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国左派法官怎么疯
川普总统下行政命令，出于美国安全考量，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索马里等七国发出入境禁令。这是保护美国人民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七国中，有六国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索马里曾常年内战，现在的政府也很脆弱，也门的民选政府被伊朗支持的胡塞（伊斯兰势力）叛军推翻。伊朗有中央政府，但却是全球最支持恐怖组织、最反美的毛拉政权。川普总统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对这七国发出暂停入境令（只是三个月），以研究和找出如果鉴别防范这七国入境美国者中有恐怖分子。但这样保护美国人民生命安全的决定，竟被左派有意歪曲诋毁为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更有西雅图联邦法庭的法官下令，停止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美国国土安全部从法律角度，只得服从联邦法官判决，但美国政府正在上诉更高法院，来推翻这个左派法官的判决。为什么美国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法官？其实美国的左派法官很多，经常做出离谱，甚至荒唐的裁决。我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谈这个问题。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毫无改变。这个推翻川普行政命令的法官罗巴特（James Robart），就是典型一例。顺便提一句，这个法官是共和党籍总统小布什2003年提名的，之前他只是个律师，不知为什么被小布什看中（重）。去年罗巴特法官在审理黑人告警察不公案件时，竟自己当庭说那句黑人政客煽情口号“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重要），可想而知他左到何种地步（判案法官应中立，起码不应附和哪一方的口号）。后来小布什总统又提名罗伯茨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是首席大法官，他裁决支持奥巴马健保），都是他看错人、用错人的案例。有人批评小布什不够聪明，从这两个法官提名上看，确实他很有盲点。川普上台后的用人（之正确），更对照出了小布什的建制派弱点。下面是我那篇文章：美国的左派阵营主要有五大块：大学教授群体，主流新闻媒体，好莱坞，律师和法官，工会。其中法官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官判案，起着对社会导向的作用。像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计票纠纷（主要是佛州），佛州最高法院干预选举，引起全国媒体的激烈争论。最后此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做出多数裁决，否决了佛州高院的判决。左派人士批评美国最高法院干预选举，说小布什总统不是美国三亿人民选出来的，而是九个大法官裁决出来的。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干预选举，而只是纠正佛州法院对选举的干预。因佛州选举发生计票纠纷后，已被佛州最高民意机构“州议会”做出了决定（小布什在该州胜选），但佛州最高法院（多是倾向民主党的左派法官）却对选举进行干预，做出否定议会决定的裁决。所以此案才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最后以多数赞成，推翻了佛州高院的干预，恢复了佛州议会的决定。
最近，加州要选州长，也发生了法官出于意识形态立场干预选举的事情。“加州选州长，要重演上次总统大选纠纷”，不少媒体的大标题这样说；因为还没选，官司就打上法庭，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三名左派法官做出裁决，加州州长选举不可按期进行，理由是有些投票机陈旧、不合格。
一时加州以至全美舆论哗然，有报纸评论说，这是左派法官为了帮助民主党州长戴维斯而做的拖延之计。因为戴维斯就是用这些所谓“不合格”的机器“选”出来的，但那个时候，他们不提机器陈旧，现在要选掉他，就说机器不合格了，这明显是在玩政治，要保护戴维斯不被呼声越来越高的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终结”。
在舆论呼声下，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决定召集全部11名法官，重审这个案子，整个庭审是公开的，美国公共电视台C-Span直播，几名法官等公开辩论，最后多数做出裁决，否决了那三名左派法官的裁决，使加州选举能按期进行。
虽然原来的裁决被纠正，但这三名法官的判案，再次反映出美国司法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左派法官占多数的法庭，在判案时往往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法律和常识。很多离奇的裁决，显示美国的法院越来越左倾。
例如去年该庭三名法官的一项裁决就曾引起一场全美风波，因为他们判决学校的“忠诚誓词”（其中有“在上帝之下”这个短词）违宪。当时美国参议院以99对0票通过决议，谴责这项裁决（知名的保守派参院外委会主席赫姆斯因病无法投票，否则就是百分之百。后来这项裁决被该法庭多数法官否决）。而据美国CBS电视台报道，同是这个法庭，却裁决在公立学校宣讲伊斯兰教应受到保护。
《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题为“第九巡回法庭”的社论说，“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证明它是美国土地上最发疯的法庭。”
该报社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这些左派法官的判案越来越离谱。例如，加州一个刑犯，为了生孩子，要求狱方把他的精子寄给他的妻子。狱方不同意提供这种服务，狱犯就告到法庭，结果这个法庭的三名法官竟裁决那个犯人胜诉。这简直像个电视脱口秀的笑料。当然，后来该庭多数法官重新审理了此案，纠正了这项裁决。
由于这个法院的裁决经常太离谱，在过去10年中，有约75% 的裁决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纠正，其中三次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的。
美国的这种左倾法官的离奇判案，不仅在加州，在全美范围也越来越多。像1992年美国著名的案子，当年79岁的老太太史特拉·利柏克（Stella Liebeck）因自己把刚买来的热咖啡不小心洒在腿上，竟起诉麦当劳店，说他们的咖啡热度太高，造成她皮肤烫伤；最后左派法官竟判她胜诉，裁决麦当劳店赔偿16万美元，惩罚金48万！
后来美国有个团体用这个老太太的名字设立了“史特拉奖”（Stella Awards），每年评选美国最荒唐、离奇的案例。去年评出的有：俄亥俄州的律师沙夫尔在乘坐Delta飞机时，邻座恰好是个大胖子；他随后起诉这家航空公司，说他被迫和这个肥男人紧挨度过2小时，如同强迫“结婚”，索赔9万5千美元。另一案是因多项重罪而服15年刑的犹他州犯人莱斯，声称他信仰“吸血教”（Druidic Vampire），要和女吸血教徒有性关系，并要求狱方必须提供血供他吸，否则就是剥夺他的宗教自由。
去年五月，《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旧金山一个240磅的女性被健身俱乐部拒发教练证书，因为俱乐部有身材要求的规定。她到市人权委员会上诉，说“身体歧视”；当时旧金山还有一个案子在审理，是当地芭蕾舞团拒绝了一个女孩的申请，因她长得太矮，太男性化，不符合他们对女芭蕾舞演员身材的要求。结果，那个健身俱乐部怕输官司，和那个240磅的女性“庭外和解”，取消了对体重的要求。
看到这种案子，总是令人吃惊，因为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如果是个大胖子，那谁还相信你这个俱乐部的健身效果呵；看那一身肥肉的“教练”在那气喘吁吁，你还健什么身呢。同样，如果是个矮胖子在台上费劲儿地跳芭蕾舞，那还不如去看日本相扑。
《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说，如果这么发展下去，那下次300磅的男人就可起诉麦当劳，说他们的肥胖是由于汉堡包的味道太好，他们没法拒绝造成的。胖女人也可以起诉好莱坞，说她得不到《漂亮女人》（Pretty Woman）中朱丽娅．罗伯茨那个角色。
这种“政治正确”的做法，在很多法庭越来越流行。例如，几个星期前《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家麦当劳的女员工因小时患病而脸部生理扭曲、落下严重残疾，因而她被雇用后，一直被安排在后台厨房工作。干了几年后，她提出应提拔她做经理，在遭到拒绝后，就上诉法庭，说是该店“歧视”残疾人。
麦当劳店解释说，确实无法提拔她做经理，不仅因为她的能力不够，还因为如果她当了经理，就得去前台，那么她的严重扭曲的脸部，会把来就餐的孩子们吓坏了，顾客会逃走。
报上刊出了这位女士的脸部照片，确实挺吓人，比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丑陋的敲钟人还令人恐怖。当然，这位女性是不幸的，麦当劳当年能雇用这个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人道情怀；今天不提拔她做前台经理，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人总得有点常识，如果顾客都被吓跑了，那这个店还怎么开下去。但“政治正确”的法庭，又是裁决麦当劳败诉，还要求快餐店赔偿这个残疾人精神损失费。至于那个店是否还能开下去，左派法官就根本不管了。
近年更有不少案例是控告烟草公司。香烟盒子上明明写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但这些烟民仍在吞云喷雾，等到患上肺癌等疾病之后，就状告烟草公司。在左派法官主导下的法庭，很多烟民都胜诉，烟草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又成为被痛恨资本主义的左派们痛宰的对象，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地赔偿，以至大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开始逃离美国。
从那个告麦当劳店咖啡过热的老太太史特拉，到告烟草公司的烟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利用美国左派法官的“政治正确”，敲诈商业公司和社会。《纽约时报》8月10日刊出一份纽约市卫生局对艾滋病人的调查结果，在一万名HIV感染者中， 40% 承认上次“性活动”中没带保险套，30% 说有两个性伙伴，34% 承认有三个以上。而这些人却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没给艾滋病药物更多研究款，抱怨社会对他们照顾不够。他们不反省自己的滥交行为，却让别人承担后果，迫使纳税人出更多的钱，来支付他们巨额的医疗费等。
美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到底个人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右翼保守派一向强调的是，个人自律，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由每一个承担自我责任的个人，组成一个健康强大的社会和国家。而左派们则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鼓励甚至怂恿个人放纵，要求吸毒合法化等，颠覆很多人类的正向传统价值。而左派大学教授，还有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好莱坞，以及像CNN、《纽约时报》等左派旗舰媒体，则把这种个人放纵美化为“自由”，结果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像第九巡回法庭那样的左疯法官，通过他们离奇古怪的判案，政治越来越正确，道德越来越低下，结果等于是用法庭的小锤，一点一点地敲碎美国价值的根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