发展矛盾，但是，他在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的，担心它会把中国演化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来，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毛泽东最终还是否定了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由于毛泽东混淆了姓“社”姓“资”的原则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把有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的倾向性混淆起来，使得“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贯彻到底，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历史遗憾。但是，这一点也无疑为后人进行社会主义探索提供了一个契机，为后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对待与西方交往政策：从“限制”到“学习”再到“拒斥”
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在今天看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本身就包含着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存在“和平演变”危险的二重张力。
在建国之前，毛泽东从中国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主张同西方国家不仅可以引进和利用外资，还允许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资合作经营工矿。但建国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经济封锁和政治敌视政策，难以实现在完全平等基础上与西方交往，无法释怀西方给中国近代带来的百年耻辱，毛泽东从维护民族尊严出发，决定采取有限度的经济往来，以满足中国急需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要长期“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的范围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深度，不仅有艺术、技术也有西方管理制度、政治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兴起，接着又搞起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开始热衷于自力更生、探索群众性大生产建设模式，“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全面而持续的贯彻，而与西方交往，除了极其有限的经济领域外，基本上处于“拒斥”状态。与西方交往政策的反复性，反映出在毛泽东思想深处，存在借助西方发展中国经济与维护国家安全防范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两个价值取向内在矛盾的冲突性。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不如邓小平高明，邓小平勇于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抓住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还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当时搞改革开放是缺乏国际环境的。即使没有政治安全上的威胁，西方经济封锁也使我们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成为空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因此，我们未能打开国门，实现与西方全面的、立体的交往，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选择是主观原因，而西方国家的敌视政策则是客观原因，这需要全面、具体的分析，就像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不能用改革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四、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可资镜鉴，出现曲折性、反复性是难以避免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问题上的多次流变，正是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陷入“加快发展”与“维护安全”两难价值选择的写照。
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的一个杰作，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毛泽东不断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这一杰作最终留下“形式单一、急于求成”的历史遗憾。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维逻辑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无疑就是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选择，自然越快就越主动，避免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时失去机会，“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有历史的遗憾，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然而，事物总是以辩证的方式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情绪，促使他在党的八大以后提出了“反反冒进”的主张，“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这成为“大跃进”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认识论根源。“大跃进”运动不是毛泽东“包办”的结果，但无疑毛泽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搞“大跃进”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再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毛泽东以一代伟人的气魄想通过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尽快实现中国富强，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如此热衷于“大跃进”的火热与壮观，甚至对很多方面明显的荒唐做法也采取宽容放纵的态度。薄一波曾指出：“毛主席历来珍惜群众的积极性，反对泼冷水。他认为，要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加速经济建设，需要群众的干劲，‘气可鼓不可泄’。”由此，毛泽东希望通过一个奇迹，把中国放在一个相对优势或者说绝对安全的国际态势上。由此，中国不仅建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试想如果像西方那样由富裕农民积聚资金再办手工作坊再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道路，中国在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下能够生存下去吗？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跃进”带来的经济震荡逐渐平息了。但是好景不长，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却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现代中国最为奇特且最令人费解的历史事件之一。应该说，毛泽东有意发动这场大运动不可能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探讨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造成毛泽东错误判断国内阶级形势的根源，不能不说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是主要内因。按照毛泽东的逻辑，苏联是在和平的烟幕下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在正遭受这一威胁，只有通过一场大规模的触及到心灵深处的“文化大革命”，才能清除党内“走资派”，同时锻炼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在心灵深处彻底根除资本主义意识的萌生和认同，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是抵制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次特别尝试，尽管被历史证明是一次错误的尝试。五、多一点历史性评价
综上，抓住了“维护安全”与“加快发展”这两个价值要点，就抓住了毛泽东矛盾性建国指导思想的根源。理解是批判的前提。如果我们不深入分析毛泽东建国方略中的内在价值追求及其矛盾性张力，不能洞悉他所犯错误的内在动因，就不能深入理解毛泽东这一历史伟人，更无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谛。
浅薄的历史学家往往把中国经济建设所走的弯路归咎于毛泽东本人治理国家的错误。他们认为，在打天下方面毛泽东无疑是一位无可匹敌的大英雄，但他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导致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走了大弯路。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在主观上确实存在着认识上的失误，但是，这种错误认识是存在动因的——那就是“加快发展”与“维护安全”的双重价值选择的悖论。毛泽东的大半生是在极其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度过的，指导他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列宁的时代观和战争观，不能不对他的建国方略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使得他在探索经济建设过程中难免存在阶级斗争惯常思维，“加快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很难统一起来。人们在历史与现实，伟大与平凡，矛盾与统一中，寻找着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意蕴。
其实，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时代提供的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的。毛泽东一生所努力奋斗的一切，首先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这一点，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自由并无敌人。但是，要自由，就先得有独立富强。反过来说，先自由本身不一定导致独立富强，而没有独立富强，这个自由是保不住的。此外，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成就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经济遗产的基础上开始的。很难设想，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尽管社会发展不可以用实验室的手段进行模拟，但这种假设肯定是有道理的。
那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呢？它既是真理，又没有结束真理；既给人们提出前进的方向，又为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美国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评价说：“虽然毛未能超越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于作为一个20世纪的民族的中国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仍然是给人深刻印象的。他充满着不妥协地献身于中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精神，使她从一个衰弱、分裂、任凭外国干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强大、受到尊敬的一员。虽然他先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威胁，而后又联美反苏，他从始至终都明白地表示，这些政策首先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更广泛地说，是服务于第三世界的利益。”
进而，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错误呢？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遗憾，也使得毛泽东的传奇一生多了几分悲剧色彩。人们原谅了毛泽东，毕竟他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犯的错误，但历史不会原谅毛泽东的错误，因为它造成的影响是不能“删掉”重写的。于是，就有人提出来，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无情”也在于不能“假设”。社会历史发展出现错误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是不能假设应该走另一条道路。难道一条道路没有走好就注定另一条道路会走得畅吗？历史发展受到人的能动作用的影响，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会具有不确定性、可变性，即使在初始点上是完全理性的，也不能保证在演进过程中不会陷入困境。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不管是成绩还是教训，不管是辉煌还是伤痕，既已成为历史，就不该假设重来。关键是，我们在这个起点上，把错误的纠正过来，把正确的坚持发扬下去，在开辟一个新天地。邓小平就是这样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老一辈革命家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增强我们保卫国家安全统一的忧患意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感以及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核心点是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人们往往会渐渐淡化国家安全意识，认为世界到处都是和平友好的阳光地带。其实，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开”、“要抓住机会”、“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除了追求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价值目标外，还有一层意蕴就是“被动就会挨打”这一安全意识。在维护国际安全问题上，邓小平并不比毛泽东松懈怠慢，问题在于邓小平更强调通过迅速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来加强国家安全性。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就不仅在于对发展本身的意义，还包含着对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但是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敌对势力依然制造事端，一直影响国家安全统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了解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极端重要性，自觉投入到反对国际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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