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搅局令中东无解，不如让他们自治
美国和其他强国应该让中东根据国家主权和《联合国宪章》自治（governitself）了。美国正在考虑新一轮伊拉克军事行动和叙利亚干预，眼下它应该认识到两大基本事实。首先，美国的干预在过去十年里耗费了数万亿美元和数千条人命，却一直在动摇中东，给受影响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其次，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等——有动力也有办法达成互相妥协。让它们无法达成妥协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如俄罗斯）会代表它们带来决定性胜利。
美国对中东的每一次干预，都打着民主的口号。
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当时的列强英国和法国根据它们控制中东石油、地缘政治和至亚洲运输线路的需要划分新的国家。它们的猜忌——体现于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中——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破坏性外部干预。随后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它对待中东的方式并未改变，鲁莽地扶持、颠覆、贿赂或操纵地区各国政府，每一次都打着民主的口号。
比如，1951年，在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伊朗总理不到两年的摩萨德（MohammadMossadegh）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nglo- IranianOilCompany）实施了国有化，结果美国和英国通过秘密特工颠覆了摩萨德，扶持了一个拙劣、暴力、极权的巴拉维（ShahRezaPahlav）。毫不奇怪，1979年推翻巴拉维的伊斯兰革命掀起了一股致命的反美旋风。但是，美国并没有寻求重建外交关系，而是在 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与伊朗的八年战争中支持了萨达姆。
伊拉克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并不比伊朗融洽。一战后，英国残酷地建立了顺从的伊拉克国，支持逊尼派精英控制占多数的什叶派人口。20世纪20年代石油被发现后，英国又控制了仅有的几个油田，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在美国的支持下，1968年复兴党（Ba'athParty）和萨达姆通过政变问鼎权力。但是，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美国又把枪口对准了他，并且越来越深地干预伊拉克政治，包括发动两场战争、制裁伊拉克政府、2003年推翻萨达姆以及反复尝试（如这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扶持它认为可接受的政府。
结果造成了彻头彻尾的灾难：外部势力煽风点火的持续内战破坏了经济，大大打击了生活水平，伊拉克社会功能被彻底摧毁。1990年以来，数十万伊拉克人死于暴力。
在一战后的几十年里，叙利亚一直由法国主宰，随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与美国和欧洲保持着时冷时热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削弱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从2011年开始更是试图推翻他，主要方式是通过代理战争破坏伊朗对叙利亚的影响。结果是叙利亚人民都灾难。巴沙尔仍在掌权，但190,000多叙利亚人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所支持的暴乱（针对俄罗斯和伊朗所支持的巴沙尔）失去了生命，更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据说一些美国官员现在正在考虑与巴沙尔结盟与伊斯兰国进行军事对抗，而后者的崛起正是拜美国所支持的暴乱所赐。
在经历了几十年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其他外部势力自私并且通常是秘密的干预后，该地区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建立在腐败、宗派政治和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但每当新的中东危机爆发时--最新的例子是伊斯兰国的狂飙突进--美国就会再次干预，或者是改变政府（如刚刚在伊拉克所导演的），或者是发动新一轮轰炸袭击。幕后交易和暴力仍是日常规则。
专家们说，阿拉伯人没有能力管理民主。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友根本不喜欢阿拉伯民主的结果——通常产生民族主义、反以色列、伊斯兰教的政府，并对美国石油利益构成威胁。当选举形势向这方面发展时，美国就会无视选举结果（比如，2006年哈马斯赢得加沙民选大胜时就是如此）。
美国无法结束中东的暴力循环。利比亚、加沙、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破坏需要在该地区内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而不是由外部强加。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提供一个国际框架让主要大国写上，取消后果严重的经济制裁，并遵守该地区各国政府和各派系之间自身达成的政治协议。
伊朗、土耳其、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其他邻国十分了解彼此——这是2,000多年贸易和战争史的结果——足以自力更生走出残局，不需要劳烦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的其他前殖民国家。中东各国有着共同利益切断伊斯兰国等极端暴力组织的武器、资金和媒体关注。它们也有着共同利益让石油流向世界市场，并获得其中的大部分收入。
我并不是说美国和其他强国一走了之就万事大吉。中东地区存在着大量的仇恨、腐败和武器，足以在多年时间里让该地区处于危机状态。没有人可以期待很快就会出现稳定的民主。
但只要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继续在中东搅局，就无法形成持久的解决方案。一战爆发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殖民主义行为必须结束。中东需要自治的机会，并且这一机会应该得到《联合国宪章》而不是某个超级大国的保护和支持。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D.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他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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