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背信弃义的政治报复性屠杀
背信弃义的政治报复性屠杀——驳所谓“建国初期镇反必要”的谬论
严家伟
在毛泽东死亡、邓小平复出后，为了扳倒以华国锋、汪东兴等为代表的“凡是派”，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不得不小心翼翼而有限度地暴露出一些毛年代大搞政治运动的罪恶。但主要集中在“文革”时期，以证明他们这些“走资派”的“清白”。而对文革以前，特别是中共夺鼎掌权初期，诸如血腥暴力的“土改”，滥杀无辜的“镇反”等杀人如麻的政治运动。则基本采取三缄其口，避而不淡的“策略”。邓小平死后，江、胡两代，由于他们与文革或“走资”均关系不大，故对毛年代的历史及毛本人都采取极力谈化，避免触及的态度。
在习近平先生执掌大权后，这位被人称为“太子党”的“红二代”不但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不可“相互否定”的高论。更把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的毛年代某些口号，诸如“整风运动”、“群众路线”、“学雷锋”、“学焦裕禄”等等又重新打扮一番高调予以推出。于是毛年代产生的那些血腥罪行，欺骗作假，政治笑话似乎一下子又从臭狗屎变成了香馍馍。而自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六十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说得文雅点就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得粗俗点，就叫“上面放个屁，下面跑断气”。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批“工具知识份子”更是善于揣摩“上面”的意图，迎合“上面”的口味写出一些捧“上”颂“圣”的大块文章。于是不但有已成了美国公民、仍胸怀“祖国”，不忘党恩的王希哲，马悲鸣之流出来为文革、为六.四、为三年大饥荒翻案。现在又出了个原系中共副部长之子，因向国外投稿被中共以“煽动颠覆”罪判刑，经“劳动改造”已“弃恶从善”近日更宣称“要站在当时共产党的立场上”为党说话的王小宁，撰文声称《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以下简称“王文”）。我之所以将这些人称为“工具知识份子”是因为这类人并非没有知识，他们有知识，但缺良知，缺社会责任感。故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用自已的知识去讨好当局“货于帝王家”。知识，只是这号人投靠权贵的工具----敲门砖而已。这固然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但这篇奇文对现在许多不了解那个年代真实情况的中、青年人来说，却有极大的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蛊惑作用，必须予以澄清。
据“王文”称他之所以认为“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要的”，是因为他读了铁流先生的《成都镇压反革命亲历记》这篇文章而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这个1950年才出生的王小宁根本既未参加、更未详考过那场所谓的“镇反运动”。而是全凭“耳食之言”道听途说，便认为“建国初期，在全国，特别是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了疯狂的武装暴动、暗杀、破坏等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对此共产党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又说“如果不坚决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出现更多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共产党政权就要垮台。只有坚决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抓捕、关押、枪毙反革命分子，才能保住新生政权”。作为亲历了那场运动的笔者，完全明白事情根本不是王小宁所说的那样。
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中共军队就已完全占领了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地区。国、共内战至此已告结束。中华民国的国军，除己撤退至台澎金马外，留在大陆的都已被消灭或投降。而在1950年的上半年，只在四川等少数偏远地区，还存在零星的武装抵抗，这就是王小宁所谓的“武装暴动”。六月份以后根本不存在任何稍具规模的武装对抗了。至于王小宁所谓的“暗杀，破坏”那只是极个别的个案或个人行为。属于社会治安问题，根本不关什么中共“新生政权”的存亡了。
1950年6月25日北韩金日成在斯大林嗾使下悍然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10月毛泽东为讨好苏联更一意孤行卷入韩战对抗联合国军。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兹不赘。而所谓的镇反运动正是从这以后才大规模的大开杀戒。1950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起，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方法，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于是一场大杀、滥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此正式登场。一直大抓、大杀到1951年10月才基本停止。所以这根本不是“王文”中所谓的什么要“保住新生政权”。这时中共政权早己巩固，留在大陆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早已是诚惶诚恐，规规矩矩的臣服了，更没有什么武装暴动。所以什么镇反“完全必要”纯粹是为乱杀人找的无耻借口。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中共1949年4月25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公布的所谓“约法八章”中第五条曾信誓旦旦承诺：“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是在1950年底开始的这场“镇反”中，原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哪怕你规规矩矩，不但大量的被侮辱，被逮捕，关押，更大批遭杀害。甚至把人当成存栏的牲畜一样由中共中央规定杀掉占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的“屠杀指标”，真是千古未闻之奇事！而下面“宁左勿右”为邀功请赏，实际早已“超额完成”甚至超过千分之二了。如此荒唐，如此恐怖，如此无耻，实亘古未有。
笔者是成都市人。“王文”引用铁流文章中所提到的几个人，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例如徐子昌，他家与我家只隔两条街，此人还是我父亲“点头之交”的朋友。一次父亲在一个宴会上还叫我喊他徐叔。“解放”后，他根本没参加什么“暴动”但因他在国民政府当过官，又与孙震将军同台竞选过国大代表（相当于现在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结果便杀了。你那“约法八章”中的承诺算话吗？再说我亲历的1951年大约4月的一天我当时是七中的学生，当天全校停课去人民公园参加一个公判会。在这个会上共判了三十多人，死刑占了将近一半。就没有一个是什么参加了“武装暴动”的。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第一位被拉出来“公审”的名叫张君迈，与中国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只一字之差，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张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务”。此君所谓的“罪”，就是说他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骂了中共。这位张君迈先生，年龄约三十多岁，相貌英俊儒雅，书生气十足，但至死意气昂扬，面不改色。张先生就为几篇文章便被杀害了。真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而王小宁先生也曾因写文章被中共判刑，不知王先生是否认为张君迈被杀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位叫许绍谦，“罪名”是“不法地主造谣煽动”。此人已60多岁了，老态龙钟。一口一个“请求政府宽大”。他究竟说造了什么谣呢？从揭露出来的看，最“严重”的一条，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居民小组的一个积极份子指称的：有一天两人在一起看报时，许绍谦对这个积极分子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总司令了，此人厉害啊，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还只是个“可能会爆发”吗？“厉不厉害”，谁都可以自已作出评价。就为这点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执行。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竟然会威胁你的“新生政权”了！这难道又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成都拉着死囚去刑场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位于青龙街，与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只一街之隔。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聲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隔不了几天就在杀人，一次杀二、三十人算是“小莱一碟”。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有时没地方贴了，只好布告上重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些被杀害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参加什么“武装暴动”要想推翻“新生政权”。共军一来（即所谓解放后）人家就老老实当顺民了。但你过去当过国民政府的官，这叫“历史罪恶”，还专门为此造了个新词叫“历史反革命”，必须关（劳改）、管（管制）、杀。所以这是十足的政治报复，而且是与其“约法八章”相悖的、背信弃义的政治报复。根本不是什么“完全必要的”。
其实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应该说还比较稍微“好”一点。再看那些小县城，特别是农村。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连长以上的、警长以上的，或科长以上的，当过宪兵的，“解放”后再规矩老实，不杀也得劳改或管制。当过营长、团长的便很难活命了。当过保长（最多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半数以上被杀，其余的劳改；保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民兵连长）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被杀害。甚至抗日的远征军、青年军的军官将士，也照杀不误。因为不这样滥杀无辜，怎么完得成“上面”下达的杀掉占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的“反革命份子”的“任务指标”呢?何况人家还想“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挣个好表现，以求升官。世界上竟有如此丧尽天良无耻的事！现在又被无耻文人王小宁之流说成如此滥杀无辜是为了“保住新生政权”，是“完全必要的”。真不知他们是在比天良丧尽，还是在比谁更无耻？！
不过也有个怪现象，那就是在所谓镇反运动中官越大，反而越不会被杀了。各地师长以上被杀的就比较少了，军长以上则更少，而只判刑劳改。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也只判刑。成都市长冷寅东（又名冷薰南）不但没被杀、被关，还当了中共的政协委员。“王文”中描述冷寅冬，“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最后慷慨就义，以证明“镇反”完全必要。纯系胡编乱造，根本没这回事。不但是笔者亲眼所见，而且你只消登录中共半官方网站“百度”一“搜索”便知。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只“杀小”呢？因为杀一个国民政府的省主席，军长，兵团司令，立即就会引起台湾及外国注意，这就不利于他们今后再去“统战”还留在国外或台湾的国民党人。比如李宗仁，翁文灏这些人就不会回大陆了。而大杀那些保长，连长，营长……一类无名小卒，则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既引不起国外震动，却可震慑国内草民。中共的“镇反”运动，其本来用意，一是对政敌的血腥报复，二是靠杀人立威以吓唬民众，以巩固其一党专权的独裁统治。但同时要尽量顾及到不因此对台湾国民党人的分化、瓦解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以便继续用“约法八章”中那些漂亮的说辞去“争取”台湾还未归顺的国民党人。说得好听点，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说得难听点，这就叫作：既要作“性服务工作者”，又要当“三八红旗手”！
毛泽东是这号人，王小宁同样是这号人！
2014年4月4日完稿
（稿系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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