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黑帮与选举游戏
张彰：台湾的黑帮、桩脚与选举游戏[*]http://i.guancha.cn/authors/zhangzhang/20150213143304599.png张彰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生
发表时间：2015-02-15 08:14:11http://www.guancha.cn/images/share-mor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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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台湾高雄监狱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带头者是竹联帮尊堂高雄分会会长郑立德。这个身份一下子又将台湾黑帮的台前幕后搅了出来，媒体纷纷盘点，让这个本该神秘的组织在暴露的同时又增添了一层神秘。黑帮在台湾一直是个独特存在，其历史踪迹、与政党的关系、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两岸“源文化”，也许会让你一改对台湾“小清新”的刻板印象。读台湾黑帮，也是在读真实的台湾社会。从戒严到解严：威权生态下的“黑帮”概念事情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进行了一整套党制改革，在日据时期和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基础上，努力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使台湾一度成为不少学者眼中“列宁主义威权体制”的一个样本。亨廷顿在《第三波浪潮》中这么定义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党制：“一党体制是由十月革命创立的或是由苏联强加的，通常包括共产党国家加上台湾和墨西哥。”1950年起，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改造计划，其目标是：“建立普遍深入群众的组织，使社会每个角落都有党的组织，以掌握大多数的群众，一方面可以因深入渗透而监控群众，一方面则籍此吸收群众成为支持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个目标部分来自从与中共交手中吸取教训的蒋介石本人，部分来自其子蒋经国。蒋经国旅苏十年，对苏联体制熟悉得紧，由他着手实在是法国厨子做红酒烩牛肉——得心应手。日本学者若林正丈说：“……几乎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列宁主义统治机构中的权力组织的实际分配运作情形。拥有一个精通此务的长男，是战后败北的蒋介石的一大资产。”上层的体制改造包括把在大陆实行的“戒严法”搬至台湾，以“行政院”令的形式沿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国家总动员法》。这样一套严格的戒严体制在台湾实行了38年。加上蒋介石修宪当上“万年国代”，台湾上层政治是基本稳定的，直到1975年蒋介石逝世。而下层，在蒋经国的努力下，到五十年代中期，乡镇一级都设立了国民党党支部，在社会团体——如地方农会中，国民党员占有垄断性的优势。另外，军队也第一次建立了总政治部和政工系统。同时，推行本土化，力图稳固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至少有三种因素阻碍了国民党扩展其基层动员能力。第一是“民主宪政”、“地方自治”等孙中山政治理念遗产；第二是冷战中美国的干预—美国不乐于见到岛链中台湾成为潜在的薄弱一环；第三是省籍纷争，外省人和本省人在文化、地区组织等方面的差异，给国民党的推进造成麻烦，使之无法将党组织深入到各个基层，以实现在其他列宁主义国家常见的基层“原子化”。因此退而求其次，将代表地区利益的社团、角头组织等纳入体制内部，在地方推行“体制内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以有限的派系政治为其表现。但结果是，在推行本土化政策后，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化程度不降反升。随着解严、党禁以及强人政治的结束，国民党内部很快出现了派系之争，导火索就是关于本土化路线的分歧。事实上在本土化过程中，国民党在基层本省人中的号召力并没有提升，省籍造成的敌对也一直没有消失。黑帮可以作为一个例子。http://i.guancha.cn/news/2015/02/15/20150213144246752.jpg高雄监狱人质事件发生时，“白狼”张安乐曾应邀去监狱外岛内黑道与政治：“一片玫瑰忍字衣”“黑道”与政治密不可分，以至于要对不同阶段“黑道”的发展下定义，离不开分析各个时期黑道与政治的关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赵永茂将黑道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社会性帮会（1945-1960），经济型帮会（1961-1975），政治性帮会（1976-至今）。早期的帮会类似互助组织，一个地区的外省人联合起来，免受本省人的欺负。而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这些社团不断渗透进地下经济，寻求跨区域的发展。这一时期各个帮派蓬勃发展，最终竹联帮和四海帮发展壮大。这两个帮派都是外省人组建的，最初的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是外省第二代学生组织的暴力社团。在60年代，吞并其他眷村帮派势力，将帮派做大。1970年，竹联帮前帮主“旱鸭子”陈启礼（最早的竹联帮堂口分为狮、虎、豹、凤、鸭）指使手下公然在警察面前捅死携款外逃的“赌博郎中”陈仁。随后陈启礼入狱。六七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社团的态度颇为强硬，四海帮也遭到过压制，但到了80年代，态度就暧昧起来。据陈启礼自述，七十年代时他曾一度退出帮会，但是到1980年又复出担任帮主，因为有一些情治机关拜托他为“国家”“做一点事”：“如果（党外）政治人物或台湾独立人士要挑起暴动而且聚集地方流氓，我们可以事先得知，以便政府防范。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发展了竹联帮，使它成为台湾第一大帮，实力凌驾任何其他的帮派。”陈启礼复出以后制造了“江南案”。江南是美籍台湾作家，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因为里面透露了对蒋氏父子不利的内幕，惹怒了国民党当局，所以派黑帮将他杀害。但因江南是美国公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导致此事曝光。但这段蜜月期并不长。1984年“一清运动”中，一千多名黑帮分子被捕入狱。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方式，显示了国民党政府列宁主义的底色，也让帮派们意识到政府的不可靠。但很快，台湾的民主进程猝然加速，地方选举重开，公共工程公开招标，不断上马，让帮派们又找到了再就业之路。1990年政府推动“八兆公共工程计划”，让竹联帮赚的盆满钵满，工程弊案频出。90年代晚期，台湾媒体先后揭发出野柳隧道工程案、十八标案、四汴头抽水站案、台湾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案等“黑金工程”。其中既有“白道绑标”，即“民意代表”积极游说有关预算案的通过，又有“黑道围标”，用暴力威胁的办法“劝退”其他的投标者。与之相比，本省人的帮派多为地方组织，他们不愿意招纳外地成员，也不愿意跨地区行事，如万华之芳明馆、花莲的沟仔尾帮、被竹联帮打败的牛埔帮。他们的地缘性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本土人际网络的威力。在国民党推进的土地改革中，大量地主被改造成小企业主，他们在六七十年代逐渐成长为本省人中的中产阶级。当时这些人不多，“大约8.5万人左右”。70年代，台湾中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增长很快，到1979年已从1968年的13.7万人增加到26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占当年就业人口的4%；1988年更增加到33万人，占就业人口的4.2%。1987年戒严解除之后，中产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这些人中，按照后来赵永茂对台湾地下经济的估计，大约三分之一与黑社会有关。依照一位台湾人类学者的调查笔记，“地方黑道大致分为三类：上焉者是H这种以开赌场为生的‘正派黑道’，这一类的内部也有分级，像H据说是‘最高尚’的，他的收入从赌场、电玩、弹子店等等而来，但绝对不在自己村内开设这些场所，也拒绝别的黑道进入A村营业。中焉者则包括所谓‘做黄的’，就是经营色情行业，以及卖毒贩毒者。而民间公认为最下等的黑道，则是靠恐吓店家摊贩、收保护费为生。各类黑道之间经常相互制衡，H不但抵挡外来赌场，也守护着该村的市场与夜市，让第三类黑道无法进来收取保护费。”他们往往极端维护地方权益，比如这里提到的H，在抵制污染企业落户本地的环保运动中，他是出力最多的一位。正因为这种情况，地方精英比政客在地方要有面子的多。他们因此有了充当桩脚（中介）的资质。一位民进党县议员的助理这么概括桩脚的作用：“候选人基本上得依赖桩脚赢得选举，假如你没有桩脚，一定不会当选。选民并不是喜欢特定候选人，而是给桩脚面子。”一位资深记者也说，“票通常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特定的桩脚。”桩脚，除了行政基层组织中的现任或卸任的村里长，或乡镇农会的农会代表与乡镇代表外，还包括各类社团负责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委或委员、中小企业主、各行业公会理事长、家长会长、宗亲会理事长，也包括了地方上的黑道兄弟。他们通过买票、流水席宴客等方式，确保候选人的票源，如果需要，也不排除暴力手段。对于普通本省民众来说，他们对从戒严时期延续下来的政治叙事并没有兴趣，他们更相信本地人的“人情”，实际上，他们就是管桩脚的流水宴和礼品叫“做人情”。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并没有强到足以撼动这套民间逻辑，有学者估计，到90年代，国民党号称的280万党员，其中的核心玩家（Core Player）不到170万，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党支部处于闲置状态。从中可以看出合法性和认同基础在悄然发生变化。http://i.guancha.cn/news/2015/02/15/20150213144417332.jpg台湾黑帮老大葬礼现场
充斥着娘娘腔和小孬孬的台湾，居然有此等硬汉。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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