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從“民主之父”到“民運王倫”(上)
毫無疑問，魏京生這個名字是顯赫的。提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就不能不提及魏京生這個曾經被視爲“中國民主之父”的大老。只是，現時的魏京生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叱吒風雲、衆人追捧的偶像，他昔日頭頂上的光環已經隨著人們對他的日益了解而變得黯然失色。魏京生曾經是大陸文革中著名的極端造反派“聯動”的成員，後來入伍，退伍後進入北京動物圓做了一個平常電工。1978年，中國大陸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後開始“撥亂反正”，開始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其時，也適逢大陸的“西單民主墻”運動如火如荼之時。當時的魏京生每天除了偷聽大陸禁止的“敵臺”之外，就是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大字報“造反”，聲稱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還數次向駐北京的法國外交官提供當時中越戰爭的軍方文件。1979年，他被大陸警方逮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獲刑15年。魏京生由此發跡。
本來像魏京生這樣的無名小卒，被関進監獄之後，很可能從此就默默無聞。但是，魏京生卻獲得由此成名的機遇。1970年代末的中國，剛剛打開封鎖已久的國門，西方對於這個曾經與他們保持巨大距離的共產黨國家百般好奇，當時冷戰尚未結束，東西方的意識形態衝突仍然激烈。在這種大歷史背景下，當時的西方國家及其媒體希望在中國尋找他們心目中的民主苗頭，原也在情理之中。當時，很多西方媒體的記者雲集北京，“西單民主墻”這樣的運動亦是他們關注的焦點，而魏京生這樣的“積極分子”也就難免不進入他們的視野。 魏京生一無顯赫學歷，二無等身著作，就連在“西單民主墻”貼幾張大字報都錯別字連篇、文筆不通。然而，由於他在“西單民主墻”運動中的積極參與，又因爲他的被捕、獲刑由大陸官方媒體主動披露，所以，一夜之間，這個平常的電工就被西方媒體奉為至寶，捧成中國的“民主英雄”。歐美的一些政治傢在輿論的壓力下，動輒就拿魏京生跟北京“說事”，要求北京儘早釋放這位“民主英雄”。古語云，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魏京生便是這樣的“英雄”。 1997年，魏京生獲准保外就醫，之後流亡美國。這在海外民運中曾經掀起一陣興奮的波瀾。那些早已沒落和正在走向沒落的民運團體和過氣人物，紛紛打起小算盤，都想利用這個“剛出鍋”的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幫助自己起死回生。那年秋天，到紐約甘迺迪機場迎接魏京生的華人和媒體人山人海，魏京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歡呼和禮遇。 衆所周知，魏京生之所以能夠獲准保外就醫，並獲准出國，其實不過是北京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達成的某种政治默契。當時，有極少數清醒的人曾經警告說，這是北京的高招，此舉可能葬送魏京生在海外民運中的前途和聲譽――既然你是頭頂著“民主之父”光環的民運鬥士，那就索性釋放你，讓你出去跟海外民運人士團聚，此擧既堵住了西方特別是美國説三道四的嘴，也替北京加了分。 果不其然，不久以後人們就發現，這個身在美國的魏京生與人們印象中的那位身陷北京囹圄的“民主之父”大相徑庭。圍繞著魏京生的各種醜聞也越來越多，數年之內，魏京生已經被民運內鬥、貪污腐敗、性濫交等各種醜聞搞得灰頭土臉，焦頭爛額。過往人們心中的那個英雄形象，也隨之崩塌。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詳見本書附錄四），報道了魏京生當時的狀況。在《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中，魏京生被描繪成一個精神緊張、疑神疑鬼的人。 報道稱，魏京生從紐約去華盛頓，一路以超過100英里的時速高速開車，他對此种做法的解釋是，“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蹤我”。在魏京生看來，有人在跟蹤他、追擊他。那麽，誰會跟蹤、追擊這位大佬呢？在魏京生的眼裏，可能是北京派來美國的特工，可能是被他視爲“瘋狗”和“中共特工”的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軍濤、王若望這樣的流亡民運領袖，可能是剛剛中止與其合作、將其趕出校園的哥倫比亞大學校方，也可能是當時的克林頓政府。魏京生聲稱，曾經在1997年歡迎他出獄來美的白宮，現在已經開始希望他“還是死了好”。 文章寫道，此時的魏京生已經五十嵗了，他已經離開了帶給他牢獄之災的中國，身処被他認爲是“自由之邦”的美國。但他覺得，在他的四周佈滿了形形色色的敵人，與之作對的仿佛是整個世界。他甚至斷定，他當時所出的一系列交通事故，就是他懷疑的那些人所為，是陰謀。 報道稱，中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弘達推薦給魏京生做助手的戴維·沃克（David Walker）說：“人們覺得，魏京生已與整個世界對立”。而魏京生認爲，這位助手是FBI派來對付他的特工。 事情果真如此嗎？非也，這只不過是魏京生自己製造出來的“陰謀論”而已。 1997年，魏京生剛剛到達美國時，當時的台灣陸委會及美國國會的某些議員曾希望透過他對北京當局的控訴，加強國際輿論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聲音。然而，時隔不久，魏京生就與幾乎所有的人鬧翻了，他的狂妄、無知讓與之見面的很多人士難以忍受，因此逐漸與其形同陌路。 魏京生並沒有接受過系統、完整的教育，而且自1979年以來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與世隔絕的監獄中度過的，與外界的接觸極少，因此，其見識淺薄，言談舉止也頗爲粗魯。有鑑于此，留居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嚴家其、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曾一再勸告他抓緊時間補習文化課程，並多看讀些書，以增長知識、見識，以免在公眾場合發言時貽笑大方。然而，魏京生卻覺得這些逆耳忠言隱含著對他的“羞辱”。 該報道所擧的一個實例，證明了魏京生的淺薄無知。據稱，曾經有人問魏京生，對於中國政治專制體制他有什麽解決辦法，當時他不假思索地說：“美國根本不應該與中國打交道，應當斷絕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關系”。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直言：“我們曾告訴魏京生，‘這已不是爭論的問題’。但他對我們所說充耳不聞。魏京生已不太為人們重視，因為他的觀點已與政策問題不相干”。 對於他在海外民運中的孤立，魏京生毫不掩飾地聲稱，除了幾名領取台灣情治機構津貼的民運人士尚能與他合作之外，其他的著名民運人物幾乎都將他拒之門外。 近年來，魏京生與昔日的朋友一個個地閙僵，他的政治結盟也一個個地失敗。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局，是因爲在魏京生看來，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他的敵人。魏京生曾這樣說：“對我最大的批評，是我為什麼不聽從別人的意見。當我是對的時，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這種特性。” 魏京生甚至把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和克林頓總統本人也當成他的敵人。當美國報刊拒絕發表他的文章、美國重要的政治人物不願與他見面時，魏京生相信，他們都是聽命于克林頓的。在他看來，克林頓實施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共產黨間諜”。他說：“我當克林頓是我的敵人，克林頓也把我當他的敵人。當然，他不便直接說，但他指使別人叫我閉嘴。在中國，他們簡簡單單地將你關進監獄；在美國，他們總有其他辦法控制你”。 美國國務院官員對此評論說，克林頓政府並沒有把魏京生當敵人。至於魏京生指控美國政府希望他“還是死了好”，並且設計了交通事故來加害他，國務院官員說：“他當然有權這麽說，但設計交通事故不是美國政府的行事辦法”。 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的魏京生已經是四面楚歌，疑神疑鬼，甚至不惜祭出“陰謀論”的法寶來為自己的窘境開脫。這是魏京生的悲哀，但細加考量，也不難看出這其實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西哲有云，“性格即命運”，魏京生落到此種地步，其桀驁不馴、剛愎自用的性格亦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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