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是什么阻断了国人理性思维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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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 于 2015-6-18 14:19:0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著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赞美XX党时，并不是具体说XX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XX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著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都是193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中国人的爱国有“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 ”，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常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 ”，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文论坛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台湾独立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著年龄的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国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著胸脯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
随著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主要还是中共的洗脑教育造成的，感性思维的人群比理性思维的更容易被独裁者操控。从希特勒到毛泽东，习近平都很明白这一点。 本帖最后由 酒中仙 于 2015-7-27 10:07 编辑
weinberger 发表于 2015-7-27 06:16
主要还是中共的洗脑教育造成的，感性思维的人群比理性思维的更容易被独裁者操控。从希特勒到毛泽东，习近平 ...
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吧？我以为是从秦始皇就开始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中国的确有了逻辑思维（也就是理性思维）的萌芽，秦以后就消亡了。 理性思维的七条原则
理性思维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后天刻苦的学习和训练，其中自然科学的学习对理性思维能力的养成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的人学了一些科学理论，知道了一些科学知识，但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并没有深刻的领会，也未能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
理性思维并不等同于冷静思维，虽然冷静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前提。有的人发表言论时是很冷静的，也尽其所能进行了各方面的思考，然后就认为自己的言论是理性的，这是对理性思维的误解。理性思维是有一些原则的，在不掌握这些原则的情况下的冷静思维，其实很可能就是不理性的。理性思维的原则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休谟公理。
1、理性思维的总原则—休谟公理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理性思维的总原则—休谟公理，内容为“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段话比较绕口，但含义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非同寻常的声明，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例如我上班迟到了，我给领导的解释是“路上堵车”，因为堵车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事件，我不需要给出太多的证据，领导选择相信这个理由也是合理的。但若我给出的理由是“路上被火星人劫去做了人身实验”，那这种理由非同寻常，除非我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的确发生了这件离奇的事，否则领导不应该相信，除非他有意装傻。
遇到离奇的说法，很多人的选择是“半信半疑”，因为他无法确定该说法一定是假的，于是以为“半信半疑”是理性的选择。其实这很不理性，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根据该说法的离奇度来确定相信度，该说法越离奇，则越不应该相信，相信度与离奇度成反比。
对于火星我们都了解甚少，但如果有媒体称“火星上发现了动物”，你半信半疑了，即你的相信度是1/2，并自以为很理性。但如果换个问法“火星了发现了水”，你相信度还是1/2，有水->有单细胞生物->有多细胞生物->....->有动物，一步步问下去，你每步的相信度都是1/2，中间众多的1/2可能性相乘，就会得出一个非常微小的相信值，这就与“火星上发现了动物”的1/2相信度严重矛盾。同样一件事，由于问法的不同，你按“半信半疑”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就自相矛盾了，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到离奇度，火星上有动物的离奇度比有水的离奇度要大得多。
判断离奇度的大小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例如我上篇博客中分析的旧SIM卡耗电量大10倍的流言，就是因为通信专业人士了解SIM卡工作原理和技术指标，能体会到比一般公众更强烈的离奇度。但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在面对这类说法时，就没有办法鉴别真伪了吗？当然不是，公众可以从统计的角度来判断事件的离奇度，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新发现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旧SIM卡耗电量大10倍这件事应对全世界的所有手机用户都有影响，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没有发现，国内众多科研院所和三大运营商的研发部也都没有发现，却让一个修电脑的人发现了，这还不够离奇吗？
我母亲是个只上过小学的纺织工，早已退休在家，她在判断国内科技事件的离奇度时有个方法，那就是问一句“美国人用这个吗？”在遇到推销离子水净化器、经络理疗床、磁疗枕时，她就会想“美国人聪明又有钱，这么好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用呢？这事也太离奇了吧。” 我母亲就靠这一招，识破了所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2、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存在
考察一个事件是否存在，需要的是证明该事件的确存在的可靠证据，而不是不能证明该事件不存在就反证其存在。例如宇宙里有外星人吗？，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愣说一定没有外星人，我本人是不愿意相信的，但不能因为宇宙的浩瀚就认定外星人一定存在，确定外星人是否存在需要能证明其存在的可靠证据，而“不存在”本身是无法证明也是不必证明的。
有人拿数学中的可以证明“不存在”来反驳“不存在无法证明”这个观点，这是无效的，因为数学是逻辑的延伸，其边界非常明确，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如此明确的边界。很多怪力乱神说法所描述的东西，我们都无法证明其不存在，但不能因此而认定其存在。理性思维的方法是首先不相信其存在，直至能证明其存在的可靠证据被找到为止。
3、非此未必即彼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互斥”关系，即使证明了“非此”，那也未必“即彼”。例如用一个望远镜观察远处的一个物体，并做如下分析：它不是一个石碑，不是一个植物，不是......，那它一定是个人。这种分析就非常不靠谱，因为这个物体究竟是什么？有几乎无穷的可能性，贸然使用排除法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在讨论中药的毒副作用问题时，有中医粉丝反问“西药的毒副作用更大，你为什么不说？”，西药的毒副作用是与原问题无关的问题，即使你论证出“西药其实都是毒药”这个结论，也不能反证中药就没有毒副作用。
不要以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在这个问题上犯错的科学人士都不少，有个执迷于飞碟研究的某天文馆研究员，在一个UFO事件研讨会上，他的观点是“该UFO可以确定不是飞机，不是火箭，不是气球，不是....，所以它是飞碟。”虽然我们至今也法确认那个UFO到底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研究员的论证过程是错误的。
4、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一位美国专家于1979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即生活在高压线附近的孩子，由于辐射的原因，患白血病的机率会增加到平均值的3倍，此说法引起了全美的广泛关注，在随后的20年里美国因此耗损了上百亿美元的社会成本。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96年发表了历经3年的研究结果，认为高压线环境与白血病发病率无关。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经过历经7年涉及1200人的研究，于1997年发布了同样的结论。在一场引起全美关注的高压线与白血病的诉讼中，法院聘请了16位顶级专家，包括分别获得物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医学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给出的结论也同样是高压线环境与白血病发病率无关，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其实，那位声称高压线下更易患白血病的专家，其统计数据可能是真实的，但他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生活在高压线附近的家庭通常比较贫困，导致白血病发病率较高的原因更可能是其较差的生活和卫生条件，而与高压线本身无关。也就是说，孩子在高压线下生活与易患白血病是相关事件，但两者并不是因果关系，那位美国专家仅仅核实了相关性，这只能说明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没有做进一步的筛查就贸然得出两者是因果关系的结论，这就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假如古巴雪茄爱好者协会做一个统计，非常有可能得出“爱好抽古巴雪茄的人，平均寿命比普通人更高”的结论，这当然不能得出抽雪茄有利于健康的结论，很可能是抽得起古巴雪茄的人，其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更高，这才是真正的长寿原因。不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很容易被统计数据误导，甚至被玩弄统计数据的骗子所欺骗。
5、不要相信无法证伪的学说
科学理论与其它学说如何划界？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提出了“可证伪”的标准，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可证伪”是指一个理论或学说存在着可以证明它是错了的可能性。具有可证伪性是科学理论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无法证伪的理论不可能是科学理论。
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在真空条件下让两个质量不等的铁球同时下落，如果多次可靠的试验结果表明，下落速度与质量大小成正比，那就把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这个试验如此容易做，但这么多年来楞是没有一个人做成功，这就反证了自由落体定律是如此地可靠。再比如，如果有人在三叠纪岩层发现了人类化石，就可以把进化论彻底推翻，但地球这么大，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挖，但从没有在三叠纪岩层发现过人类化石，这就反证了进化论的可靠性。可以说，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越强，则可靠性就越强。
李大娘建立了一个“黄大仙理论”，她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包括你我的思想都是由一只超级黄鼠狼完全控制着，甚至我写这段话讽刺黄大仙，她都可以解释成黄大仙有意控制我在开玩笑，虽然她可以解释一切，但这个理论却无法证伪，因为她给不出如何证明这个理论不成立的方法。风水学的理论基础—易经、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与“黄大仙理论”一样，都不具有可证伪性，也都是不能相信的。
6、不要相信所谓的真理
对于复杂的世界来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洞悉世界上所有的奥秘。科学是人类最可靠的知识，但它也只是人类现阶段最可靠的认识，现在看来最可靠的科学理论，在将来也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如果有人宣称找到了自然界的真理，那你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真理”本来是个宗教词汇，是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后来被借用到政治领域，在政权斗争中发扬光大。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词汇，科学家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真理”这个东西，贸然相信甚至崇拜所谓的真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大脑。
7、不要被哲学说法蒙蔽
中国人打小就生活在五行相克、阴阳平衡等中医语言之中，这种笼统模糊的古代朴素哲学深入人心，拿这种哲学忽悠人就成为了中医骗子、保健品骗子们的不二法宝。
胡万林、刘太医、林光常们，他们讲起来是一套一套的，什么“以毒攻毒”、“酸碱平衡”的乍一听很有道理。但是且慢，这些说法的对错先放在一边，还是要深究一个他所说的被攻的“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用来攻的“毒”又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能攻？究竟是什么原理？攻毒的剂量选择有什么根据？“酸碱”指的是可用PH值测量的酸碱还是其它什么东西，他判定酸了还是碱了的标准是什么？手段是什么？
对他们的说法，不能只凭其哲学观点与自己吻合就信了，就任由他们三斤芒硝两斤碱面地灌你，还要把他们所说的概念具体化，毕竟哲学本身治不了病。
估计大家已经发现了，上述的七条原则主要说的就是“不信”，没错，理性思维强调的不是该信什么，而是不该信什么，和该怎样去信。理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怀疑和批判能力的思维，是一种应用概念特别明确的思维，是一种严格遵守形式逻辑规律的思维。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可以减少你上当的机会，避免盲目的希望和愚昧的举动，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世界、
理性思维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后天刻苦的学习和训练，其中自然科学的学习对理性思维能力的养成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的人学了一些科学理论，知道了一些科学知识，但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并没有深刻的领会，也未能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
理性思维并不等同于冷静思维，虽然冷静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前提。有的人发表言论时是很冷静的，也尽其所能进行了各方面的思考，然后就认为自己的言论是理性的，这是对理性思维的误解。理性思维是有一些原则的，在不掌握这些原则的情况下的冷静思维，其实很可能就是不理性的。理性思维的原则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休谟公理。
1、理性思维的总原则—休谟公理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理性思维的总原则—休谟公理，内容为“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段话比较绕口，但含义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非同寻常的声明，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例如我上班迟到了，我给领导的解释是“路上堵车”，因为堵车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事件，我不需要给出太多的证据，领导选择相信这个理由也是合理的。但若我给出的理由是“路上被火星人劫去做了人身实验”，那这种理由非同寻常，除非我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的确发生了这件离奇的事，否则领导不应该相信，除非他有意装傻。
遇到离奇的说法，很多人的选择是“半信半疑”，因为他无法确定该说法一定是假的，于是以为“半信半疑”是理性的选择。其实这很不理性，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根据该说法的离奇度来确定相信度，该说法越离奇，则越不应该相信，相信度与离奇度成反比。
对于火星我们都了解甚少，但如果有媒体称“火星上发现了动物”，你半信半疑了，即你的相信度是1/2，并自以为很理性。但如果换个问法“火星了发现了水”，你相信度还是1/2，有水->有单细胞生物->有多细胞生物->....->有动物，一步步问下去，你每步的相信度都是1/2，中间众多的1/2可能性相乘，就会得出一个非常微小的相信值，这就与“火星上发现了动物”的1/2相信度严重矛盾。同样一件事，由于问法的不同，你按“半信半疑”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就自相矛盾了，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到离奇度，火星上有动物的离奇度比有水的离奇度要大得多。
判断离奇度的大小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例如我上篇博客中分析的旧SIM卡耗电量大10倍的流言，就是因为通信专业人士了解SIM卡工作原理和技术指标，能体会到比一般公众更强烈的离奇度。但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在面对这类说法时，就没有办法鉴别真伪了吗？当然不是，公众可以从统计的角度来判断事件的离奇度，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新发现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旧SIM卡耗电量大10倍这件事应对全世界的所有手机用户都有影响，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没有发现，国内众多科研院所和三大运营商的研发部也都没有发现，却让一个修电脑的人发现了，这还不够离奇吗？
我母亲是个只上过小学的纺织工，早已退休在家，她在判断国内科技事件的离奇度时有个方法，那就是问一句“美国人用这个吗？”在遇到推销离子水净化器、经络理疗床、磁疗枕时，她就会想“美国人聪明又有钱，这么好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用呢？这事也太离奇了吧。” 我母亲就靠这一招，识破了所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2、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存在
考察一个事件是否存在，需要的是证明该事件的确存在的可靠证据，而不是不能证明该事件不存在就反证其存在。例如宇宙里有外星人吗？，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愣说一定没有外星人，我本人是不愿意相信的，但不能因为宇宙的浩瀚就认定外星人一定存在，确定外星人是否存在需要能证明其存在的可靠证据，而“不存在”本身是无法证明也是不必证明的。
有人拿数学中的可以证明“不存在”来反驳“不存在无法证明”这个观点，这是无效的，因为数学是逻辑的延伸，其边界非常明确，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如此明确的边界。很多怪力乱神说法所描述的东西，我们都无法证明其不存在，但不能因此而认定其存在。理性思维的方法是首先不相信其存在，直至能证明其存在的可靠证据被找到为止。
3、非此未必即彼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互斥”关系，即使证明了“非此”，那也未必“即彼”。例如用一个望远镜观察远处的一个物体，并做如下分析：它不是一个石碑，不是一个植物，不是......，那它一定是个人。这种分析就非常不靠谱，因为这个物体究竟是什么？有几乎无穷的可能性，贸然使用排除法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在讨论中药的毒副作用问题时，有中医粉丝反问“西药的毒副作用更大，你为什么不说？”，西药的毒副作用是与原问题无关的问题，即使你论证出“西药其实都是毒药”这个结论，也不能反证中药就没有毒副作用。
不要以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在这个问题上犯错的科学人士都不少，有个执迷于飞碟研究的某天文馆研究员，在一个UFO事件研讨会上，他的观点是“该UFO可以确定不是飞机，不是火箭，不是气球，不是....，所以它是飞碟。”虽然我们至今也法确认那个UFO到底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研究员的论证过程是错误的。
4、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一位美国专家于1979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即生活在高压线附近的孩子，由于辐射的原因，患白血病的机率会增加到平均值的3倍，此说法引起了全美的广泛关注，在随后的20年里美国因此耗损了上百亿美元的社会成本。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96年发表了历经3年的研究结果，认为高压线环境与白血病发病率无关。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经过历经7年涉及1200人的研究，于1997年发布了同样的结论。在一场引起全美关注的高压线与白血病的诉讼中，法院聘请了16位顶级专家，包括分别获得物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医学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给出的结论也同样是高压线环境与白血病发病率无关，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其实，那位声称高压线下更易患白血病的专家，其统计数据可能是真实的，但他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生活在高压线附近的家庭通常比较贫困，导致白血病发病率较高的原因更可能是其较差的生活和卫生条件，而与高压线本身无关。也就是说，孩子在高压线下生活与易患白血病是相关事件，但两者并不是因果关系，那位美国专家仅仅核实了相关性，这只能说明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没有做进一步的筛查就贸然得出两者是因果关系的结论，这就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假如古巴雪茄爱好者协会做一个统计，非常有可能得出“爱好抽古巴雪茄的人，平均寿命比普通人更高”的结论，这当然不能得出抽雪茄有利于健康的结论，很可能是抽得起古巴雪茄的人，其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更高，这才是真正的长寿原因。不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很容易被统计数据误导，甚至被玩弄统计数据的骗子所欺骗。
5、不要相信无法证伪的学说
科学理论与其它学说如何划界？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提出了“可证伪”的标准，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可证伪”是指一个理论或学说存在着可以证明它是错了的可能性。具有可证伪性是科学理论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无法证伪的理论不可能是科学理论。
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在真空条件下让两个质量不等的铁球同时下落，如果多次可靠的试验结果表明，下落速度与质量大小成正比，那就把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这个试验如此容易做，但这么多年来楞是没有一个人做成功，这就反证了自由落体定律是如此地可靠。再比如，如果有人在三叠纪岩层发现了人类化石，就可以把进化论彻底推翻，但地球这么大，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挖，但从没有在三叠纪岩层发现过人类化石，这就反证了进化论的可靠性。可以说，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越强，则可靠性就越强。
李大娘建立了一个“黄大仙理论”，她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包括你我的思想都是由一只超级黄鼠狼完全控制着，甚至我写这段话讽刺黄大仙，她都可以解释成黄大仙有意控制我在开玩笑，虽然她可以解释一切，但这个理论却无法证伪，因为她给不出如何证明这个理论不成立的方法。风水学的理论基础—易经、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与“黄大仙理论”一样，都不具有可证伪性，也都是不能相信的。
6、不要相信所谓的真理
对于复杂的世界来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洞悉世界上所有的奥秘。科学是人类最可靠的知识，但它也只是人类现阶段最可靠的认识，现在看来最可靠的科学理论，在将来也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如果有人宣称找到了自然界的真理，那你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真理”本来是个宗教词汇，是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后来被借用到政治领域，在政权斗争中发扬光大。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词汇，科学家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真理”这个东西，贸然相信甚至崇拜所谓的真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大脑。
7、不要被哲学说法蒙蔽
中国人打小就生活在五行相克、阴阳平衡等中医语言之中，这种笼统模糊的古代朴素哲学深入人心，拿这种哲学忽悠人就成为了中医骗子、保健品骗子们的不二法宝。
胡万林、刘太医、林光常们，他们讲起来是一套一套的，什么“以毒攻毒”、“酸碱平衡”的乍一听很有道理。但是且慢，这些说法的对错先放在一边，还是要深究一个他所说的被攻的“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用来攻的“毒”又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能攻？究竟是什么原理？攻毒的剂量选择有什么根据？“酸碱”指的是可用PH值测量的酸碱还是其它什么东西，他判定酸了还是碱了的标准是什么？手段是什么？
对他们的说法，不能只凭其哲学观点与自己吻合就信了，就任由他们三斤芒硝两斤碱面地灌你，还要把他们所说的概念具体化，毕竟哲学本身治不了病。
估计大家已经发现了，上述的七条原则主要说的就是“不信”，没错，理性思维强调的不是该信什么，而是不该信什么，和该怎样去信。理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怀疑和批判能力的思维，是一种应用概念特别明确的思维，是一种严格遵守形式逻辑规律的思维。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可以减少你上当的机会，避免盲目的希望和愚昧的举动，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世界、
培养理性思维与顺应理智生活
2013-09-18 11:03:27 来自: 过水忘川 (不是说好一起过年的吗)
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的评论 5 star rating5 star rating5 star rating5 star rating5 star rating 5
“应该听从内心生活，还是用理智牢牢控制自己？ 为什么下定决心后总是无法坚持到底？ 为什么不管多努力，还是觉得自己远远不够好？为什么对于过去，心中总有无限后悔和遗憾？”你想知道答案吗？
事实上，即便你读了这本书，仍然很难说得到了以上问题的答案，其实这是一个培养理性思维的过程。（这不等于否认这是本好书）
书中的20个问题，分别由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发表见解。心理学的本质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目地在于准确描述思维的实际运作方式。而哲学则是帮助你想明白应该做什么，通过了解外界与自我掌控命运。当然，真正知道应该做什么的，只有你自己。
我试图理清这本书的脉络，大概能将20个问题分类成在外部世界的追求、自我的内心世界以及外界与自我的碰撞三部分。
目标应该用过程还是用结果来表达？心理学家告诉你，不要全心全意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选择一种生存的价值观。哲学家则告诉你要了解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意义和重要性。为什么一直追赶目标，却永远是失败者？对追逐目标这件事上瘾，以至于失去成功的喜悦，而马不停蹄的投入下一场追逐中。“最好的目标是那些关注‘做’和‘成为’的目标，而不是关注‘做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应该顺应理智生活，才是最恰当的生活方式。
人的内心世界很复杂，书中提到，“每个人内心都有两个自我。”即体验自我与记忆自我，两者的区分在于时间纬度上的现在与过去。我们要谈忠于自我，潇洒的生活，就应该先弄清楚自我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如何让生活更加丰富的时候，就应该先思考我们对丰富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培养理性思考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在白驹过隙间，体验更深度的生活。不过在这点上，之于不同的人来说，我认为广度和深度是同样重要的，蹦极也未必如作者所言，“是可做可不做的”。
二元论把物质和精神剥离，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内心与外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被地位所迷惑，需要面对苦难的人生，对过去发生的事表示遗憾和后悔。是应该积极行动，还是活在内心世界中？有一段谈论意义的很有趣，“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未知，存在主义仍然冷酷地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人生只在此时此地才有意义，但没有人能保证你可以成功地创造意义，也没有人能保证当你找到意义时会感到满足。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尽力利用好所拥有的东西，意义也不例外。”还在寻找活着的意义吗？还需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吗？当下拥有的才是最大的意义。
我不知道正念认知和冥想是不是属于心理疗法。但我知道，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随时关照自己的思想，可以让意识变得有序可循。培养理性思维，顺应理智生活，善于思考，忠于自我，一定能更了解自己，能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
理性思维也靠不住了
作者: 土摩托
摘要：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够完美，政治家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做出适当的调整。
reasonable
经济学界有个“芝加哥学派”，他们相信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非常理性的，一定会做出最有利自己的决定，所以政府不应干涉个人自由，让老百姓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这个学派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不过一直有人质疑这个理论，指责其过分高估了人类的判断力。反对者中包括很多心理学家，他们通过大量研究证明，人的头脑中存在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基于本能或者直觉来做决定，其优点是反应速度快，缺点是不靠谱，经常会犯错误。另一套系统基于逻辑和思辨，也就是所谓的“理性思维”；这套系统反应速度慢，但优点是出错的概率低，比较可靠。
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是两套系统并存的，这就决定了人类不可能总是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比如大部分人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或者年轻时不存点钱老了会后悔，但有很多人就是戒不掉，或者糊里糊涂地做了“月光族”。
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变老百姓的思维习惯，教大家都用理性来做决定呢？这招也许可行，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证明，甚至连理性思维也是靠不住的。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的实验心理学家艾尔伯特·曼尼斯（Albert Mannes）教授在今年5月30日出版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出结论说人类总是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无知程度估计不足。
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上述观点，但一直缺乏可靠的证据。以前有人做过实验，让志愿者猜测某个不熟悉的事情，只要答案在10%的误差范围里都算合格。但曼尼斯认为这样的实验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很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对于出错的方向都是有偏向性的，比如某人要去赴一个重要约会，迟到比早到的危害性大得多，所以他会对路上交通情况做出更加悲观的预判。
于是，曼尼斯教授改进了实验方案。他找来一批志愿者，让他们判断历史上某一天的费城最高气温，判断对了就给予一定的奖励。第一天先不分正负，只要答案误差率在10%以内就给奖。第二天修改规则，只有判断正确或者误差不高于某个百分比的才能获奖。第三天反过来，只有判断正确或者误差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才能获奖。于是，在后两天的实验中，志愿者纷纷对自己的判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但是，这些调整都远远不够，距离最佳选择差得很远。于是曼尼斯教授得出结论说，人类存在严重的认知偏见，他们过于相信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严重低估了自己的无知程度。
理性思维的基础就是知识，如果知识都是错的，那思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理性思维都是靠不住的，那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更不可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了，芝加哥学派的根基也就不存在了。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曾经被很多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但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来自芝加哥学派的老巢——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经合写过一本名为《轻推》（Nudge）的书，指出了错误的根源。他们认为，政策的制定也是需要有科学证据的，无数证据表明，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先天障碍，所以经常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这种障碍是固化在基因里的，很难被改变，因此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学会使用“轻推”的方式来推广新政，而不是强迫老百姓改变自己的选择。
比如，他们认为通过颁布禁令或者加税等方式施政是很难获得成效的，但是如果能在不剥夺老百姓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上，通过某些巧妙的方式间接地影响民众，往往会收到奇效。举例说，199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的男性小便池底部出现了一个苍蝇的图案，结果小便池外的污渍大大减少，当年的厕所清洁费因此而减少了80%。再比如，以前很多美国民众不愿意加入退休保险计划，自从美国政府将加入的方式从填表加入改为缺省设置（只有退出才需要填表）后，这个千古难题终于被解决了。
提出这个方案的正是《轻推》一书的作者桑斯坦教授，他接受了奥巴马的邀请，担任了“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主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是这本书的拥趸，他当选后立即组建了一个“轻推部”（NudgeUnit），试图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这个部门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给每位欠税者写信，不是逼他们补税，而是告诉他们，邻居们都已经按时缴纳了税款，结果英国人的缴税率从68%提高到了83%。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辫子的确非理性者比比皆是,理性者九牛一毛. 本帖最后由 酒中仙 于 2015-7-27 10:38 编辑
没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如果再没文化，那就只有用骂街来表达自己了。就像狗，除了汪汪叫，冲上去咬一口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表达自己。
理性思维也靠不住了
作者: 土摩托
摘要：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够完美，政治家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做出适当的调整。
reasonable
经济学界有个“芝加哥学派”，他们相信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非常理性的，一定会做出最有利自己的决定，所以政府不应干涉个人自由，让老百姓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这个学派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力，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不过一直有人质疑这个理论，指责其过分高估了人类的判断力。反对者中包括很多心理学家，他们通过大量研究证明，人的头脑中存在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基于本能或者直觉来做决定，其优点是反应速度快，缺点是不靠谱，经常会犯错误。另一套系统基于逻辑和思辨，也就是所谓的“理性思维”；这套系统反应速度慢，但优点是出错的概率低，比较可靠。
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是两套系统并存的，这就决定了人类不可能总是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比如大部分人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或者年轻时不存点钱老了会后悔，但有很多人就是戒不掉，或者糊里糊涂地做了“月光族”。
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变老百姓的思维习惯，教大家都用理性来做决定呢？这招也许可行，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证明，甚至连理性思维也是靠不住的。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的实验心理学家艾尔伯特·曼尼斯（Albert Mannes）教授在今年5月30日出版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出结论说人类总是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无知程度估计不足。
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上述观点，但一直缺乏可靠的证据。以前有人做过实验，让志愿者猜测某个不熟悉的事情，只要答案在10%的误差范围里都算合格。但曼尼斯认为这样的实验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很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对于出错的方向都是有偏向性的，比如某人要去赴一个重要约会，迟到比早到的危害性大得多，所以他会对路上交通情况做出更加悲观的预判。
于是，曼尼斯教授改进了实验方案。他找来一批志愿者，让他们判断历史上某一天的费城最高气温，判断对了就给予一定的奖励。第一天先不分正负，只要答案误差率在10%以内就给奖。第二天修改规则，只有判断正确或者误差不高于某个百分比的才能获奖。第三天反过来，只有判断正确或者误差不低于某个百分比的才能获奖。于是，在后两天的实验中，志愿者纷纷对自己的判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但是，这些调整都远远不够，距离最佳选择差得很远。于是曼尼斯教授得出结论说，人类存在严重的认知偏见，他们过于相信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严重低估了自己的无知程度。
理性思维的基础就是知识，如果知识都是错的，那思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理性思维都是靠不住的，那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更不可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了，芝加哥学派的根基也就不存在了。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曾经被很多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但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来自芝加哥学派的老巢——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经合写过一本名为《轻推》（Nudge）的书，指出了错误的根源。他们认为，政策的制定也是需要有科学证据的，无数证据表明，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先天障碍，所以经常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这种障碍是固化在基因里的，很难被改变，因此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学会使用“轻推”的方式来推广新政，而不是强迫老百姓改变自己的选择。
比如，他们认为通过颁布禁令或者加税等方式施政是很难获得成效的，但是如果能在不剥夺老百姓自由选择权的基础上，通过某些巧妙的方式间接地影响民众，往往会收到奇效。举例说，199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的男性小便池底部出现了一个苍蝇的图案，结果小便池外的污渍大大减少，当年的厕所清洁费因此而减少了80%。再比如，以前很多美国民众不愿意加入退休保险计划，自从美国政府将加入的方式从填表加入改为缺省设置（只有退出才需要填表）后，这个千古难题终于被解决了。
提出这个方案的正是《轻推》一书的作者桑斯坦教授，他接受了奥巴马的邀请，担任了“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主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是这本书的拥趸，他当选后立即组建了一个“轻推部”（NudgeUnit），试图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这个部门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给每位欠税者写信，不是逼他们补税，而是告诉他们，邻居们都已经按时缴纳了税款，结果英国人的缴税率从68%提高到了83%。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纯粹理性批判》（德语：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被公认为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流传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初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再版的该书，常被称做康德的“第一批判”，并与其后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并称为康德“三大批判”。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解釋他所謂的純粹理性批判是：「我並非意味著對書本或系統的批判，而是對於普遍理性的批判，即對於所有能夠『獨立於經驗』而得出的知識。
在康德之前，我們普遍認為先天的知識必然是分析的，即意謂其斷言必然已經存在於主體中，所以是獨立於經驗的。（例如：「聰明的人是聰明的。」或是「聰明的人是個人。」） 在上述例子中，因為我們藉由分析主體而到達結論，所以這些判斷是分析的。 我們認為所有的先天判斷都是這樣的：在這樣的判斷中都找得到一個僅僅是主體之部分的斷言。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所有對於先天判斷的否定將會導致矛盾。 而因此矛盾律將足以得出所有的分析判斷。
所有的亞里斯多德主義者區別了兩種類別的判斷：
1)綜合判斷－所有奠基在統合以及將不同的經驗事實放在一起的判斷，所以這些判斷被認為是後天的。例如：「月亮的相將在天暗之後看得到。」
2)分析判斷－所有外顯地奠基在對主體之分析的判斷，而不依賴於經驗，所以被認為是先天的。例如：「一條直線是筆直的。」
康德並不完全滿意這樣的區分，並爭論說有些綜合判斷也是先天的，像是數學中的判斷。 而亞里斯多德主義者將會爭辯說這樣的判斷是分析的。
目录[隐藏]
1 康德對休謨經驗論的反對
2 先天綜合判斷
3 《纯粹理性批判》 - 内容精要
4 中译本
5 参考文献
6 外部链接
康德對休謨經驗論的反對[编辑]
在康德（1724-1804)之前，大衛·休謨(1711-1776)接受關於先天知識之理性論的一般認知。 然而，在對這個主題做了更詳盡的考察後，休謨發現有些被認為是分析的判斷其實是綜合的，特別是那些跟原因與結果有關的判斷。（即，對於主體的分析並不揭示任何斷言。） 因此它們便外顯地決定於經驗，並且是後天的。 在休謨之前，理性主義者知道結果可從原因推論而來。 康德在理性主義薰陶下成長，他深深地被休謨的經驗論所擾亂。「康德告訴我們，大衛·休謨將他從教條的睡眠中喚醒。」 康德決定要找到答案，並花了至少十二年的時間思索這個主題。 然而，康德花了四五個月的時間寫了《純粹理性批判》。 同時，康德也發表演講、從事教學。 另一方面，《純粹理性批判》包含了康德在建構整體理論期間中的許多時期的思想。
康德決定認真對待休謨對於原因及結果之原理的懷疑性結論，這激發了康德往後的工作，這些工作早已深植在康德的理性主義根基中。 對康德來說，休謨經驗論依賴於假設所有的觀念都是感性經驗的表現。 休謨發現的問題是，像是因果律這樣的基本原理並無法僅僅來自感性經驗：經驗能表明的只有一個事件規律地接續著另一個，而並非一個導致了另一個。 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六章（純粹理性的一般性問題），康德解釋休謨簡短地結束並認為綜合判斷可以得自先天。 康德的目的是找到不藉著經驗性的知識，便能導出因與果的方法。 康德拒絕分析性的方法，爭論說分析式的推理並不能告訴我們任何並非自明的東西。 並且，康德主張說綜合式的推理是必要的。 然而，這將產生新的問題—不依賴經驗性觀察的綜合知識是如何可能的—，即，先天綜合真理是如何可能的？
先天綜合判斷[编辑]
康德表示有些綜合判斷，像是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連結（即，所有的結果都有原因），在此種判斷中，分析主題並不能產生任何斷言。 康德論證在幾何學及牛頓物理中的命題，就是綜合判斷。 康德用了一個經典的例子7+5=12。 任何的分析都無法在7和5中找到12。 所以康德得到了所有的純粹數學都是綜合卻也是先天的； 數字7是七，數字5是五，且數字12是十二，然後一樣的原理可以應用到任何數字； 即是說，這是普遍且必要的。 所以對康德來說，數學是先天綜合的判斷。 這樣的結論使他詢問是否我們可以用先天綜合知識為研究形而上學奠基，因為大多從柏拉圖到康德當時的前輩們所發展出的形而上學原則， 做出的許多關於上帝及靈魂的斷言都不是自明的，而且也不能從經驗的觀察中得出(B18-24)。 對康德來說，所有的後笛卡兒形上學家都從一開始就錯了：經驗主義者錯了，因為他們斷言超越經驗是不可能的；教條主義者錯了，因為他們斷言唯有理論論證才能超越經驗。
所以康德提出了形上學之科學的新基底。 一個形而上學的科學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真是如此，根據康德，只有實踐的理性、意識的官能以及每個人都能立即了解的普遍規律，才讓瞭解事物本身成為可能。 這些導致了他對形上學最具影響力的貢獻：放棄以物體「自身」獨立於感觀經驗的方式了解世界。 他用一個思想實驗闡明這件事，對一個存在於時間及空間之外以及在理解範疇中沒有結構的客體，不可能有任何有意義的感知，像是質料以及因果律。 康德表示，雖然這樣的客體無法被感知，但我們沒有辦法指出這樣的客體是不存在的。 所以，康德說，形上學的科學不該試圖要超出可能經驗的限制，而應該試圖談論這個限制，進一步將我們理解為在思考的存在物。 人類的心靈無法超出經驗，所以無法得出終極實像的知識，因為從純粹概念到客觀的存有是不可能有直接進展的。
《纯粹理性批判》 - 内容精要[编辑]
“纯粹理性”是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批判”是指对纯粹理性进行考察。康德为本书冠以这一名称，是为弄清人类认识的来源、范围及其界限。本书分为篇幅很不相称的两部分：“先验原理论”和“先验方法论”，其中“先验原理论”为全书的关键和主体，同时也是最难于阅读的部分。
18世纪的欧洲哲学界， 认识论问题占据突出的地位，并形成了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和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两大认识论派别。康德认为认识论问题如不解决，哲学只能在歧路上徘徊。他首先批判了当时欧洲流行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唯理论，指出莱布尼茨认为不需要感觉经验，仅凭人类的理性思维便可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可以达到真理，是“独断”和荒谬的。康德坚决认为人的心灵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莱布尼茨代表的旧形而上学是虚伪的。康德同意休谟的看法，认为人类认识开始于经验。但他也批评了休谟否认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这实际上是否定科学知识。康德意识到了争论双方都有片面性，在批判双方错误的同时，也指出双方的说法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康德的观点是，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知识来自于理性。依康德的这一观点，人类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人的感官提供的后天感觉经验，这些经验是混乱零散的东西；另一个是人类头脑中先天固有的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能力。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对感官提供的后天经验进行整理，才能形成科学知识，因此人们头脑中任何一个科学知识都是这两方面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人类是如何可能有先天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及其种种结论，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康德指出，人类的理性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这两种形式先于一切经验，并且是经验形成的前提条件。康德认为，即使人的感官没有任何实际对象，“时间”和“空间”也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当人们进行认识活动时，我们体验到的外部世界就是一连串处于“时间”和“空间”形式中的过程，人们运用“先天的”思维形式对这一过程混乱零散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人们才能获得感性认识。所以只有从人类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与时间，它们不可能离开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它们属于人类的条件，是人类感知的先天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
康德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时间”与“空间”形式获得的感性认识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感性只能认识直观材料，不能算科学，还必须经过更高一级被称为“知性”的人类思维活动。而“知性”则是运用范畴、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康德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所以必须将两者联合起来，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他把“知性”自身规定为包括统一性、多数性、必然性、偶然性等12个概念或范畴，“知性”活动把这12个概念或范畴运用到直观形式所提供的感性材料中去，使这些材料具有必然联系和因果关系，才能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与“时间”和“空间”相同的是，“知性”也不从自然界中得出它的规律，而是把自己的规律加于自然界，所以正如康德所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
最后，康德指出，人类通过“知性”获得的科学知识，仅仅是对“现象界”的认识。而“现象界”中的东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要超出“现象界”的认识，进一步把“知性”的各种知识再加以“综合”、“统一”，把它们整理成无条件的，绝对完整的知识，这是人最高级的认识活动能力，叫“理性”。康德认为“理性”企图达到最完整、最高的统一体：灵魂、世界和上帝。康德把这三个统一体称为“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是“现象界”之外的，康德把它们称为“自在之物”。康德断言说，“自在之物”是超经验的，不属于人的认识范围，因而不能用“知性的概念”去认识。然而，当“理性”去追求“理念”时，却又必须运用“概念”、“范畴”去认识它们，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康德把这一矛盾称为“二律背反”。
康德举出四种这样的二律背反，各由正题和反题组成。第一种二律背反中，正题是：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就空间来说，也是有限的。反题是世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没有界限；就时间和空间双方来说，它都是无限的。第二种二律背反证明每一个复合实体既是由单纯部分组成的，又不是由单纯部分组成的。第三种正题主张因果关系有两类，一类是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另一类是依照自由律的因果关系；反题主张只有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第四种证明既有又没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利用形式逻辑的归谬法来论证“二律背反”，即事先肯定命题的反面，以此推翻对立的反命题，来证明正命题是正确的，从而证明理性要求超出“现象界”范畴，去达到最完整、无条件的“自在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至此，康德完成了他的认识论学说体系，并骄傲地声称，他在哲学界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理性是无能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认识根本达不到的，是不可知的。在人的认识所达不到的领域，应当留给宗教信仰。正如康德所说：“我发现必须否定知识，才能给信仰保留地盘。”
中译本[编辑]
1935年 胡仁源译本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7年 蓝公武译本 三联书店出版（由商务印书馆续印）
1983年 牟宗三译本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1991年 韦卓民译本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 李秋零译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 邓晓芒译本 人民出版社出版
酒中仙 发表于 2015-7-27 10:36
没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如果再没文化，那就只有用骂街来表达自己了。
对待钓鱼岛问题就是如此
没一个读过国际法专业
却都义正词严地从国际法角度说
那小岛就是我们辫子的
我学过国际法
依法理讲道理
论证那岛的确不属于辫子
结果，骂街声就扑面而来
却不能从法理上反驳我
一味地对我的人格说三道四
以默存和克生猪为代表 罗西也来谈“理性思维”？ :lol
把他发的贴都拿出来看一看。。。。 一个好例子就是把股市暴跌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恶意做空'，'恶意抛售'。一个理性的技术动作他们非要给你带上个那么感性的描绘。这种做法在中国比比皆是，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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