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六四时北京三轮车夫给我上了一课
纽时:六四时北京三轮车夫给我上了一课http://www.creaders.net2014-05-26 11:37:29纽约时报 纪思道
六四期间，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伤者。Manuel Cenet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永志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上，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25年前的春天，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数百万抗议者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反对腐败。我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在中国生活。那场运动令人难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织了勇气和向往。
抗议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
迄今为止，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在推搡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转过身，再三呼喊，“谢谢你们，公安！”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捡拾在混乱中丢失的鞋子，并把它们交还给相应的学生或警察。
抗议学生占领了北京中心地带好几个星期。然后，6月3日晚，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当时他不过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部队开始进城时，我跳上了自行车，飞快地朝天安门广场冲去。在那里，成群的市民涌到了街上，试图保护抗议学生。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勇特别令我感动，因为在那个春天，我非常频繁地听人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官员。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名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他把那个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拼命朝我们骑回来。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他看到了我，见我是外国人，便突然转过来，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让我能够见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不过大意是，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当然，他不能很好说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有一次，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一名中国大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深感震惊；原来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那位人力车夫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
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就当年的一场大屠杀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诉求将会提高。从波兰到韩国，世界各地的诸多民主运动我都曾经报道过。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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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two 发表于 2011-6-3 10:56
前天，近6年未回来探亲的大哥飞回来了。大哥在加拿大混迹多年，从替人涮盘子洗碗开始，到现在多伦多拥有一个小有规模的超市，日子总算混出头了。因此也才有空隙回国探亲。再过几小时就是6月4日了。6月4日有些特别，22年前，风华正茂的大哥在北大读大三，当年那场不堪回首的风波顺理成章把他也裹挟其中。当时我正在老家小城市读初二，黄毛丫头，虽尚不太懂事，但那些天我总能感觉周围氛围一丝丝的诡异。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一群群的人，很混乱，我是女生，不好看热闹，也没放在心上。我看到邻家那个老到市政府大院上访的黄老二一天比一天兴奋，说就是要闹闹了，现在都没什么王法了，举报人贪污还受到打击。再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骇人的场面，一个解放军被人吊起来的画面让我做了一场恶梦。在一中教书的爸爸妈妈也看到了这个画面，我分明感觉到他们情绪的变化，嘴里老是说“胡闹胡闹”，并焦燥不安起来。终于有一天，爸爸对妈妈说：“快让涛娃子回来，让事情平静下来了再让他返校”。涛娃子是我哥的小名。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与观察，我大体感觉到是什么事情了。并为大哥担心起来。大哥没有回来，回信说他长大了，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能够照顾好自己，让家人不要担心。我们学校高三年级有个二混子，是那种社会不良习气比较严重的那种，听说到北京不要路费，纠结了几个哥们拿着几根细铁棍，说是要到北京参加进步。后来听说也加入了游行。但他在一次活动途中乘乱抢一个老头的背包，被关了好几天，他交待说当时只想弄点“银子”下馆子。后来学校老师和家长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接回家。后来，哥哥回来了，还带了一个穿花裙子的文静姐姐和几个大哥哥。我知道，那个姐姐肯定是哥哥给家中信里说的女朋友。那几个大哥哥人比较活泼，晚上常在我家院子里打朴克，更多的时候听他们情绪激昂的说着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事情。三天之后，他们在爸爸妈妈面前保证说不会做失去理智的事情后，他们一些又返回了北京。终于听说哥哥和他的三个同学也关了看守所。爸爸着急成了热锅蚂蚁，妈妈几乎哭成了泪人儿，我也没多少心思学习了。原来大哥他们在那边和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肢体碰撞。后来在大学老师的援助下也出来了。后来听大哥大学同学“眼镜”说，大哥出来后很不服气，执意还要上街，但当了解到当时冲突的真实原因后很是黯然。原来他和同学被人利用了，当时有个学生干部模样在背后挑畔一个血气方刚的警察，在人家帽子上倒墨水，被人家发现并理论，那位同学故意摔倒受伤，引起混乱。事后，那个学生干部以此炫耀经验。大哥是个眼中揉不得沙子的人，听了这些真相后，再也没有什么“进步”的兴趣了。真正回家休学。爸妈倒是省心不少了。小城市什么事都来得慢，也退的快。事情慢慢过去了，但大哥毕业分配却受到了影响。因为进过看守所，所以更别指望有什么好工作。被分到一个小县城当老师。大哥很灰心很郁闷，于是辗转到了加拿大。不过，一切都成为过去，大哥因64出国，因出国打拼小有所成。回来的大哥笑谈说，败也64，成也64，64对他算是扯平了。我的所谓的“64”经历让我后来有兴趣了解了更多64故事与真相。总体上我认为，64是没有必要的发生的故事，特别是到后来，学运变成了某些仇华势力的工具，同最令人不齿的“法轮功”、疆独、藏独等同流合污，没有了最初朴实的信念，为了所谓的“理想”，失去了学人最看重的操守格调，不择手段去实现“理想”，这是有美好初衷的当年学子们所不愿看到的。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学运领袖王丹曾接受台湾前小丑“总统”陈水扁的政治献金，更是让学运最后一丝光环在我心中褪去。这些天陪哥嫂及侄儿在北京、大连、上海转了转，他们连说国家变化真是大。64对我及后来的年轻人思想上影响早已没多少痕迹了。看着不再是当年毛头小子的大哥，我真问问他：假如没有64，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否很糟糕？假如没有64，我们与发达国家是否差距会更小？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如果没有那场没有赢家的风波，也许国家进步的更快，华夏子孙之间心灵的芥蒂肯定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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