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神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同时,在已经过去的这个世纪,宗教学的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而神学的研究也没有因为相对于过去很多人不再重视信仰而走下坡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北美),正规神学院的增加极大地发展了这一研究;另外,也是在这个世纪,出版业、印刷业都呈现出高度发达的状态。这几个方面,可以部份地解释有关二十世纪宗教思想史和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史(或称“当代神学思想”、“当代基督教思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的现象。Stanley J. Grenz和Roger E. Olson的《二十世纪神学──变迁时代的上帝与世界》(1992)1)正是这众多神学思想史中有代表性的一本。
本书认为,大多数时候,基督教神学都在上帝的超越性与上帝的临在性这一对圣经真理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在这个平衡之中,上帝一方面是具有超越性的,它作为超越的上帝与世界联系起来,它在宇宙之上,从彼岸(from beyond)来到世上的自足的存在;另一方面,上帝具有临在性,它作为临在的上帝与世界联系起来,它是无处不在的(God is present to the world,并非“无处不是”),并且他时刻在创造万物(God is present to creation),与我们人类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在基督教历史中,这一对真理在启蒙运动之前一直保持着超越性凌驾于临在性之上的良好平衡,其中,在奥古斯丁那里,这一古典的平衡达到一个至高点。稍后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经院哲学虽然对这一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在避免看轻上帝的临在性的同时,倾向于喜欢上帝的超越性。但是,此后由启蒙运动开出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毁灭性地打击了这一古典平衡。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在这一平衡被破坏之后的处于变迁之中的二十世纪(作者认为这是从启蒙运动奠基至所谓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变迁的世纪)里头,超越性与临在性如何相互作用的历程。
如果说巴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可能会有人异议。反对的人提出的一个证据可能就是蒂利希,所以说本书是不敢忽略这位对二十世纪下半部份的思想界和社会影响巨大的神学家以及他所领军的新自由主义的。与介绍施莱尔马赫和巴特的思想一样,本书也尽力分析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在巴特的新正统思想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些思想家认为新正统派在排斥自由主义对上帝的临在性的一边倒的强调时走得过分了,并且他们不能满足由现代心灵提出的基督教正在面临的不断的挑战──基督教如何应对现代社会,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重建旧自由主义的临在的神学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他们没有完全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存在主义等新哲学和其它先进科学的进步的思想,力图深化原来的自由主义,这也是他们这之所以为“新”的地方。曾经当过随军牧师的蒂利希,后来不仅仅是一个神学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更注重吸收现代新思想。他在五十年代对存在主义迷恋的基础上深化了自由主义中发现的临在性,他十分关心现代人的生活,声称“我的全部神学工作就是以一种世俗的人(当然也包括我)可以理解并被它打动的方式解释宗教象征”17)。他采取的神学方法是关联的方法(the Method of Correlation),他还提出了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本书介绍此方法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它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