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v 灵活高效的运作: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学灵活和有效得多。私立大学不受美国政府政策的限制,也不用每年苦等年度经费,因为私立学校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得以像私人公司一样灵活地运作。它们能够以更大幅度的高薪来挖研究大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它们可以创设新的学科,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因此私立大学可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且,更自由的环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学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吸引杰出人才,而杰出的人才向往灵活和自由的环境。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
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15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180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
另一本题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